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传记值得信赖吗？｜争鸣

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贝多芬雕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作曲家传记的兴趣越来越少。”这是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的《我的瓦格纳人生》一书第2章“瓦格纳的宇宙”中的一个醒目观点。之所以醒目，是因为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看来，不要说是指挥瓦格纳的作品，即使对一位认真对待瓦格纳的音乐而不是随便听听的听者，了解作曲家的生平都是必要的。但蒂勒曼认为，“毕竟，我有总谱，总谱里都写着呢。所有的一切，尤其是作曲家的矛盾和纠结，都包含在总谱里了。”所以，他再次坚持，“我觉得一个指挥不一定需要知道瓦格纳生活中的全部。”

不一定需要知道全部——也就是说，读还是要读的，但未必要迫使自己埋头于一本又一本卷帙浩繁的瓦格纳传记中，最后舍本逐末反而将瓦格纳的壮丽音乐置于脑后。

实际情况是，翻阅《我的瓦格纳人生》的任何一节，我们都会发现，蒂勒曼这位当今乐坛诠释瓦格纳音乐的权威之一，对瓦格纳的生平熟稔于心。他在书中有画面感很强的对瓦格纳的跨时空质疑：“如果他出人意料地走进门来，我倒是特别想问他，亲爱的瓦格纳先生，以您的个性和人品，怎么可能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想问，您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为什么要在《名歌手》的第一幕里给乐队写那么多‘强’？有哪个歌手能压得住乐团啊？”这是对作曲家的言行以及有关总谱的问题的质疑，但不是对传记真实可信性的质疑。也就是说，蒂勒曼对他所读到的瓦格纳传记的真实性是持肯定态度的。

而在有些时候，音乐家传记是否值得我们完全信赖，就不那么肯定了，这其中包括罗曼·罗兰的名著《贝多芬传》。

比如，被太多人津津乐道的贝多芬与歌德的历史性会面，罗曼·罗兰引用了贝多芬致贝蒂娜信中的叙述：

“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扣，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关于贝多芬这封信的真伪，久已存在争议。罗曼·罗兰在他另一本书《歌德与贝多芬》中对此也有所提及，但认为“究竟它是贝多芬自己写的还是贝蒂娜根据他告诉她的这些事所作的笔记，是无关紧要的”。然而正是在“无关紧要”这一点上，严谨的贝多芬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与罗曼·罗兰分道扬镳。

关于贝蒂娜（婚前姓名为伊丽莎白·布伦塔诺，1811年与诗人和小说家阿希姆·冯·阿尼姆结婚，姓名为伊丽莎白·冯·阿尼姆）在贝多芬与歌德会面一事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不朽》的描写更符合当今研究者和传记的基本共识：

“就在歌德去世那一年，贝蒂娜在一封写给她朋友赫尔曼·冯·皮克勒—穆斯科伯爵的信中讲了一件发生在二十年前夏天的事。据她说，这件事是贝多芬亲口告诉她的……这个场面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是不是贝多芬捏造的？是全部捏造还是部分捏造？或者是贝蒂娜添枝加叶改编的？或者全都是她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件事永远也弄不清楚了。有几个细节（譬如说写这封信的正确日期）表明贝多芬从来没有写过这一封信，或者至少他从来没有写过像贝蒂娜抄下来的那样一封信。但是不管这封信是伪造的还是半伪造的，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马上变成众所周知的了，吸引了所有的人。突然，一切都清楚了。如果说歌德宁愿不要伟大的爱情，而要一根红肠，这不是偶然的：贝多芬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帽子戴得紧紧的，反抄着手往前走；歌德是个奴性的人，他让在大路的一侧，点头哈腰。”

研究贝多芬的权威音乐学家和传记作者可以确定的是，贝蒂娜声称的贝多芬写给她并由她发表的三封信中，只有一封出自贝多芬手笔，其余两封很可能是她的假托之作。但在这件事上罗曼·罗兰并不向读者“交底”。昆德拉敢于承认“这件事永远也弄不清楚了”，同样的表述我们也在埃弗里特·赫尔姆著《柴科夫斯基》（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中读到关于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关系中的某些问题，“在作曲家去世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确定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而且并不知道被我们当作第一手材料的亲朋好友的‘事实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他们的偏见、倾向、猜测甚至完全是虚构的成分。”这样的观念，与罗曼·罗兰所认为的“无关紧要”，有着本质性区别。

德国画家卡尔·勒林（Carl Röhling）有一幅名为《贝多芬与歌德1812年在特普利采》的画作，与贝蒂娜和罗曼·罗兰告诉世人的情形完全契合。然而出生于1849年（在贝多芬辞世22年后）的勒林在1887年创作的这幅画，对于印证“特普利采事件”的真实性却并无意义。勒林画作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细节：居于画面右侧的年轻的鲁道夫大公，在歌德站在路旁脱帽致敬而贝多芬“朝最密的人丛中撞去”时，手拿帽子，颇为惊诧地看着他的老师贝多芬，好像诧异于老师何以这样对待包括他在内的皇家成员。

《贝多芬与歌德1812年在特普利采》，卡尔·勒林作于1887年

我们在歌德学院捷克官方网站上能够看到历史学家马丁·科尔舍克提供的另一幅画作《歌德与贝多芬在卡尔斯巴德会面》。卡尔斯巴德是捷克西部城市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的旧称。这幅创作者已不可考的画作以贝多芬和歌德在1812年9月的见面为题材，描绘了贝多芬与歌德友好地交谈。

《歌德与贝多芬在卡尔斯巴德会面》，佚名作

从歌德记述详细的日记中可以得知，他与贝多芬的见面并非因为发生所谓的不愉快而仅有1812年7月19日这一次，而是在之后还有四次。其中7月21日这天，贝多芬还为歌德弹琴，歌德在日记中赞美贝多芬的演奏精妙。两位伟大人物最后一次见面是这一年9月8日，在当时波西米亚的另一处矿泉疗养地卡罗维发利。这一次，他们不仅一同散步和欣赏美景，还共进了午餐。也就是说，即使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在对待皇室成员的态度上有区别，也很可能被贝蒂娜进行了戏剧化夸张，至少贝多芬与歌德彼此间的交往并未受到影响。

罗曼·罗兰在《歌德与贝多芬》中其实也客观地提到贝多芬与歌德的多次会面，但叙述仍有明确的指向性——为了得出这一结论：“于是就此完了。这两个人将毕生不再见面了。”以当今史学和传记写作的眼光来看，罗曼·罗兰并不将史实和构建的知识加以区分，他不介意甚至有意制造出可能并不存在的关联，目的是塑造桀骜不驯的英雄贝多芬。

“不一样的贝多芬”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那封让多少人热血沸腾的写给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信——“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其真实性也是存疑的。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中提到“神话性的贝多芬”与贝多芬同时代的诗人弗朗茨·格利尔帕策笔下更有血有肉的贝多芬的不同，“到了19世纪，卫道士般的传记学者开始兴旺。”

不仅是贝多芬，莫扎特也是不同观念的传记写作的受害者，“过去被写得像花花公子，后来又被特别理想化。”而对于当今的人们，由于电影《阿玛迪乌斯》（《莫扎特传》）的大行其道，正如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在《天堂城堡中的音乐：巴赫传》中所写：“自彼得·谢弗的剧本《阿玛迪乌斯》起，我们已逐渐习惯在不靠谱的青春期小子与我们尊崇为莫扎特的‘神圣的’音乐家之间的分离（尽管是凭空臆测）。”

电影《莫扎特传》剧照

那么，音乐家传记的可信赖度到底有几何？音乐家传记并非不可信赖，只是阅读音乐家传记同样也符合“兼听则明”的普遍规律。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会有风险，而如果对一位作曲家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一本传记，也会存在同样问题，比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曼·罗兰《贝多芬传》是一本不值得重视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对我们国家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影响力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即使书中有些内容被晚近的研究和发现证明存在与史实不相符之处，罗曼·罗兰塑造英雄贝多芬也是基于崇高而可敬的理念。正因如此，斯特拉文斯基在他与罗伯特·克拉夫特的《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中表示：“《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即《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过去和现在都是我最讨厌的书，但是这些书并不妨碍我对这个人的尊敬。”

王纪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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