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符号：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与影像表达的实践之二 陈晓伟 中国电影 电影影像表达 跨文化传播 【简介

第五章 明星符号：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与影像表达的实践之二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一个从权力政治向形象政治过渡的社会，中国在经济实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同时，也开始将国家形象的塑造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10年“中国制造”形象广告在CNN亚洲频道播出，2011年《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以及之前的北京申奥宣传片的拍摄，均是这一认识的有力证明。但是在探讨电影影像表意符号对建构国家形象的优势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研究盲区，即对电影明星符号的漠视。事实上，明星通过对信息流的具象化和戏剧化，促成了在观众身上形成非政治化的眷恋模式（modes of attachment，即对现状的认可模式），具有调和文化冲突，实现国家形象建构的巨大作用。韩国文化产业中的“勇样（裴勇俊）经济效果”、被称为“输出中国形象重要文化符号”的章子怡，以及承载着全世界功夫梦想的成龙，甚至《国家形象宣传片之人物篇》中各领域的明星莫不如是。

第一节 明星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文化的交流是符号的交流，在所有的文化符号中，明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2011年6月27日，美国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突然死亡，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歌迷们自发组织缅怀活动，为迈克尔·杰克逊送行。这一现象本身颇引人深思，是什么赋予明星这么大的传播力量？明星作为一种符号其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

1.明星的符号意义大于实体意义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用符号能指的“换挡加速”，形象地说明符号意义的生成与内涵。在他看来，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的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在特定的环境下又可作为第二表意层次的能指，从而产生新的所指。第一层次上的意义，是所指意义，第二层次上的意义，是内涵意义。内涵意义是信息传播最主要的途径。明星符号兼具这两层意义，就一般影视从业者而言，饰演角色是明星作为一个符号具有的第一层所指，即明星在饰演角色时，用模拟、手势、身体的姿势和四肢的运动，以及影视的修辞手法等与所指涉的人物和概念产生一种意指关系；在影视传播语境里，影视从业者+饰演角色作为新的能指，指向的所指是高品位的文化内涵，即权威、品位、时尚、身份等，这是明星符号的价值所在，正契合了受众群体的消费心理需求，即“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1]明星作为一种社会风尚，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就变成受众主动的、无意识的选择。

2.明星自身具有被优势解读的可能性

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只有认知、理解、尊重和暗合受众心中规则的符号，才能在传播行为上使受众产生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进行优势解读。否则，传者与受众之间就难以实现符号的互动，符号意义的传播和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只能协商解读或者对抗解读。明星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能够被受众优势解读，其传播的特殊性和优势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明星形象的魔力和才赋。明星形象是媒体建构的结果，包括影片内人物的形象建构和影片外明星活动的建构。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乃是因为他们有“才赋”，这才赋包括“惊人的上镜头外貌，表演才能，在摄影机面前表演的风度、魅力和个性特征、性感、迷人的嗓音和气质”。这些是观众迷恋明星的前提。其二，明星意识形态意义的遮蔽（即去政治性）。英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援引另一位英国电影理论家阿尔贝罗尼的观点，认为明星即是“无权势的精英”（The Powerless Elite）。言外之意，“他们的制度性权力十分有限，或者说不存在，不过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会引起相当大、有时甚至是极其大的兴趣”。[2]尽管，明星作为社会成员，并不能彻底摆脱其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对观众而言，“真正”的政策决定是在社会的行政机构内进行的，明星无法成为真正的决策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是隐性的、被遮蔽的。这一点，是明星作为跨文化传播符号的优势所在。其三，观众与明星的认同关系，也是明星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明星与观众关系的认同范围从低到高、按照不同语境可以分为：情感喜好、自我认同、模仿、投射四类。情感喜好，就是“观众产生了对特定主人公放任的爱慕，这是在明星、叙事和观众个体特征三重影响之下得到的：是一种标准的‘介入感’”。自我认同是指“介入达到了观众自己身临其境，并与明星的个体同化的地步”。模仿是指观众/明星的关系超越了看电影，“明星的行为对于观众而言称一种楷模。”投射则是指“超出简单地模仿穿着、发型、接吻方式和喜好时”的一种状态，“投射越极端化，人——他或她的生活就越发同其所喜爱的明星息息相关……明星的粉丝当自我询问明星在这种情境里会干什么时，会利用明星作为自己处理现实问题的借鉴，发展到极致时，整个人生经历都会照此加以调节”。[3]说到底，明星带给受众的是一种社会认可的话语权和身份象征。明星所具有的这些特质，保证了文化交流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3.在文化交流中，明星符号具有相对恒定的内涵意义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传播过程是一个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系统，而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中，符号意义的生成要经历两次转换，即已经具有A文化外延、内涵的原符码，通过职业编码者的转换，成为具有B文化外延、内涵的二度符码，这种转换可以称为“二次编码”。“二次编码”的过程即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将中文字幕和发音翻译成其他语言群体使用的语言的过程即“二度编码”的过程，但各自语言系统中对同一词语所赋予的内涵的不同，会导致“二度编码”对原初意义的背离。有学者举汉语“龙”和英语“dragon”的例子说明这一现象。中国人将一种由马头、鹿角、蛇身、鱼鳞、鹰爪等元素构成的灵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并创造了一个中文符号“龙”来指称它，而西方人却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龙”理解为《圣经》中的魔兽。二次编码的不当，导致解码过程的断裂，影响了意义的有效传播。

明星符号可以规避误读，原因在于明星符号不需要意义的二度编码，当一个明星作为符号被接受和强化之后，其符号意义就超越了其在具体影片中扮演的角色。比如，李小龙作为一个功夫明星所具有的符号魅力：他翘起的嘴角、压抑的凝视或是讥讽的笑容，以及他招牌性的姿势，不论是在中国人眼里，还是在西方人视野里，都是作为“功夫之王”“英雄”的符号出现的，不论影片如何修辞、角色如何改变，观众对明星本身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同样，玛丽莲·梦露是兼具“性感与天真”的符号，肖恩·康纳利强化的是“硬汉”符号，章子怡则被广泛誉为“时代女性”。这些符号系统一旦被建构起来，则具有相对恒定的内涵，为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第二节 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

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石峰认为，“国家形象塑造本身也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信息传播”。[4]说到底，国家形象的建构也就是文化形象的建构。明星符号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成为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和形式，也因其自身的复杂性使这种建构变得开放而多义。明星形象是由媒体文本——营销、宣传、影片、影评和评论等一起组成建构的。由影片建构的明星形象我们可以称为银幕内形象（受电影编码影响），由营销、宣传、影评和评论等其他媒体文本建构的明星形象我们可以称为银幕外形象（受电影之外各媒介的综合影响），明星符号也可以根据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的“三层次说”分为身体符号（即知觉层次、相似符号），如明星的服饰、语言等可观察的外在视像；行为符号（即叙述层次、表意符号），如明星的行为方式等；价值符号（即诗意层次、诗意符号），如明星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的表现，这些作为明星符号的不同层面，互文叠加，错综交错，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的建构。

在所有建构明星形象的媒体文本中，影片占有主导因素。银幕内明星符号受电影的主题和电影修辞手法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的角色形象的烙印，但很多时候，又因为明星的演绎，而渗透了明星的形象、气质、表情和态度，角色形象反而成为明星符号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电影传播的文化信息囊括了东方的自然、人文及文化心理等各部分，如果将明星符号从影片背景中凸显出来，明星符号所建构的则更多体现在国民形象、特色文化元素、历史传统文化三方面。

一 国民形象的塑造

明星符号对国民形象塑造的过程，是一个改变西方观众对中国国民形象落后、愚昧、刻板印象的过程。长久以来，受西方媒体影响，西方观众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进行想象时，抹杀了民族国家或文化个体之具体可感的特征。如将邪恶的“龙女”，蒙昧无知的婢女，受种族歧视自杀身亡的满洲公主，裹着小脚、留着长辫子的软弱女子，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顺民，地痞流氓，傅满洲式的恶人等作为中国人形象的集中代表，其中充满了概念化、简单化、抽象化、妖魔化的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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