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行业工作四年,我看清了剧组潜规则的真相:光鲜背后,全是无奈
都说剧组是“造梦工厂”。直到我看见一个跟了我三部戏、平时特机灵的场务小哥,在凌晨四点的北京街头,对着一辆刚刚把他撞倒的外卖车司机,哭着吼出:“大哥我求你了,让我走吧,我迟到三分钟,今天这600块钱就没了。”那一刻,我攥着手里那杯提神的冰美式,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出口的酸楚。
一、剧组:浓缩的权力场与我的“人肉电池生存法则”
如果有人问我,在剧组工作是什么感觉?
我会让他去工地上找个搬砖的师傅聊聊。然后想象一下,把砖头换成轨道、灯架和几十公斤重的摇臂,把工地换成荒山、戈壁和半夜三点还没收工的摄影棚。
辛苦程度不变,但多了一层叫“梦想”的滤镜。
这就是剧组,一个用梦想和鸡血驱动的巨大工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以超高速燃烧。
我入行第一年,跟的是个古装剧,在横店。一个只有200来号人的B组,负责拍些次要场景和空镜,每天通告单上的工作时长是14个小时。你没听错,是每天。
这意味着我每天从早上5点化妆开始,要一直站到晚上7点收工。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时间。
我的“剧组生存”,是从放弃“睡眠自由”和“吃饭尊严”开始的。
每天的生存法则是:早餐,是冲到现场时,从箱子里随便抓的一个凉包子,边跑边啃,成本大概2块钱。午餐,永远是那个油腻的白色泡沫饭盒,里面的菜色十年如一日的“西红柿炒蛋+青椒肉丝”,吃饭时间严格控制在15分钟。晚餐,通常是收工后,唯一的慰藉是剧组门口那家炒面摊,15块钱加蛋加肠,那种深夜碳水带来的满足感,堪比拿了年终奖。
我认识的所有从底层干起的“影视民工”,生活轨迹都惊人的相似。我们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提神技巧,红牛、力保健、浓茶换着灌。我们像一群昼伏夜出的候鸟,扛着沉重的设备,从一个山头迁徙到另一个山头。
我们管这种生活叫“燃烧生命”——源自身体最直接的感受。只不过,我们燃烧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在这种环境下,“影视行业”这个词的光环很快就褪去了。它不再是红毯、首映礼和闪光灯,而是一张张需要连轴转的通告单,和对“放饭了”那一声呼喊的每一次翘首以盼。
直到那一天,在酒店的走廊里,我遇到了她。
那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咖”女演员。脸很生,但身边的助理、保镖、妆发师加起来足有8个人,浩浩荡荡。她穿着某高奢品牌的最新款羽绒服,手里端着一杯特调的燕窝。
她正在和经纪人讨论一个时尚杂志的拍摄。
“……但拍摄只给4个小时,太赶了吧?我做个头发就要两个半小时。而且他们给的费用才15万,我算了一下,还没我昨天那个直播坑位费高呢。
这点钱,在三亚那边租个游艇出海玩一天都不够。”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钢珠,精准地弹进我的耳朵里。
15万。4个小时。
当时的我,职位是导演助理,说白了就是打杂的,一个月工资8000块。这意味着,我要不吃不喝在剧组熬上一年半,才能赚到她那“微不足道”的4个小时。
而她这“不够出海”的钱,却是我这种“人肉电池”燃烧500多天的全部价值。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份皱巴巴的、沾着油渍的通告单,突然觉得它无比讽刺,讽刺到我想笑。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虽然都顶着“影视从业者”的标签,但我们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剧组。
我的剧组,是凌晨四点的寒风和15块钱的炒面。
她的剧组,是三亚的游艇和可以被“嫌弃”的15万拍摄费。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监视器前的那几米距离,而是一道看不见、却坚不可摧的权力壁垒。

二、对话:来自平行宇宙的“职业建议”
第二次在片场注意到那个女演员,是在一个大夜戏的间隙。很巧,她的休息椅就在导演监视器旁边,离我站的位置不远。
她叫Angel,具体叫什么不重要,反正每部戏都换个名字。据说是某出品公司老板力捧的新人。
也许是我盯着监视器回放的样子太过专注,她注意到了我,对我经纪人式地笑了一下。我鼓起勇气,趁着换镜头的功夫走了过去。我想搞明白,一个毫无演技的人,凭什么能得到这一切。
我们的对话,是从一句客套话开始的。
“Angel老师,您刚才那条情绪特别到位。”我昧着良心说。
Angel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一个场工模样的人会来搭话。然后她很“专业”地回答:“还行吧。主要导演导得好。
但这个景太次了,灯光也不对,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情绪刺激。”
“情绪刺激”……
我脑子里迅速回想起刚才那条:一个需要表现悲痛的镜头,她挤了半天眼泪,最后靠眼药水才勉强过关。监视器后面,导演已经把拳头攥得发白。
我感觉我们的对话,像是两个不同物种在尝试交流,发声器官都不同,更别提内容了。
我没忍住,跟她聊起了自己想当导演的梦想,和这几年在剧组摸爬滚打的经历。
我以为她会给点鼓励或者不屑。但都没有。她的表情,是一种纯粹的、不带任何评判的“费解”。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杂活?”她问,眉头微蹙,“你的时间很宝贵啊。你应该把这些时间用来混圈子,去参加那些制片人、投资人组的局,去跟对人。
你在剧组熬十年,可能都比不上跟对一个大老板一部戏能带给你的价值。”
我被她问的哑口无言。
她说的每一句都对,现实得像一本行业生存黑皮书。但她完全不明白,对我来说,“学本事”是第一位的。混圈子、跟对人,这些听起来无比正确的词,在“我拿什么作品证明自己”的现实问题面前,都显得虚无缥缈。
“可是……没人脉,也没背景,那些局我根本进不去。我想先从基础学起,把技术搞扎实。”我试图解释。
然后,她说出了那句彻底让我大脑宕机的话。
“人脉是需要经营的呀。你得豁得出去,懂吗?光靠技术有什么用?
”
她的语气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就像在说“渴了就要喝水”一样。
那一刻,我清楚的意识到,她和我,以及我背后所代表的那些靠着“一腔热血闯荡影视圈”的普通青年,生活在一个完全断裂的认知宇宙里。
在她的世界观里,剧组,就是一个名利场,是资本用钱堆起来的游戏。背景、关系、能不能“豁出去”,都是默认的通关密码。年轻人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条铺满诱惑的捷径上,用最短的时间换取最大的利益。
个人努力固有人在做,但那是在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全区”里的努力。
而在我的世界观里,剧组,是一个修炼场。我赌上了我的青春和健康,我必须一边忍受着非人的作息,一边像海绵一样吸收所有知识,才能保证这场豪赌,最后不要输得血本无归。
“我……不太会喝酒,也不太懂那些。”我小声说。
Angel恍然大悟般的“哦”了一声,眼神里带着一种“原来是个书呆子”的了然。然后她给了我一个她认为非常“接地气”的建议:
“那你更应该多跟跟组了。多跟那些摄影指导、灯光指导搞好关系,平时多买点水、买点烟。或者,你嘴甜一点,多夸夸导演和制片人。
别总自己埋头干活,那个圈子太低端了,会把你的路走死的。”
她说完,助理就过来喊她补妆,“抱歉,我得过去了,下场到我了。”
她优雅地拎起那件盖在腿上的爱马仕毯子,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离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台冰冷的监视器发呆。
“低端圈子”……这个词像一把锥子,扎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觉得,靠自己一点点积累经验有什么“低端”的。但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浪费时间、把路走死的愚蠢行为。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我曾经以为,我和那些好莱坞大导演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我才发现,真正的壁垒,不在国籍,而在我们这些看似都在为“中国电影”奋斗的从业者内部。

三、酒局饭桌:一场“资源”与“人情”的权力游戏
Angel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我一直假装看不见的大门。门后,是一个我曾经嗤之以鼻,但又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酒局江湖”。
剧组,白天是一个片场,晚上就变成了一个个流动的酒场。
在这里,酒杯的碰撞声,比导演喊“过”的声音更重要。
我通过一个制片大哥的“提携”,参加了一次所谓的“项目沟通会”。地点在一家高档会所的中餐厅,一瓶茅台的价格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穿着我唯一一件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衬衫,感觉自己像一个误入“鸿门宴”的傻小子。
酒局里,充斥着各种圈内黑话和心照不宣的暗示。人们挨个敬酒,说着一些场面上的奉承话,每一杯酒背后,都可能是一次角色、一个项目、一笔投资的交易。
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业务能力多强,而取决于你“是谁的人”。
“李总放心,这个角色肯定是留给您推荐的那个演员,剧本我们连夜给她改。”
“王导,下一部戏的摄影指导您看用小刘怎么样?他叔叔是广电的。”
“这次的植入,品牌方那边已经打点好了,是我老婆的一个闺蜜在牵线。”
这些对话,就这么明晃晃地在我身边发生。没人觉得这是在“走后门”,他们管这个叫“人情世故”和“资源置换”。
在这里,你的酒量、你的眼色、你背后站着谁,都像一张张筹码,被不经意地推上牌桌,构成了你的“江湖地位”。而像我这样,手里只有“能熬夜”和“剧本熟”这两张废牌的“愣头青”,根本连下注的资格都没有。
我看到Angel也在。她像一条美人鱼一样,在各个大佬之间游刃有余。她能巧妙地挡掉不想喝的酒,也能在关键时刻,一口干掉一杯白的,然后说出让对方心花怒放的话。
她身上的那种松弛感,和我的手足无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终于明白她说的“别总陷在低端圈子”是什么意思了。
在我们这些“影视民工”还在为每天能多睡一个小时而挣扎时,他们已经在一个以“人情”和“资本”为货币的更高级市场里,进行着一场我们看不懂的博弈。
他们的职业发展,不是一次技能升级,而是一场精准的“站队”和“投靠”的战略行动。
他们花几十万去参加一个明星的生日派对,不是为了庆祝生日,是为了进入那个明星的社交圈。
他们宁愿自降片酬去演一部大导演的烂戏,不是为了磨练演技,是为了和这位导演建立“交情”。
他们热衷于组织各种饭局和KTV,本质上是在筛选和巩固他们那个小圈子的利益链条。
一个做编剧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更残酷的现实。他们圈子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项目启动前,制片人会先攒一个局,把所有主创和资方都叫上。这个局上,谁能把资方陪开心了,谁在项目里的话语权就更大。
如果你不在这个局上,你连剧本被改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辛辛苦辛苦写了半年的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他们,可能只需要一顿饭,一个笑话,就能决定一个角色的生死。
这不是潜规则,这就是明规则。
我站在包厢的角落,看着眼前这片推杯换盏、酒气熏天的场景。这些闪烁的灯光,在我眼里,不再是繁华,而是一个个冰冷的、写着价格的欲望。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怀揣电影梦的孩子,来到这里,就像是只买了一张门票,就想挤进一场不对外开放的顶级派对。我们扒着门缝,羡慕地看着里面的人声色犬马,以为只要我们再努力一点,就能混进去。
但我们忘了,这场派对的邀请函,只对那些自带“筹码”的人发放。而这个筹码的价格,早在我们入行选择“靠自己”时,就已经注定了。

四、从“卷业务”到“卷关系”:被扭曲的“专业”定义
这次酒局的经历,对我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专业”和“成功”的定义。
在电影学院,我们的评价体系相对纯粹。片子拍得好,剧本写得棒,是唯一的硬通货。只要你够有才华、够努力,拍出一部好短片,你就拥有了被行业看到的可能。
我们信奉“作品说话”,信奉“内容为王”。
所以,我刚入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我把每个分镜都画到最细,把每个场次的调度都研究透,我就能在这里立足。
我曾经为了一个长镜头的设计,在纸上反复推演了几百遍,通宵不睡。我为了一个道具的细节,可以跑遍整个北京的旧货市场,只为找到最符合年代感的那个。
我以为这就是“专业”,这就是“匠心”。
但Angel和她代表的那个圈子,给我上了残酷的一课。他们让我看到,有一种更高级的“玩法”,叫“卷关系”、“卷背景”、“卷酒量”。
当我在摄影棚里熬大夜时,他们在明星的私人会所里,和制片人称兄道弟。
当我在为预算超支的几千块钱发愁时,他们已经通过家里的关系,拉来了几百万的额外赞助。
当我还在苦苦思索如何用镜头讲故事时,他们已经在某个酒局上,和平台的高管敲定了下一个项目的合作。
我们的“努力”,不在一个赛道上。
我像一个在用小米加步枪作战的游击队员,辛苦地磨练着自己的枪法。而他们,直接开来了航母战斗群。
这是一种信息差和资源差的降维打击。
最让我感到绝望的,是这套游戏规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默许,并奉为生存法则。
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开始焦虑,开始改变。他们省吃俭用,花重金去报名各种“人脉拓展班”,只为在自我介绍时能多一个“某某弟子”的头衔。他们学着那些“圈内人”的样子,到处递微信,喊“老师”,说着自己都觉得恶心的场面话。
但这种模仿,往往是笨拙而心酸的。
因为真正的圈子和背景,是无法伪装的。它体现在你的谈吐、你的视野、你对资源那种与生俱来的“掌控感”里。
一个在片场扛过机器的肩膀,和一个从小在资本圈里耳濡目染的大脑,坐在一起时,那种无形的阶级差异,是任何客套话都无法掩盖的。
我有个一起入行的哥们,为了争取一个副导演的机会,硬着头皮去陪一个油腻的投资人喝酒。结果在酒桌上,别人都在聊某某上市公司的内部消息,他一句话都插不上。最后被灌得不省人事,吐了一整夜,那个机会还是没拿到。
他回来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他说:“我感觉自己像个商品,拼命把自己摆上货架,想让他们看到我的价值。结果才发现,他们逛的根本不是我这家店。
”
“影视圈”这个曾经无比神圣的词,在我的世界里,彻底被解构了。它不再是一场关于艺术和梦想的远征,而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残酷的社会资源分配现场。
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影视民工,被扔进北京这个巨大的搅拌机里。资本、人脉、背景,像不同的密度一样,迅速地把我们甩向了不同的层级。
有的人,直接被甩进了金字塔的顶端。
有的人,在技术的岗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
而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悬浮在中间,尴尬的、痛苦的、清醒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五、道具库的老大爷与我的和解
就在我陷入这种自我否定和行业乱象的焦虑,快要窒息的时候,一件事让我找到了新的呼吸方式。
我跟的那个戏,道具库里有个管库房的老大爷。
他姓王,大家都叫他王师傅,是个北京本地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大概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每天就坐在库房门口的小马扎上喝茶。
我很奇怪,因为在剧组这个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地方,很少见到这么大年纪还在一线的人。
合作久了,我才知道,王师傅是北影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人,八十年代就入行了,做了一辈子道具。从给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做道具,到给现在这些流量明星的仙侠剧看库房。
一次收工早,我俩蹲在库房门口聊天。我问他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他嘬了一口茶,平静地告诉我:“以前,我们管这叫‘拍电影’,是个手艺活儿。现在,他们管这叫‘做项目’,是个生意。”
我忍不住向他吐槽了剧组的种种乱象,和我的迷茫。
王师傅一边拿个小刷子,仔细地清理着一个刚用完的仿古花瓶,一边笑了。他的笑容很淡,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或不甘。
他说:“什么叫‘规矩’?孩子。用我的手,把一件道具做得跟真的一样,让演员拿在手里能相信,这就是我的规矩。
我觉得这和导演在监视器后面,把一个镜头拍到满意,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做东西。”
他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眼神仿佛看穿了我的内心。
“我知道你们这些有想法的年轻人,来这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你们想拍出好东西,想拿奖,想被认可,想改变这个行业。但你有没有想过,‘好东西’的标准是谁定义的?
是那些在酒桌上喝酒的人吗?”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
他仿佛没看到我的惊讶,继续说:“我读的书不多。但我知道一个理儿,东西好不好,观众心里有杆秤。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又走,跟朝代更替似的。
但你手里这活儿,是能留下来的。我需要这份工作来交我孙子的学费,这份工作能给我钱,还能让我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没白干,这就够了。它很简单,很踏实。
收工了,我就回家抱孙子,我不需要在下班后,还陪着笑脸去跟谁‘搞关系’。”
那天下午,在北京郊区那个尘土飞扬、堆满杂物的道具库房里,这个六十多岁的道具老师傅,用最朴素的语言,为我重建了那个被Angel们彻底击碎的世界。
我突然就想通了。
我为什么要去在乎Angel们的玩法?我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变成那种我最讨厌的人?
他们有他们的捷径,我有我的山路。他们追求的是资本的回报、是流量的变现、是圈层的攀附。而我,或许可以追求一些更本质的东西。
比如故事本身带来的感动。比如靠自己手艺吃饭的尊严。比如和一个老道具师傅在库房门口聊《霸王别姬》的那种奇妙体验。
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承认有些局我永远也融不进去,这并不丢人。丢人的是,为了挤进那个局,我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我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成为他们。我是为了拍出我想拍的故事。
从那天起,我不再去羡慕那些坐着保姆车的“大人物”。我开始安心地当我的“影视民工”。我依然在片场熬大夜,依然在帮导演干杂活。
但我的心态变了。
我不再把这些琐碎看作是“成功路上的磨难”,而是看作我创作生涯的一部分,一个观察人性百态的田野。它不“光鲜”,但它“真实”。
我依然会焦虑我的前途和未来,但我不再用别人的尺子来衡量我的“价值”。
我离开那个剧组的时候,没有去参加任何一场杀青宴。我独自一人,把我这几年写的几个剧本大纲,打印出来,在扉页写上了王师傅说的那句话:“东西好不好,观众心里有杆秤。”
我拿着这几份沉甸甸的纸,去了一家我路过了无数次、但从来没舍得进去的咖啡馆,点了一杯最贵的单品手冲,68块钱一杯。
那是我在北京喝过的最贵的一杯咖啡,也是最清醒的一杯。
我不确定我下一个项目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手里的这几个故事,能不能在这个浮躁的市场里,找到愿意投资的人。
但我知道,这四年的剧组生活,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些比“人脉资源”或“圈内地位”更重要的东西。
它让我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认清了这个行业的虚华与无奈。它也让我用一种极其温暖的方式,与那个平凡又固执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这可能就是我的“影视圈真相”。它没能让我一步登天,但它让我学会了如何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收尾H|感官残留
已经过去一年了。但每次闻到烟饼燃烧时那股呛人的味道,我还是会条件反射地感到一阵兴奋。身体记住的东西,比脑子诚实。
影视行业(北京)新人入行Tips:
1. 办一张中影的年卡:如果你在北京,又是影迷,花400块钱办一张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年卡绝对超值。可以看到很多平时院线看不到的修复版老电影和艺术电影,是性价比最高的精神食粮。
2. 跟组APP不是唯一渠道:除了“拍片帮”这类APP,更靠谱的方式是关注一些靠谱的影视公司或工作室的公众号,他们发布的组讯往往更直接、更核心。多加一些靠谱的副导演或制片人的微信,朋友圈也是重要信息来源。
3. 剧组里的“人情”从一杯奶茶开始:想和前辈搞好关系,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探班或收工时,给灯光组、摄影组的师傅们带几杯奶茶或饮料,花不了100块钱,但比说一万句客套话都有用。
4. “合同”和“保险”是你的护身符:进组前,无论对方说得多天花乱坠,一定要签正规的劳务合同,并确认剧组给你上了意外保险。这是保障你在高强度、高风险工作中唯一也是最后的底线,很多小剧组会在这上面钻空子。
5. 五环外的“影视基地”才是宇宙中心:大部分剧组都在北京五环甚至六环外的影视基地或摄影棚,比如星光影视园、怀柔影视基地等。租房可以考虑这些区域附近,通勤时间能省下半条命。地铁15号线是很多影视民工的生命线。
6. 别信任何“交钱进组”的鬼话:任何以“培训费”、“资源费”、“押金”等名义让你先交钱才能进组的,100%是骗子。正规剧组只有给你发钱的,没有问你要钱的。
7. 准备一个“剧组生存包”:一个大容量充电宝(至少20000毫安)、一双舒服耐脏的运动鞋、一个保温杯、几包速溶黑咖啡、一小瓶维生素B族,这些东西比剧本更能保证你在剧组活下来。
8. 不要在杀青宴上谈工作:杀青宴是用来放松和告别的,所有工作上的事都应该在收工前聊完。在大家都喝高的时候谈正事,不仅不专业,而且非常败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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