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现代作家“合论”

陈雪涵

中国文学批评素有作家“合论”之传统。自魏晋人物品藻风气下对文章风格的辨析，至唐宋选家、史家制造出“李杜”“元白”“韩柳”等知名组合，这一方法既承载审美判断，亦参与文学史的叙述建构。

超越本质化的立场定性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与周作人虽常被并置论述，却大多受制于“兄弟失和”的叙事框架，往往以分殊对立为落脚点，强化二人思想与创作的分歧。青年学者王海晗《“五四”时期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周氏兄弟（1917-1923）：以“立人”为中心》一书则另辟蹊径：作者聚焦于“兄弟怡怡”时期，将周氏兄弟界定为“五四”时期共同从事新文学文化实践、并存在“潜在的精神对话关系”的“文学共同体”。作者力图超越本质化的性格或立场定性，转向一种开放的“历史化”还原工作，从而把周氏兄弟重新放回“五四”新文学的流动话语、媒介平台与生产机制之中加以理解。

如果说既往作家“合论”多以“不同”为起点，该书则独具一格地以“和而不同”的方法推进论证。作者并未将鲁迅与周作人视为平行比较的对象，而是先在“和”处立论：以“立人”作为留日以来二人文艺实践的共同理念，将《新青年》视为早年启蒙事业得以“复兴”的公共空间，并从外语资源互通、写作劳动分工、期刊平台的协作结构等层面重建共同体的运行机制，继而在同一结构内部细致呈现“不同”。结语所指出的“共生与独立”乃至最终裂变，不再必然诉诸伦理评判，而是被置于共同体内部差异在外部环境压力下逐渐累积、固化的结构性过程之中。例如，作者借助书信、杂文等材料指出，鲁迅在“一战”后的乐观思潮中显著增加了“人类”一词的使用频次，以此说明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已成为其思想生长点。相较之下，周作人对人道理想持有更热烈的信仰，这也使其在“五四”落潮期的思想变动较鲁迅更为剧烈。在此，“和而不同”并非静态标签，而是共同体从生成、协作到潜在分化的历史化描述，从而有效规避将周氏兄弟简化为“民族性/人类性”二元对立的论述陷阱。

聆听历史现场的多重声音

该书首先还原周氏兄弟共同体在“五四”场域中的成立与协作分工，其次追踪“立人”理念如何推进为思想文化工程，并进一步落实到文体选择、语言改造与修辞策略之中，最后以“五四”落潮期的论争与交游个案检验其一致性的边界，呈现共同体走向分化的可追踪线索。由此，“文学共同体”不再停留于概念层面，而是同时依托于期刊制度、职业位置、社交网络等外部条件，以及文本内部的文体机制与主体建构。以周氏兄弟与《新青年》关系为例，作者经由史实考辨，将二人定位为配合编辑部要求创作的“二级同人”，并与其自我言说中“客师”式的身份认同互证；继而参照其他同人的一手材料，强调二人作为“名角”如何通过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生产为既定的文学革命框架注入实质内容。在此意义上，“立人”“启蒙”等理念不再仅是抽象口号，而是在期刊平台、关系网络与写作劳动的交互中，被塑造为可言说、可流通的知识形态。正如法国理论家安托万·孔帕尼翁将“读者的楷模”喻为猎人，该书的价值，恰恰在于为读者提供了多条可供“狩猎”的路径：它不追问现代文学的“本质”为何，而是通过可检验的共同体个案，追踪“五四”新文学如何在协作关系、媒介平台、文类制度与论争场域中被逐步建构。读者从中获得的并非关于周氏兄弟或“五四”文学的封闭结论，而是得以窥见那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进而聆听历史现场发出的多重交织的声音。

此外，以周氏兄弟为切入点，该书也自然融通了思想史与形式史的视域。作者指出：“相较于主流文学界对新文学作内容化或形式化的理解，周氏兄弟通过自觉的文体实践，倡导从根本上搁置任何本质主义的外部区分框架，回到艺术家自身的维度。”周氏兄弟的写作行动既深嵌于“五四”时期的媒介制度、公共舆论与历史焦虑，又不将文学降格为时代口号的附庸，而是试图以“致人性于全”的文学方式回应社会思想问题。这种张力正是“五四”新文学在后续历史中持续激发阐释活力的重要原因。

“后见之明”的方法论风险

需要补充的是，正因作者强调共同体的“历史化”需要返回其生成与运作的历史现场，而非仅在理念与文本之间往返，其材料面向仍有进一步外扩的空间。具体而言，该书主要聚焦正文本，对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图像、注释、附录、广告等）及技术性因素（装帧、印刷、出版流程等）的关注相对不足；而这些要素恰恰可能进一步增强“文学共同体”的历史可感性与阐释丰富性。

从研究方法反观，该书以“和而不同”的作家“合论”及“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为周氏兄弟研究开辟了新径，也为“五四”文学的“历史化”提供了富于启发的范式。然而，历史叙述中的“后见之明”也可能隐含方法论上的风险：周氏兄弟日后分裂、鲁迅被高度经典化的已知结局，容易在研究者回读早年材料时施加一种过强的组织力，使叙述在逻辑上过于顺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情境本身的开放性与偶然性。该书之所以能借助周氏兄弟深入探讨“五四”文学的发生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二人在文学史中的“正典”地位；但“五四”新文学本身还包含着大量未被经典化的知识分子及其多样实践。例如，作者已敏锐指出鲁迅与周作人对“进化论”的接受带有博物学兴趣，并强调鲁迅自我批判的“中间物”意识与周作人的人类文化学视野之间“具有相互映照的对话性”。若能在此基础上，引入周建人这面长期处于学术视野边缘的“镜子”，或可进一步摆脱对经典化叙事机制的依赖，在更广阔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网络中，增强现代作家“合论”研究的历史密度与叙事张力。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23级研究生）

网址：“和而不同”的现代作家“合论” https://mxgxt.com/news/view/1989819

相关内容

古代音乐家与现代音乐的不同创作理念.docx
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
再论孔子的“述而不作”与“温故而知新”
赵丽颖和朱一龙争代言，商家新操作，讨论区官宣和朱一龙合作？
李康仁不是和孙兴民合作，而是代替他的位置吗？
2024年现代有名作家及作品：（现代有名作家及作品介绍）
现代作家小传
论大众文化语境中“70年代生作家”的创作
当代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从何而来?
论区域文化背景下的浙籍现代作家 (字数：5887)

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