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乐评人的摇滚老故事

发布时间：2024-12-15 23:55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三表 (笔名王小峰), 撇开他颇具争议的性格和言论不谈, 他写音乐的文章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三表生于60年代末, 见证包括窦唯、许巍在内的一代摇滚人乃至中国流行音乐的起落, 他的视角沾满年代感, 对热爱音乐的人来说, 却毫无隔膜。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流行“打口带（唱片）”，在一些城市的地下交易市场，打口带（唱片）非常抢手。实际上这东西是欧美唱片公司处理的滞销货（或残次品）。这些滞销货不会给艺人结算版税，会用物理方式销毁，以免再次流入市场，侵犯艺人的权益。但它还是拐弯抹角，以工业垃圾的方式登陆中国。

但这种物理毁坏大都还有修复可能，磁带打断可以接上，唱片可能打坏一两首歌，靠近圆心的音轨还能播放。这些残次品看上去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对如饥似渴的中国摇滚乐迷来说如同宝藏。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到北京一些隐秘角落买打口带，是这些犄角旮旯才让我真的知道北京城面积有多大。不到一年，我的书架已被打口带填满。除了一盘一盘地听，没事我还爱摆弄这些磁带，比如按艺人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或者按封面的颜色排列，或者按唱片公司分类排列…… 当我按唱片公司分类排列时，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乐队大都来自一个叫塞尔的公司，比如“雷蒙斯”“伪装者”“传声头像”“回声与兔人”“史密斯”“赶时髦”“替补”“圣徒”“阿兹特克相机”“治疗”“现代英语”“驾驭”“农场”和乔纳森·里奇曼…… 这个公司的标识也很好辨认，很像中国古代的阴阳鱼太极图。

我那段时间对一些偏门的乐队比较感兴趣，比如朋克、后朋克、新浪潮，这些音乐展示出的美和冲击力让我十分痴迷，而带着塞尔标识的专辑更符合我的口味。很多音乐在今天听来仍然会觉得比较晦涩，甚至不那么悦耳，但它一直引领我在偏门的路上越走越偏。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些奇怪的音乐情有独钟，后来，看到英国摇滚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思的一个观点，说喜欢偏门晦涩的音乐，是一种空想主义冲动，是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再后来，我看了丹尼尔·列维廷的《迷恋音乐的脑》，在这本书中，他解释了人为什么会喜欢比较古怪的音乐。学术观点先放一边，在我看来，可能这些古怪的音乐是专门为我迟来的青春期叛逆馈赠的礼物吧。

这些音乐不仅激活我的叛逆，还给我带来很多启发：在标准化摇滚乐之外，还有种不一样的声音，不管是音乐结构、乐器音色、歌曲主题、演唱方式，甚至封面设计、乐队形象，都与众不同，这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摇滚乐也许是分层的，最顶层的可能是“披头士”或迈克尔·杰克逊，越往下走，越会发现更多陌生、怪异的名字。随着对摇滚乐和唱片业的整体结构了解得越来越多，我才知道，这些稀奇古怪的音乐是唱片业的基石，任何明日之星可能都暂时沉睡在最底层。同时也慢慢发现，任何形态的摇滚乐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它们都源自民歌、布鲁斯、乡村音乐，甚至古典音乐。它后来的演变都是时代背景、文化潮流、审美情趣、技术革新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摇滚乐最初被一些文化评论者定义为亚文化，当它最终变成一种文化时，那些在底层的摇滚乐成了真正的亚文化。恰恰是这些处在边缘地带的摇滚乐不停地发酵，才推动摇滚乐不断改头换面。

那时我只能朦朦胧胧地认为，在世界很多角落，有一些人出于对音乐的热爱，用自己的方式表演出来，然后会有喜好相投的唱片公司发行他们的唱片，这些声音并不像“阿巴”或“披头士”那样容易让人一见钟情，它仿佛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但总有人会喜欢。只是很巧，在那个时期，它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流入中国，摆在我的书架上。

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二十年后，塞尔公司的老板西摩·斯坦会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采访，给我讲述他当年签约那些我曾为之痴迷的摇滚乐队的故事。

二.

我有个朋友叫王江，一九九〇年认识他时，他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书，学的是导弹设计专业。我认识他不是因为我对军事感兴趣，而是因为摇滚乐。一九九二年，王江大学毕业回上海，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因为喜欢摇滚，王江在导弹发射轨迹和人生轨迹之间纠结了很长时间，最终他选择了“要音乐不要战争”，后来他所做事都跟音乐有关—给上海的摇滚乐队“铁玉兰”当经纪人、去《音像世界》杂志做记者、去环球唱片公司做企划、做“甜蜜的孩子”乐队经纪人，至于他设计的那颗导弹，早让他发射到九霄云外了。

二〇一一年的某一天，王江在电话里跟我说：“你有没有兴趣采访塞尔唱片公司的老板西摩·斯坦？他最近来北京参加一个音乐论坛。”我一听喜出望外，没想到我当年听到的那些音乐都指向一个人，而这个人就要出现在我面前。人一生中会经历不少幸事，采访西摩·斯坦是我人生的幸事之一。

后来我才知道，王江这些年结识了不少国外唱片界的人，甚至与一些著名制作人有过合作，他成了西方唱片业了解中国音乐的一个窗口。在一次国际音乐论坛上，王江认识了西摩·斯坦，斯坦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很好奇——他怎么对“治疗”乐队这么了解？中国有人听“治疗”的音乐？就这样，他们成为朋友。

我和斯坦先生约在工人体育场西路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见面，不巧那天他得了重感冒，我想另约时间，但他日程排得满满的。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他休息，因为我是带着很多问题来的，这些问题可能当年听到那些音乐时就在心里画上问号了，那些在网上公开的关于他的故事还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没有三四个小时这个采访是不完整的。看到老人家不停地咳嗽，我只能放弃刨根问底的追问策略，先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排在前面。

没想到斯坦先生一聊起音乐，就像是变了一个人，顿时来了活力，开始讲他十几岁敲开《公告牌》杂志的大门做实习生，到他和朋友创办塞尔唱片公司，介绍那些帮助或影响过他的导师，以及又是怎么签下那些后来成为传奇的摇滚艺人。他总在强调，他不识谱、不会乐器、不会创作，但他有一双好耳朵，能听出音乐好在哪里。我像放电影一样把我喜欢的那些塞尔公司的乐队迅速在脑子里过一遍，感觉斯坦先生的耳朵可能还有常人不具备的功能—能听出未来人们喜欢的音乐。塞尔之所以成功，跟他这种判断有很大关系。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我的问题只问了三分之一，斯坦也正聊在兴头上，但他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接下来还有事情。我有点失望。斯坦大概也看出来了，想了想说，晚上我们继续聊。

尽管晚上我们又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还是带着些许遗憾跟斯坦先生道别——他的很多传奇故事还没讲。回家的路上，我想，他的人生故事要是写本书，绝不比那些明星传记逊色。没想到，二〇一八年，他真的出版了这本传记《听见天才：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

五.

自始至终，斯坦都在讲一件事：热爱。因热爱而发生的故事才是最感人的，他的励志和成功才是最精彩的。

西摩·斯坦是一个脾气很怪的人，他喜欢离群索居，但又像个嬉皮士一样加入一场场的疯狂派对之中；他的心脏有先天缺陷，不能参加体育运动，但他却一直让这颗心脏超负荷工作；他是个同性恋，却选择结婚生子，但又不能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是个慷慨宽容的人，但却比任何人都尖酸刻薄；他不懂音乐，却一辈子做着跟音乐有关的事…… 他是一个矛盾体，在各种矛盾冲突中走过自己的人生。步入古稀之年，慢慢安静下来回顾过往，才会把他一路的迷茫和困惑看得如此透彻，有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深刻感悟，多是在痛苦中历练出来的。

也许你会羡慕斯坦所经历的玩世不恭、无所畏惧、跌宕起伏的人生，但他在书中会随时提醒你，热爱需要付出代价。你无法用任何数学公式算出这其中的成本，你只能在选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他这样写道：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是半个疯子，常常是比着赛地吹牛，但我想正因为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彼此之间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共鸣。我们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会在专业上互相帮助，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我们是彼此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要知道大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还真没有这样的兄弟。我们知道彼此的挣扎，在运动场上都是干啥啥不灵，在家里是失败的丈夫，都曾破产或有更糟的问题。我们都被困在游戏中，没法回头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也都不想退出。我们都有类似的人格障碍，可以轻易地在彼此身上看到它，却又不敢独自去面对。

所以，他才会这样感慨：“好时光只是额外的收获。”

我不知道用手机听着流媒体长大的一代，看这本书时会不会有工厂的车工看《天工开物》的感觉。传统唱片业已经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那些传统唱片业时代造就的台前幕后的英雄也已逐渐变成古老的传说和陌生的符号。在点击、流量为先的数字时代，老一代听众会感叹造乐工厂的没落，再也听不到像过去那样精彩的音乐了；新一代网民则只是更关注他喜欢的艺人能红多久，能带来多少热门垃圾话题填满他空虚的心灵。至于音乐给人们带来的美好和感动，早已变得不再重要，人与音乐的关系只要能变成社交媒体上的炫耀就够了。

不管老一代和新一代听众在欣赏音乐习惯上有多大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好音乐越来越少。这个事实总是在某些音乐事件成为公共话题时被人顺带拿出来浮皮潦草地讨论或感慨一番，以证明自己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审美，但人们从未真正思考过，为什么好音乐越来越少。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吗？好像不是，全世界的音乐院校在招生时都门庭若市，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在艺术方面有出奇的造诣。是因为从事这门艺术工作的人缺乏天赋吗？好像不是，既然想踏进音乐殿堂的人排成长龙，那么最终经过一番残酷的淘汰会把天才们留下。那是因为数字时代音乐变成免费午餐，让音乐人失去创作动力了吗？好像不是，从事音乐行业的人一直有增无减。那是因为我们能想象到的音乐表现形式和优美的旋律都被前人创造出来，现在的人再找不到新的创作空间了吗？当然更不是，人的创造力从来就没有极限！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西摩·斯坦在这本书中，从一开始就在强调唱片人最核心的生命力——A&R，即艺人与作品。可以说，唱片公司变成一部强大的不停运转的机器，都是建立在“艺人与作品”的基础上，它就是发动机。当“艺人与作品”停止运转，唱片业就变成一堆废铁，最多能吸引硅谷或者华尔街的资本家廉价收购回炉。但资本家才不会管艺人与作品的重要性，他们只想称一称这堆废铁还能卖多少钱。

我们听不到更新的好音乐是因为“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在资本化的数字时代被弱化甚至消失了。那么，什么叫“艺人与作品”？斯坦是个最典型的从事“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的唱片人，他所做的并为之疯狂的一切都在解释这个概念。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些，不妨从斯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如果迫切想知道答案又没有耐心把此书看完，那么，我可以简单地打个比方，唱片公司的“艺人与作品”这个部门，或者说后来演变成一种挖掘、培养艺人的运作模式，无非是伯乐找到千里马，把最有才华的人推向成功，唱片公司要设置重重关卡，提升门槛，只有通关的人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铁律，一个艺术与市场结合非常完美的标准，二者缺一不可。

当那些严厉的、手持艺术标尺的伯乐如今换成手欠的点击爱好者，你看到的就是一群在大草原上狂奔的野驴。

好在“艺人与作品”这门手艺还没有完全失传，正如斯坦先生所说：

我希望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到热门歌曲是如何被发掘，明星又是如何诞生，以及我们是如何靠音乐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赚钱的…… 天才常有，但总得有人发现他们，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归根结底，音乐世界的运转靠的是发掘才华横溢的人和伟大的作品，这是制造音乐炸药的两种核心成分。

未来，西摩·斯坦们会回来的。

本文节选自《听见天才: 塞尔唱片和独立音乐的故事》中文版序言，转载经过作者同意。

想了解更多摇滚老故事, 推荐他的另一篇《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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