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塞克斯顿和她的信“茧”

文/张逸旻
“她是一个奇有的写信人，几乎每天写长信，并留有复写纸底稿。另外，安妮收藏了大量的纪念品：一盒盒的相片，剪贴簿，请帖，社交日程——她生活的全记录。”1977年4月，当琳达•格瑞•塞克斯顿（Linda Gray Sexton）在《安妮•塞克斯顿：信中的自画像》（Anne Sexton: A Self-Portrait in Letters, ed. Linda Gray Sexton and Lois A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的“编者记”中写下这段话时，她已经带着对安妮惯有的温热和捉襟见肘的爱憎，把一个昼夜相继、朝夕相争的质素引入我们的思域：她的母亲安妮•塞克斯顿，蛰伏在浓烈的不安里，时时刻刻都在对手足无措的听之任之中，等待着生命充盈到爆裂的那个乌漆灼亮的临界点。
1928年11月9日，安妮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祖姓Harvey，是家中的三女儿。胡乱偏执的童年在同两个姐姐争宠的狂想中度过，而游戏间对邻里玩伴的掌控和唆教则过早地泄露了她难耐的自我中心桎梏。上学后，这争奇斗艳的迷思遐想成了她每日的必修课，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支撑和与生俱来的美貌身段，为她猎取了不少少男的痴心梦呓。但课业的荒疏，使得我们在她往日数以万计的信件中，遇到了许许多多那种让人会心一笑的拼写错误。1945年，17岁的安妮尝试写诗，但因被其母亲指控抄袭缇斯黛尔（Sara Teasdale） 而不了了之。对母亲（并蔓延及父亲）的憎恶把壮志未酬的安妮推上了恋爱明星的宝座，在午夜情书的心驰神往中多少获得了些少年人的虚荣。1948年春天，安妮订婚，在精密筹备的婚礼等待中，认识了Alfred Muller Sexton II，也就是Kayo，三周后，这个同样出自中产阶级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从他二楼的窗口跳下来，他的黑色敞篷车成了这场私奔的共谋者。安妮在餐桌上给父母留下一封告别信，页面笑成一团，字迹湿哒哒的，像电吹风只吹过一半的发线，散发着年轻人捂嘴偷乐的狡黠和冒失。
在少许的少女情思和告慰父母的家信之后，一整部庞大繁杂的交际王国缓缓展开，随时喷涌着游转于嘉年华时才会发出的一惊一乍。安妮在她生命质地的女王陛下和阶下囚的两端走来走去，那些轻盈的小秘密，像掌心抽芽的一道道纹路，延展、肿胀、消解，在纵横交错的时间刻度里，恣意发射——每封信都是一条丝线，成为安妮作茧自缚的情感漫溢。而这些扑棱棱乱飞的信件、收信人的花名字以及多得令人炫目的类似于“XOXOXO”的表征性的亲热，都以一种令人信服却又感到难以驾驭的架势，展现了一个自白派诗人在诗语之外仍然言之不尽的人生交易。
（一）不自知的自白派溯源
 1958年，创作不到一年的安妮已经十分顺利地在一些著名杂志上发表了诸多诗篇，初出茅庐的自信使得她很快申请并获得参加当年8月安提阿（Antioch）杂志举办的夏季作家研讨会，会议前夕，安妮在给该杂志编辑的信中说道：
我将要特别地见见W.D.斯诺得格拉斯，因为他的诗歌《心头的针》让我大惊失色，以至于我读着它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不这样写呢？”我崇拜他的风格，我知道我需要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讨论讨论。（1958/6/1）
斯诺得格拉斯长得好看，唇上一整排的胡子恰到好处地覆盖着、也交代了他肉体之下隐秘的脆弱。当1957年他的组诗《心头的针》（Heart’s Needle）问世时，他哪里想到它搅起的旋风竟叫整一个自白诗派随之滚滚而来。在安妮•塞克斯顿的世界里，斯诺得格拉斯是燃烧起她几多灵气和念想的烛火，热乎乎地蜡炬成灰：事实上，也正是她两全其美的习作导师和人脉之绳梯。
作家研讨会相识之后，安妮开始了和斯诺得格拉斯（昵称De）连篇累牍的长信，情感紧张、恳求热切，密集的字句在岁月的流转凝噎中显得尤其拥堵。
未来仍然是一片雾罩，悬吊在大海之上，仍然是一只船，漂回家但或许又不是。信风吹向我，我不知道陆地在哪儿；浪头彼此折叠；它们热爱自己；睡在它们自己的肌肤里边；我从它们之上漂过不知道明天该是什么。我就像许多未被提及的非主流诗人，坏习惯使得我成为一个模糊隐喻的混合体。(1958/11/15)
发往斯诺得格拉斯的第二封信已经向我们表明，对自我声音的摆渡寻找，奠定了并且始终是安妮诉诸于De的讨教、追问和体认。
1958年到1961年，正值安妮诗风成形并独树一帜的时期，而De便是她索之不尽的星火，从请求引荐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到请求推荐各种访学奖学金申请，从诗歌字句的斟酌到自我确认的推推搡搡，安妮的欲求是无止境的，尽管她在几乎所有信件的顶头立地都缀满了她忠诚的爱意和对于获取一星半点鼓励或实惠的叩首感激，但她回旋般的发问，有时也不得不演变成对于某些疏忽的质询：
我始终想要聊聊诗歌，可是你从来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或是写些什么。你为什么不寄给我一些副本？你应该在乎我的想法。我是你最初的虔诚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你严苛的批评者。（再说我又不是一个品位差的人，当我在人群中认出你来的时候你其实并不有名。我读《心头的针》时根本没有借助其他人的意见。）（1959/6/9）
当然，这些话并不乏客观。直到1960年，《心头的针》才给斯诺得格拉斯带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普利策奖。安妮随之寄出了她的回应信：
你光耀了这奖项，使得它再一次年轻而充满活力。每一个年轻的作家都为你骄傲。（1960/5/10）
《心头的针》是一首伟大的诗，但是你的内心有比这还要好的东西。管它名誉还是奖项，你得坐下来，写些更‘真实’的，给我写一些流血的真相。这才是你伟大的地方。不要让荣誉挡住你原初的勇气，一个陌生人的勇气。要冷静，要做回那个陌生人，写‘真实’的东西，就算没有人真正想要它。(1960/6/27)
第一封带着对同盟者凯旋的歆飨，第二封则充满了理性温馨的母爱，这两封信实际上已经昭示了一种新入味的平起平坐的从容，可惜，从前对于命运的试探和身份确认的追讨，仍旧马不停蹄地冲撞在她和De通信的主跑道上。1962年初，由于不能承受安妮电光火石般的欲求，斯诺得格拉斯终止了和她的通信。
美国自白派另一务实的践行者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是1958年安妮在波士顿大学参加写作研讨班时的导师。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De，成为安妮诗路开创的另一提携者，但与De相较，安妮对其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崇仰，事实上，由于课堂上一度的不被喜欢，安妮对这位导师甚至是心存芥蒂的。因此，我们也只有在她被研讨班录取前夕看到殷勤非凡的（所谓的）“套瓷”：
你写给我的这封信是多么得好。我在考虑要把它裱起来，向所有的来访者证明诗人也是人。你说我的作品前景乐观我实在是太高兴了，这够我快活一个月的了。……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可以再试试第二学期。我甚至只想坐下来，盯着你那可爱的表扬信，从而忘记所有的工作、批评和成长，这些，我会乐于和你一起完成。
面对伟大的人文学科的制造基地，正如波士顿大学，我实在感到非常难为情。而经手这些复杂的申请、注册等等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希望我能坐在一间教室，那里面罗伯特•洛厄尔正在谈着诗歌。那三个学分我也不需要，我并未被很好的学识所滋养，甚至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坐在那儿的。
你不需要回复这封信。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最终我没能被录取，我也总有一天会见到你的。（1958/9/15）
一同被录取的还有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这个被研究者们与安妮归为一派并津津乐道的自白诗主将，曾经在每周二下午的放学后，乘着安妮的老福特，和男同学乔治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利兹•卡尔顿酒吧共享过无数个三人的马蒂尼时光。对死亡——飞蛾扑火意象的某种天赋的共鸣，使得两位在学期结束后仍有一些私下的信件往来，但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本书中一概未予收录。当然，第三人称的印象追击也未必是乏力的。
她最后的那些诗是极棒的。忠诚可靠的玩意儿！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我多么喜爱它们。可惜一个人是不能（尽管我在诗里是这么做的）给死人写信的。
……
她这么做是对的！……但这的确使朋友们变得孤单无助。(1965/6/4)
我认为她太纠结于形式、她的难处以及广布的意象。我觉得她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或自己的观点。我知道她训练有素。认真的，敏感的——奇特的，金发女郎啊可爱的西尔维娅……
……
我为美国感到羞愧——当我想起西尔维娅最后的那些诗。我在那么多的大学做过朗诵却没有一个人提及她的作品。他们都是白痴吗？（1965年秋）
我写给她的诗让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她十分了解，其实我只不过对她的死十分了解。（1967/1/20）
安妮对西尔维娅的挑剔渐渐转化成对她一气呵成的包容和偏爱，这自然是“死亡”带给她们的一箭双雕的礼物。
（二）碎镜片里的名人堂
除了在学术机理上乐于提供一些诗学流派的现场还原，这部踉踉跄跄的书信集，还不时交汇着缤纷的名人镜像。与经纪人、编辑、出版商、心理医生、批评家等等的交涉虽然结成厚重的茧壁，但其中哪怕只言片语的赫赫大名却像碎镜片一样，招呼着我们到处生根发芽的八卦随想。透过安妮关乎名作家们的二三心思，如果能咂摸出彼时美国文学棋局的况味来，那么“玫瑰花台，桦林小径”，想必也是十分有趣的。
譬如在写给一位女性同行的信中，可以一窥安妮当时的自我定位：
这个夏天我会和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一起跟着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学习，我刚刚收到了这笔奖学金。他也许不会喜欢我的作品。到时候我们会和我们的洛厄尔，我们的特德待在一起，他们都不喜欢我们的作品（我们只好躲在女人自己的山洞里啜泣，拼命想要踢开那扇名誉的门，可是那扇门由男人们掌控，他们绝不给我们密码。）（1959/7/24）
特德•休斯（Ted Hughes），当时已经炙手可热，妻子普拉斯自杀后，舆论对于其私生活的过度开挖，是令他周身疼痛的心病。1967年，伦敦举办国际诗歌节，特德并没忘记他的那些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朋友。出于对将要赴会的聂鲁达的慕名，刚刚摔碎骨盆的安妮决心排除万难而前往。
我确信我可以前往参加7月份的诗歌节，我想你应该知道。另外，我在回复上的延迟也许看上去像是在拒绝理解你对关于西尔维娅那篇文章的感受。我想我能理解你处在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地。
……
聂鲁达会说英语吗？要不然我就糟了？（1967/1/20）
对于特德那部著名诗集《乌鸦》，安妮的品位倒更在情理之中：
就说一句话，亲爱的特德，跟你讲我认为《乌鸦》是才华横溢的。它们比你之前所做的要走得更远。它们走入只有灵魂栖居的无名岛——乌鸦的灵魂。(1970/11/24)
说起对作家作品的欣赏趣味，安妮的态度截然分明：
我不介意我的作品被叫做“自白派”，而且我知道为什么斯诺得格拉斯被轻易地认为是“家庭内部的”。在洛厄尔的课上，他的确说起过斯诺得格拉斯，W.C.威廉斯（W. C. Williams），但是威廉斯和庞德我到今天都不怎么熟悉。我尝试读过《华夏集》（Cantos），但是我觉得很没劲儿。（1974/9/10）
你喜欢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雨王亨德森》吗？我正读着这本书。现在我宁愿为了读它而放弃呼吸。（1960/3/16）
我很喜欢索尔•贝娄，甚至对他的某些作品起反感都是很难的，而这经常发生在其他作家的身上。我最喜欢《雨王亨德森》。我已经和你说过一次了，但是，这样说更准确，我“爱”《雨王亨德森》。对于其它作品我也无法吹毛求疵。（1965/2/14）
事实上，为安妮赢取普利策奖（1967年）的诗集《生还是死》（Live or Die）正是得名于索尔•贝娄回复安妮的一句话：“生还是死，只要别去毒害。”的确我们能够在信中感受到安妮的那种布道般的温暖。比如在谈到创作力与自我毁灭的拉锯战时，安妮说：
我想你可以相信诗人，或者说，至少相信他们的诗。至少我就相信一些我热爱的诗人的诗。你读过里尔克（Rilke）吗？我不需要靠他的一封来信来爱他或了解他。你有没有读过他的《致一位青年诗人》。我就很喜欢那本书，常常读它，当我渴了或者孤单的时候就去找它。里尔克他本人也许是个混蛋或乞丐。你看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绝望的下流胚。但是他的诗歌全是优雅的恩惠，他的词和爱意使得它们闪闪发光。我想说的就是——相信你爱的东西。（1962/2/12）
除了这些支离破碎的旁敲侧击外，安妮也与一些名流作家有过直接的通信。1970年，安妮致信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拜托他为自己的新诗集《变型》作序，语气中无不是谦和的战战兢兢：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您愿意写这个序？当然您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我知道您有足够的钱，所以这些对您并不构成诱惑……依您的心情吧。（1970/11/17）
与多产的女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s）的通信，则是睦邻友好式的互诉衷肠：
当美国邮政局带来一封信，来自我如此喜爱并勤快阅读的人，那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点出我们之间的区别。你写心碎是那样得心应手，嘎吱嘎吱地，恐怖的事情，然而你自己一点也不紧张。你探索，但也许不是你自己而是某种深居在你身上的像胆结石那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连你自己也并不知情。（1973/6/4）
盈盈闪闪的碎镜片，拼凑出安妮眼下的文学树谱，同时，也影影绰绰地隐射了她生活的浓度：诗人刁钻的敏感、清练的轮廓和遍体滚烫的血液。
(三) 躺在首饰盒里的天上星
如果可以，我想拆下一颗星星放进精致的首饰盒。如果可以，我想把爱封存在高高瘦瘦的瓶子里，这样一来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抿上一口。但是取而代之，迷失在店铺间的我，要给你一些钱。我为了它们辛勤工作，我知道你已经意识到都是些什么工作。（1974/7/3）
此信是大女儿琳达21岁的生日礼物，随信交付的是其文学遗产的执行权和一些钱，以及3个月后的自杀。安妮是喜欢冒险的人，从写诗起，还搞过小说、童话、戏剧、甚至还有摇滚乐队。除了危险的生性作祟，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钱。这在她的晚年表现得尤甚：神思慌乱，形容憔悴，在她自己一手打造的残囊败茧中唱着离歌——歌声暗哑，然而那团由于老气而燃烧得毫无章法的拜金的欲望，一点一点吞噬了她从未有过的，晚年。
书信集的最后是安妮写给琳达的一封短短的信。不排除编者鉴于母女情思的私心设置，但它的确在时空之弦的把位更换中泛出最后一个令人心碎的靡靡之音来。这是1969年4月，安妮在飞往圣路易斯的机舱里，带着对有朝一日母女生死两隔的想象，给未来40岁的琳达写的信。
……第一，我爱你。第二，你从没叫我失望。第三，我知道，我也曾处在那样的境地，40岁的人，母亲已经死去，但我依旧那样地需要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的食米鸟……生活并不简单。它是可怕的孤独。……和我的诗交谈，也和你的心交谈——这两样里面都有我。……
1974年10月，安妮在自己密闭的车库里发动汽车引擎，尾气让她窒息而死。包括女儿在内的所有亲友都抱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淡然，平心静气地接受了她的死亡，她的那种，静悄悄的、说到做到的离去。
我理解卡夫卡（Franz Kafka）。我理解里尔克。只有通过他们我才能够理解自己。生活的故事，或说，历史的故事，只是一部机器，一部卡夫卡的机器。我只想藏起来，回到曾经锁住我的那个房间。我通过毫无希望的方式把它倾倒出来，弄得到处都是，因为你是一个诗人，你知道没有那种躲在果壳里的生物机制，不过我求求你，造一个出来吧，把我藏起来！不是为了躲避“粉丝”，而是躲避我自己。结婚之后我像一个时装模特和图书管理员一样地工作着。两者都是事实。但因为我被关在牢房里所以两者又都是谎言。我的意思是，诗歌还未出来，而诗歌才是我的人生。（1965/9/24）
这个在时间的云霄飞车里流连忘返的女诗人，化成蝶影重重的一颗灵魂，永远地藏进了浩淼的星系间，留下时光，在一褥子熏黄的信的茧丝中四散，千丝万缕，悠悠荡荡。而她从前横冲直撞的傲气与拾拾掇掇的媚态，都在星云缤纷的摇曳中，取得了令人谅解的平衡。
2011年11月13日 杭州
载于《书城》2012.01

网址：安妮•塞克斯顿和她的信“茧” https://mxgxt.com/news/view/197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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