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娜扎前经纪人李登科直播揭秘，顶流皆是资本提线木偶，圈内压力巨大，少数抗争成功，多数只能身不由己

资深经纪人李登科在2026年3月23日的直播中，直接把标题打成了“内娱完了”。 这位带过古力娜扎、宋威龙等艺人的圈内人，对着镜头说出了那句炸翻全网的话：“在娱乐圈很累，很多顶流都是被资本把控的提线木偶，有少数能抗争成功，但大多数都不行，最后被逼疯了，很可怜，很凄惨。 ”十年经纪人生涯，他选择彻底离开这个行业，原因很简单——无论艺人还是经纪人，都失去了自我表达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李登科不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直播标题直接定为“内娱完了”的资深从业者。 网友迅速分成两大阵营，一方完全认同，觉得艺人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毫无自主话语权；另一方则反驳，认为艺人拿着天价酬劳，本就该承受行业压力。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一个更残酷的问题：那些顶流明星，到底是谁在操控？

让我们先看看丝芭传媒和鞠婧祎的合约纠纷。 2025年12月，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拉锯战彻底撕破脸皮。 鞠婧祎方通过律师发布声明，直指丝芭传媒长期以“双重合同”隐瞒真实演艺收入，截留侵占艺人应得分成。 丝芭传媒则晒出收入明细，声称截至2024年5月，已向鞠婧祎结算支付税前金额共计1.39亿元，并按月支付25万元固定工资。

关键争议在于一份声称将经纪权延长至2033年的“补充协议”。 法院两次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协议上的签名进行检验，结论一致：“无法判断签名为鞠婧祎本人所写”。 而丝芭传媒在2025年12月16日单方面公布的“鉴定报告”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声称签名为鞠婧祎本人所写。 鞠婧祎工作室直接指出，丝芭传媒公布的报告未经司法机关认可，其效力存疑。

这场纠纷还牵扯出更惊人的内幕。 SNH48二期生曾艳芬以亲历者身份发长文声援鞠婧祎，她披露的细节触目惊心：自己参演影视剧的百万片酬，税后到手仅9万元，公司抽成比例高达91%。 更令人哗然的是陪酒内幕的曝光，曾艳芬透露，丝芭传媒寻求融资上市期间，会“选择性安排部分成员”参与商务饭局，“客人开黄腔、毛手毛脚是常事，虽说是应酬，却早已越界”。

有前成员匿名补充，这类饭局以“花篮打赏”、“订桌任务”为幌子，实则要求艺人陪酒换资源，“三十个花篮就能换一顿深夜宵夜，潜台词不言而喻”。 丝芭传媒的商业模式，被前丝芭练习生林忆宁在直播中称为“缅北模式”：“公司会同时签约20个女孩，给每人配独立宿舍、专业训练室，营造‘重点培养’假象。 等合约到期，就拿出伪造的补充协议，要么续约，要么赔钱。 我那个宿舍的6个女孩，5个成了老赖。 ”

数据显示，丝芭传媒近年已卷入至少5起艺人解约案，黄婷婷、王奕等均以“合约不公”、“过度压榨”为由起诉。 根据财报，2024年丝芭营收6.2亿元，其中93%来自艺人解约违约金。 这家公司旗下现有练习生427人，但近十年仅培养出鞠婧祎一位顶流。

如果说丝芭传媒的“双重合同”是资本操控的明线，那么数据造假就是暗线。 2018年，明星蔡徐坤一条微博“转发量过亿”引发社会对明星流量数据造假的关注。 这条微博在11天内转发超过1亿次，以当时中国微博总用户数3.37亿人的比例来看，相当于每3名微博用户当中，就有1人转发了这条内容。

炮制这一微博刷量事件的幕后推手是“星援APP”。 2026年3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星援”APP开发者蔡坤苗因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审获刑五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追缴600万违法所得。 蔡坤苗1995年5月30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大学肄业，是泉州市星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间，蔡坤苗未获得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授权，自行开发星援APP，有偿为他人提供不需要登录新浪微博客户端即可转发微博博文及自动批量转发微博博文的服务。 后大量用户以向“星援”APP充值的形式有偿使用该软件，并通过运行上述软件侵入新浪微博服务器。

经统计，至案发时该软件已有用户使用19万余个控制端微博账号登录，被告人蔡坤苗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6253752.86元。 2019年3月8日，蔡坤苗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太平桥派出所民警抓获。 这款APP每绑定一个账号收费0.3元人民币，通过登陆大量的微博小号，绑定到软件中，设置完信息后，大量的转发或评论同一条微博，破坏了微博热搜榜单的真实性和稳定性。

2018年，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发表过长文《你见过1亿次转发的微博吗？ 》，箭指蔡徐坤发布过的一条视频微博在11天内转发超过1亿次，存在虚假数据。 根据新浪微博最新发布的Q4财报数据显示，微博月活跃用户已达4.62亿，12月日活跃用户数突破2亿，1亿的转发意味着1/14的中国人、近1/4的微博活跃用户都转发了这条微博。

金数据盛典指出，娱乐圈的无效声量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61%，而在2018年更是飙升至64%。 数据显示，蔡徐坤的无效声量高达73%，而这73%的无效数据仅由11%的用户数量形成。 在全部的声量中，有效声量只占27%，而这一小搓真情实感的流露，竟然是由89%庞大粉丝群贡献，而由铁杆粉丝贡献的声量只占4%。

镜像娱乐获得的一份刷榜报价显示：转发评论各50左右，点赞100左右，报价20元；热搜榜前三报价4.5万元，前五4万元，前十3.5万元；阅读量5元一万，话题阅读量3元10万，话题讨论量200元1万。 微博刷数据早就成为公开的秘密，影视行业成为刷榜的重灾区。 企业—公关公司—自媒体大号—刷榜公司早在四五年前就形成了产业链，增粉、话题榜、热搜、转发都可以实现。

在这些操控手段中，对赌协议是最具杀伤力的资本游戏。 2015年，杨幂与嘉行传媒签下了一份3.1亿的对赌协议。 协议要求嘉行传媒在2015-2017年三年间获得净利润不低于0.75亿、1.05亿、1.47亿，即累计实际实现税后净利润不得低于3.1亿元，同时核心艺人不得解除与嘉行传媒的独家演艺代理关系，否则，嘉行传媒需以15%的年收益率回购尚世影业持有的380万股份。

为了完成这个对赌协议，杨幂将自己推向了极限工作模式。 三年内，她主演了13部影视剧，常驻2档综艺节目，几乎每月工作超过26天，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此时，荧幕上她的曝光率空前，参与的作品涵盖了仙侠、都市、古装、悬疑等多个领域，质量有高有低，舆论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她几乎没有时间去在意外界的评价。

直到2017年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爆红，最终拯救了这场赌局。 这三年内，嘉行的估值翻了200倍，从2500万到50亿。 杨幂成功破局，公司的估值从最初的3亿飙升至65亿，她也成功完成了从台前的表演者到幕后决策者的角色转型，掌握了董事会的主导权和资源分配权，成为资本逻辑下的一个独立艺人典范。

但代价是什么？ 健康崩塌：一年打12次吊瓶，凌晨挂急诊成常态，长期高压下身心俱疲；婚姻破裂：与刘恺威的婚姻早在2016年便名存实亡，为维持商业形象拖延至对赌结束后离婚；友情撕裂：与唐嫣因《何以笙箫默》版权竞争决裂，与刘亦菲因《三生三世》番位之争疏远。

2017年公司分红1.9亿，她手上7.4%的股权，只拿到1406万。 大股东一个人拿走8583万。 对比那三年拿命换的13部戏，对比公司暴涨的50亿估值，这笔账，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2023年5月8日，杨幂发了一条微博，很短，只有八个字：共有从前，各有未来，宣布自己正式离开嘉行传媒。

杨幂的成功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大批明星纷纷效仿设立个人工作室，资本市场也开始掀起并购潮。 上市公司以巨资收购小型艺人公司，已成为行业的标配操作。 收购方所看重的，并非单纯的艺人作品，而是他们自带的流量转化能力和粉丝经济潜力，通过高价入股锁定艺人未来五到十年的商业收益权，同时将其个人收入与上市公司股价表现深度绑定；而明星则借助资本的力量拓展影视制作、IP运营等新领域。

在这种机制的驱动下，创作的重心悄然发生了变化。 艺人们不再优先考虑剧本的文学性、角色的深度或导演的风格契合度，更多的是关注能否按时完成KPI。 这种导向加速了行业生态的异化，明星身份越来越工具化，内容生产趋向同质化，所谓的唯数据论逐渐取代了唯作品论，恶性循环愈加明显。

华谊兄弟则成为了这场资本实验的主要推动者，先后并购了冯小刚、张国立、李冰冰等十余位头部艺人的公司，并在每一单交易中嵌入了长达五至八年的业绩对赌条款。 张国立正是被纳入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而他的结局比预想的更加沉重。 资本方以2.18亿元收购了他控股公司70%的股权，并在协议中增加了补充条款：首年净利润不得低于3000万元，之后每年增长15%，若未达标，张国立必须用现金补齐。

彼时，张国立已经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手握《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国民级经典，业内无人质疑他的市场价值与行业地位。 然而，这份看似稳健的契约，却最终演变为后半生难以摆脱的枷锁。 初期，他还能够勉力支撑，但自2015年起，随着影视行业监管趋严、项目回款周期拉长、优质剧本匮乏，他公司的利润连续三年下滑超过40%，他不得不动用个人账户来填补资金缺口。

为履行协议，他年逾六旬时彻底告别了选角自由，不再等待适合自己的角色，也不再拒绝那些商业化浓重的邀约，开始接拍电影、参与直播、站台品牌、主持晚会，全年行程密密麻麻，甚至精确到小时。 观众也逐渐感受到了他的变化——曾经以戏比天大为座右铭的老艺术家，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娱乐真人秀的后台；而那位曾为打磨一条台词反复推敲数日的匠人，也开始参与一些商业性质浓厚的定制化电影。

并非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而是协议条款让他无法有停下来的余地。 这场博弈，他最终败下阵来，用整整七年的时间和自己的创作主权，填补了资本方设下的盈利鸿沟，也让公众直面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即便是德艺双馨，面对资本契约的硬性框架，个体的意志依然脆弱如纸。

冯小刚的困境亦并非孤例，由于同样签署了对赌协议，他也累计需赔付超2.07亿元。 这些顶级创作者的集体滑铁卢，折射出一个共同的真相——这类协议的成功率不足8%，而大多数参与者最终都会被条款反噬。 这场游戏的本质，是资本将系统性风险转嫁给了个体。 明星虽然获得了短期的资金支持和市场光环，但也将自己未来五到十年的职业节奏、内容选择权、健康成本等完全抵押出去。

2025年，娱乐直播行业早已不是仅限于下沉市场的狂欢，而是成长为覆盖全民、体量庞大的存在。 据《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经纪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4-2025)》，截至2025年5月，我国从事直播与短视频相关的经纪机构已有2.9万家，整个行业营收达2126亿元，其中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大约增至1341亿元。

明星直播带货潮在2025年变得更加魔幻了：黄子韬举办婚礼时对着镜头深情地说“家人们点点关注”；曾经直播时输出震撼网友价值观的“旷世名句”——“碎钻不值钱”的张雨绮，如今在直播间为大家推荐起日常平价好物了；男人们的精神贵替吴彦祖，在今年带货卖起自己的英语课。

顶流、阔姐、大咖争着做网友的“家人们”，今年带货王的头衔也在不同的明星间轮转了几遍，今天家人们齐聚在这里，是粉丝经济的狂欢，也是无戏可拍的艺人们应对失业潮的另一种求生。 越来越多的演员把直播带货变成了主业，他们从片场转向直播间，把娱乐圈变成电商圈，从前听的是是“,action”，如今喊的是“,上链接”。

2025年的内娱演员生路，正在被那句新的魔性口号彻底改写。 打开直播间，多少演员变成“家人”。 刘涛的“刘一刀”花名已经是时代眼泪了。 2020年直播风口盛行期，刘涛入职阿里巴巴担任官方优选官，正式进驻直播带货领域，2023年起悄然退场，持续活跃于综艺与商业领域。

张雨绮近些年参演的影视剧不多，上半年播出了一部都市轻喜剧《绽放的许开心》，张雨绮在其中饰演单亲妈妈许开心，其它已知的饼，还有鹅已官宣的经典IP《鬼吹灯》系列《巫峡观山》，张雨绮在剧中再次饰演Shirley杨，剧集目前开机时间不详。 在这个空档期，张雨绮除了上综艺，还选择走入了直播间赚钱。 今年趁着参加巴黎时装周，张雨绮更是跑到埃菲尔铁塔下直播带货，现场试穿各色羊绒大衣。

温峥嵘正是走中女路线的时候，借着《许我耀眼》的剧集热度，她在直播间袒露自己的恋爱长跑故事，顺便介绍护肤产品，给家人们真情实感安利上姐姐的爱用好物，趁热两手抓，吃上直播这碗饭，续上曝光量。 日前温峥嵘还陷入“AI盗播”事件，即温本人发现很多直播间出现Ai的自己正在带货，而有网友猜测所谓Ai是录播，主因是本尊带货烂品“翻车”，故嫁祸于Ai。

真阔太也在豪门秘事的猜测中亮相赚“米”。 王艳近些年活跃在一些影视剧中当配角中，产出不高，直到今年上半年《雁回时》饰演周如音效果不错。 然而，也是在今年，王艳开启了两场直播，拿出3000万高额战报，同时出现的是“富豪丈夫已被限消”的新闻。

今年，演员们在直播间带货时的人设和以往貌似别无二致，但叙事内容发生了大变，同样是好物分享，今年主打一个加量也加价，各路演员在失业潮的空档，齐齐涌了进来，把直播赛道挤得满满当当。 今年孙怡也开始了第一场带货直播，走的是生活化唠嗑模式，从视觉和心理上都成为网友的“家人”。

马可在今年8月以“杀阡陌”角色情怀引流直播间，带货商品从零食、鸡爪等平价商品切入。 更有很多演员在直播间延续自身定位，开辟细分赛道，进行知识付费带货。 不止有吴彦祖卖起英语课，刘晓庆也在直播间卖起自己的书法，一张作品售价在上百到上千元不等。

对于直播带货这份新工作，明星们已经身体比嘴巴诚实。 而从光鲜亮丽的演员到亲亲热热的家人，内娱的游戏规则已然改写。 主播成主业，明星需要加速研究新专业。 明星们在直播间身份转变背后，是整个文娱行业的生态重构：“拍戏”已不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而“带货数据”成为了衡量商业价值的核心指标。

日前娄艺潇投资加拍摄短剧的新闻登上热搜引起热议，从短视频到直播，娄艺潇都有沉浸式参与过，影视长剧产出量不高，但她在新的风口不断折腾着。 可见当行业收缩倒逼演员转型，寻找新舞台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柴碧云在直播间轻声细语介绍产品的风格受到许多网友的喜欢，个人橱窗销售额表现突出，而直到今年她参演的《灼灼韶华》热播时，她在直播间遭到“演员不该带货”的质疑，她透露自己做直播已经长达四年。

柴碧云代表了很多提前加入赛道进行积累的带货演员们，这些人不需要热剧来了再做转化，而是早早在直播间铺设个人IP。 贾乃亮、朱梓骁、舒畅、孙坚等艺人，就是在直播带货的风口中，将副业逐渐变成主业，贾乃亮在几年积累间变成了头部主播。 而演员转行的新闻屡见不鲜，除了直播带货，他们还在景区营业、涉足短剧。

最近在景区里卖情怀杀的港星“石榴姐”苑琼丹，两年前就随着带货潮加入了直播间，彼时她并且表示一场直播赚一百万，每个月开四场，一年下来会比做配角演员更赚钱。 “x小时销售破x千万”几乎成为了明星直播间结束后的标配战报核心话术。 许多片酬、咖位不够高的演员，对此趋之若鹜。

前有贾乃亮，后有黄子韬这样的玩家，都把直播预热引流玩得明明白白。 贾乃亮前两年重在突出双十一销售额和破纪录成绩，今年则开始打造“内娱财神系艺人”人设标签，接棒刘涛在直播间的影响力；黄子韬已经两年没拍戏，今年专注自己的品牌生意，直播间成了最好的带货渠道。 他和徐艺洋把直播间搬到婚礼上，让网友的祝福都成为流量中的一环，虽然婚礼妆造被家人们吐槽“土”，夫妻俩借用直播间挂链接推出1分钱抢购送喜糖活动，品牌植入也是一桩生意。

直播带货低门槛面向演员的另一面，是2025年仍有明星带货翻车频发。 日前，薛佳凝带货的2888元水晶被网友指出存在质量问题，薛在直播时声称无暇的商品，出现了明显瑕疵，四位数的水晶、五位数的和田玉，也都以“稀有”为噱头，进行饥饿营销。 售卖假货、夸大宣传等直播间的老雷点，在2025年仍然存在。 不同的是，直播间里的“热演”从“喊价拉扯”升级到了“稀缺性”或“情绪价值”的新套路。

选品的专业度，也在明星带货的专业度提升时，等比暴露出质疑。 董洁在互联网将直播工作公开透明地做成了系列视频，以突出自身的专业度。 可以看出一场直播开始前，董洁还会经历前期的选品、彩排，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准备，明星在推出产品之前，需要对产品的参数理解透彻，以获得消费者信任。

而她的选品视频下面，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质疑，明星只是摸了一下产品，并没有长期使用，就选中并向网友推出，亲自长期使用测评的保障仍存疑。 即便已知明星团队会配备专业选品人员去提前筛选，但这种越来越商业化的模式下，网友在买单时也不得不对背后“割韭菜”的商业陷阱保持警惕。

根据《消费者报道》2025年发布的《2025放心消费报告》显示，消费者对“明星推荐”的信任度同比有所下降，在消费者感兴趣的商品推荐、种草方式中，明星推荐仅排在第9位，占比为9.9%。 高坑位费vs低销售额，刷单vs退货，直播这份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作，给许多演员带来了新的曝光和收入，却也在专业度不足、监管不严格下，透支了他们的口碑。

面对明星带货这种演员批量式入侵的强参与，网友在理性和感性中反复拉扯：一方面，家人们对ta们“割韭菜”的行为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被新的情绪价值套路到。 有趣的是，欧美市场和内娱这种生态存在一种差异性，据悉，欧美明星极少涉足带货，是因为虚假宣传可能被罚至破产，而欧美明星对产品的个人背书，也次于专业测评与产品本身。

相较之下，国内市场的饭圈经济为明星带货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从明星推荐到感性下单，“家人们”会对明星抱有一定的情感滤镜，导致对艺人直播带货这件事也抱有一定的容忍度。 简单来说，内娱明星可以带货，但要适量，不能太过分。 适量的量在哪里？ 其实多个明星在打造个人IP时，就出现了答案：柴碧云、董洁这样的高净值、高情绪价值风格，令很多人愿意驻足，在这种娓娓道来、细细讲解中，消费者愿意信服她们推荐的产品价格合理、质量可靠，当然，一旦出现高价低质或虚假宣传等情况，就会引发强烈反弹。

家人们已悟：明星的“亲情”可以是演的，但自己钱包里的钱是真的。 2025年，直播间里一声声“家人”，换来的是家人们一次比一次的“人间清醒”。 在这场资本游戏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李登科选择了离开，鞠婧祎选择了硬刚，杨幂选择了转型，张国立选择了坚守。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局，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曾是被资本操控的提线木偶。

据统计，2024年有17名艺人因解约纠纷患上抑郁症，3人试图自杀。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个个被资本压榨到极限的生命。 当文明标尺撞上行业暗礁，我们终要回答：在娱乐工业的巨型齿轮中，那些璀璨星光究竟是天上的银河，还是资本熔炉里被锻造的鎏金？ 或许答案就藏在每个从业者下次举杯或放杯的瞬间——那时他们将定义，这个时代配得上怎样的星辰。

故事没有终章。 当资本的大手还想把青春写进无限续期的合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围观一场“能否把自己赎回来”的考试。 下一次，当公司递来厚厚一叠文件，你会毫不犹豫地签下名字，还是像鞠婧祎一样，把笔放下，问一句：“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艺人在问，每一个在职场中挣扎的普通人也在问。 李登科在直播中说：“在娱乐圈很累，很多顶流都是被资本把控的提线木偶。 ”这句话的共鸣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它戳中了现代职场人的普遍困境——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力量的提线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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