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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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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体坛曝出多起“爱豆与粉丝”的事件。比如粉丝追拍明星运动员，引发运动员强烈反感，后续运动队、主管部门以及新闻媒体都出面呼吁球迷（运动迷）要理性对待运动员，不要为运动员带来额外的困扰。但这种呼吁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事情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
还有，大量粉丝为某知名运动员在运动队的待遇、地位叫屈。这与大批自居于“丈母娘”的消费者、网友为董宇辉讨公道的所谓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如出一辙。
近年来，国内很多运动项目都在效仿职业足球、篮球，让运动员甚至教练员不但在赛场中，而且在赛场外都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一些运动员因此开始具备网红特征、明星特征，要么以帅气、美丽的外表走红，要么则是卓绝的运动技巧吸引了大批粉丝，要么就是容易引起观者共情的成长经历外加“开挂式”的赛场表现，成为观众的心头好。
这就出现了运动员的“爱豆化”。观众将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视为爱豆，好处几乎很多，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得很多原本冷门的运动项目，变得热门起来，不但门票收入大大增长，而且开始连带产生代言收入，运动员、运动队还能上综艺。运动队集体、主管部门，以及运动员个人的收入大幅增长。
但是很多人没能意识到的一点是，运动员发展为网红、明星，乃至“爱豆”，其实就强化了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商品性质。
在1991年以前的几十年里，世界上的运动项目、运动队、运动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者是苏联，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事业理论和实践，发展高水平优势体育项目以及对标项目，可以很好地证明体制优越性，运动员本身类似于国家干部，最本质的属性是政治属性。二者就是20世纪60年代起，从美国，到英国等欧洲国家，职业体育快速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商品化进程，最终成为体育产业，服务于收视经济、广告经济、粉丝经济。
在这种框架下，运动员是商品，赛事、运动队都是商品——如果说，苏联模式的体育，是依照领导的行政权威进行运转，那么到了商品化时代，那就必然围绕资本和消费欲求打转。
英国体育社会学家理查德·朱利亚诺蒂就曾在《体育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书中指出，在产业化、商业化、商品化、资本化的时代，体育运动其实就是：“作为劳动者的运动员按照给定的指令，去不断尝试以更高强度完成重复作业”。
包括C罗、梅西等最知名运动员，其本人及家族已经跨进全球最富裕的1%人群行列，他们自己只要没有退役，就无法摆脱商品化属性。所以，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了钱到亚洲国家来踢没有竞技意义的热身赛。“他们、她们不仅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大公司的广告牌，以自己的身体活动来拨动全球博彩产业的脉搏，而且往往还主动在赛场外承接大量的商品广告，在相信自己自由了的幻想中，运动员也给自己的牢房上了锁。”
所以，当有关运动项目、运动队开始学习美国的、韩国的、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经验，将项目运作产业化，将运动队、运动员从“为国争光”、“为地方争光”的层次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体育娱乐经济范畴，就不可避免使得部分粉丝会将运动员甚至一些运动队视为爱豆。
对此，有些开发经营人员，有些体育专家心知肚明。因为有了爱豆，体育娱乐消费者才会变成粉丝，才会如此不加代价的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才会烘托发达的收视经济、广告经济和粉丝经济。
既然如此，有些粉丝行为过界，怀疑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被打压，言语有些过激，或者偷偷跑去跟拍，或者升级为更加偏激的“私生饭”，这些都是商品化、资本化的体育经济、爱豆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你想要保留这种经济的收益，就无法拒绝那些不良的附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