从蔡国庆到网红顶流：算法时代，谁在重新定义“明星”？

当保姆隔着车窗认出蔡国庆却几乎认不出雇主宋丹丹时，她展现的是磁带时代的典型认知逻辑——旋律比面孔更容易穿透生活。今天，同样的场景或许会反转，算法可能会让一个从未看过电视节目的Z世代，比他们的父母更熟悉某位短视频网红的每一个表情包。这种“名气错位”背后，藏着的是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媒介革命。

媒介考古学告诉我们，每一个技术时代的断裂处，都孕育着新的文化形态。从电视广播到短视频社交，从“广而泛”的集体记忆到“窄而深”的算法茧房，明星生产机制正在被重新编码，而我们对“成名”的理解也随之重构。

认知渠道的演变：从全民记忆到圈层共鸣

在磁带和广播主导的年代，认知明星的路径简单而统一。春晚曾经是真正的全民造星机器，1983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以现场直播形式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整合了歌舞、相声、诗朗诵、黄梅戏、京剧、魔术、杂技、武术等多种表演形式，开始逐渐形成内容丰富、格调鲜明、形式多样、气氛热烈的艺术特色。费翔1987年在春晚上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而风靡全国，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宋丹丹等人的作品聚焦市井人情、社会热点，在幽默诙谐中折射时代风貌。

那时候的明星认知遵循着格伯纳提出的培养理论逻辑。大众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具有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正在出现很大偏差，而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电视画面上出现越多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人们就会觉得现实社会越危险，同理，电视上反复出现的明星面孔，会被人们认为是“大明星”的社会共识。

算法的介入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今日头条就是通过不同用户的浏览偏好与社交关系等多重数据，利用算法推送机制为不同用户推送个性化新闻而在新闻媒体中脱颖而出的。个性化的算法推送机制以海量数据为分析基础，凭借互联网平台，利用多元化用户需求，挖掘出更多用户个人信息，通过数据分析，能呈现出用户行为和喜好的潜在规律，进而对用户的偏好做出预测。当算法推送机制将预测信息分发时，只要用户对其点击浏览，算法就会进行再次记录，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精确的预测和判断。

短视频平台的造星逻辑更加垂直。短剧演员逐渐迈入主流视野，短国的造星策略也在逐步明确和升级。尤其是依托短剧的时效性和新鲜感，以与时俱进的题材和内容，塑造演员身上更细化的人设。短剧向来是题材和人设放飞的天堂，这也给演员们提供了更多的戏路人设选择。比如刘萧旭稳坐“人夫感”人设，王小亿则对应“清冷大女主”人设。即使同属霸总、型男，不同演员也有不同赛道，像张翅属于疯批病娇男，王培延是窝囊的纨绔少爷，马小宇则是笨蛋帅哥。

“知名度”的内涵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家喻户晓不再是成名的唯一标准，圈层内的深度共鸣可能比泛泛的全民认知更有商业价值。一个在小红书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可能在主流媒体上几乎无人知晓，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特定人群中的“大明星”。

“真实感”的幻觉：从距离美学到人设沉浸

传统媒体时代有一套独特的“距离美学”。张国荣、迈克尔·杰克逊这些经典明星，他们的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保持着明显的界限。观众通过影视角色、采访看到一个专业化的形象，这种距离感反而强化了明星的神秘光环，人们仰视他们，却很少觉得自己真的“认识”他们。

电视培养理论早就揭示了这种机制。电视拥有最多的受众，每天的接触时间最长；不需要接触印刷媒介所必需的识字能力；电视把视听觉手段结合在一起，拥有强烈的目击感、现场感和冲击力；现代人从幼年时代就与电视生活在一起，很难把“电视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加以区别；电视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分。

社交媒体时代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追求极致的“真实幻觉”。明星们开始以「活人感」和更明确兴趣标签在新社区活跃，更多围绕单个艺人展开的定制节目，明星个人IP的打造已经成为一种显性趋势。对个人IP的打造，包含着大众对真实、个性艺人形象的消费需求，是跳出B端市场波动，对明星独立商业价值进一步开发的前提，同时也获得了短视频、直播、笔记等新媒介的支持。

人设工业体系应运而生。人物设定，简称“人设”，原指动漫、游戏等二次元作品中角色外形、性格特征的设定，现多指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塑造的公众形象，如“学霸”“女神”等标签，属于新媒体营销手段。点开网络短视频平台，会发现不少明星网红账号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他们大多主打妆容颜值、唱歌跳舞、搞笑幽默等特点，每推出一个短视频作品，都严格符合账号调性，也就是常说的“符合人设”。而特定的“人设”也吸引着特定的粉丝群体，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现象。

讽刺的是，这种“真实感”往往是最精心的表演。一些互联网内容平台，利用“人设”打造明星网红、吸引粉丝并进行流量变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双11”等重要消费节点，有着讨喜“人设”的明星网红，动辄“带货”上千万元，这既证明了粉丝经济的巨大潜力，也说明“人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甚至有人说，要想在短视频、社交网站走红，就必须预先设计好“人设”。

然而，健康的粉丝经济应当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正确的商业逻辑也需要与正确的价值导向相结合。“人设”终究是人为设定，如果名实不副、德不配位，形象则可能“逆转”。近年来明星网红“人设崩塌”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某“人设”为“学霸”的男明星学历造假事件、某标榜自己才华多样的明星露馅事件、“网红带货”中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调查中显示，超过半数粉丝表示追星是为了视其为榜样，向其学习，如果明星网红的“人设”有其名而无其实，则不仅会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更会对粉丝群体形成负面的价值导向。

权力关系的转移：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塑造

在传统媒体时代，观众的角色相对被动。他们通过收视率、票房间接影响明星的职业生涯，但明星形象的生产权牢牢掌握在经纪公司、电视台等专业机构手中。1983年央视春晚第一次以直播的形式呈现给电视观众时，观众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点播想看的节目，经接线员汇总后，演员会在现场表演观众呼声最高的节目。虽然仅有四部电话，但观众切实对节目的内容产生了影响力。另一个观众参与的方式是寄信猜春晚现场主持人出的字谜。由于当时通讯技术的限制，能够即时参与节目的电视观众数量和互动形式都极为有限，公众互动参与还处在早期阶段。

算法时代彻底颠覆了这种单向结构。互联网对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突破让观众不满足于对节目的单向输出，从“受众”开始转变为多角色的“用户”。用户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直接参与明星形象的建构，甚至能引发舆论风暴改变明星的职业生涯轨迹。

这种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是明星生态从“机构垄断”转向“用户共谋”。在一些互联网内容平台，利用“人设”打造明星网红、吸引粉丝并进行流量变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商业模式。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明星有了直接触达用户的渠道，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早期的明星微博是其中代表，用户保留了论坛、博客时期用文字分享个人生活和心情感受的习惯，那英、杨幂等人的直率发言如今被制成表情包广泛流传。140字的博文长度限制下，一些表达幽默的人被叫作「段子手」。

短视频平台更是将这种互动推向极致。短剧演员有了自己的团队，在各个平台积极营业，并且始终坚持“活人感”模式，用碎片化的时间分享日常。李子柒时隔三年后归来仍然保持着“顶流”地位：复出更新3小时内点赞量破百万量级，抖音日涨粉350万，单条视频播放量过亿。这一成就，正是归功于她对视频细节的精雕细琢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用心传递。

粉丝打榜文化、举报机制等新型互动方式，让用户可以“一夜造星”也能“瞬间崩塌”。网红的成功离不开与观众之间深层次的情绪连接和价值共鸣。例如，治好了千万网友“平凡羞耻症”的于文亮，通过粗糙真实、简单快乐的内容，传递出一种“接纳自我”的价值观念，给予无数普通人记录和分享的勇气。正是通过真诚的内容和互动，他们才能与观众建立深度情感连接，成为特定社会情绪的“代言人”。

综合讨论：名气错位中的文化隐喻

从电视广播到短视频，明星生产机制的核心差异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认知渠道从中心化传播转向分布式算法；真实性建构从角色隔离转向人设沉浸；权力关系从机构主导转向用户参与。

这种转变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技术看似让“成名”变得更加民主——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一条短视频走红。然而，算法推送机制实质上是新闻信息的“把关人”，能对所有新闻进行筛选分类，让新闻信息与社会关系得以联结，发挥出大众传媒的环境检测职能。但是随着算法的发展，媒介信息同质化愈发严重，大众新闻视野被严重固化，加重了信息茧房效应，用户获取兴趣圈层以外的信息会愈发艰难。

桑斯坦提出的“信息茧房”概念认为，符合受众口味的信息会像蚕茧一样把受众长久束缚在茧房中，对外界消息置若罔闻。其实，大众出现信息茧房效应不能归根于大数据运算，霍夫兰提出的“个人差异论”中提到：人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具有选择性和注意性特征。所以信息筛选和接收其实都是个人需求、习惯、价值观、社会地位所造就的结果，信息茧房是受用户自身对信息选择和注意而产生的效应。

明星作为文化符号，其变迁轨迹映射着社会集体心理的演变。在过去，明星是专业主义的象征，代表着一种需要仰望的卓越。在今天，明星可能更像一面镜子，反射着普通人的欲望、焦虑和幻想。李子柒让广大网友认同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正是因为她实现了人设形象的情境性认同，完成了受众的心理期待。

距离感的偶像还是触手可及的陪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对不同媒介生态和文化偏好的选择。我们或许不再追问哪种明星更值得崇拜，而应思考：在技术重新定义连接方式的时代，我们如何在与“明星”的互动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当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想看什么，当人设工业精心设计着每一份“真实”，理解媒介考古学的现实意义或许就在于，意识到技术是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情感连接与文化记忆。

在磁带时代，宋丹丹的保姆通过旋律认识蔡国庆；在算法时代，我们可能通过标签认识从未看过作品的“明星”。媒介在变，但人类对偶像的渴望或许从未改变。真正的不同在于，今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也有了更多需要警惕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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