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忠诚与“部落流动”：生产规范与嵌入性的作用 周懿瑾 Zhou Yi Jin 社会流动 社会心理建设 社会治理 【简介

偶像忠诚与“部落流动”：生产规范与嵌入性的作用

一 引言

粉丝经济不断升级，成为娱乐产业的中坚力量，粉丝也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动力之一。根据新浪娱乐《2018微博粉丝白皮书》的数据，该年微博上明星的活跃粉丝总数已接近7500万，71.2%属于90后。她们不仅在微博上“追星”，更借助微博的规则努力“造星”：通过数据和消费，竭尽所能将偶像推向品牌和大众的视野，粉丝经济已经转变为“粉推经济”。一个明星的成功越来越离不开粉丝的助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粉丝的大面积流动会造成明星的“过气”与更迭。根据报告的数据，64.3%的粉丝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就“爬墙”了[1]。从热烈地喜欢一个明星到情感淡化、变成另一个明星的粉丝，粉丝们的情感迭代速度远比外界想象得更快。随着情感的转换，她们的身份也发生了转换，从一个明星的粉丝社群流动到另一个明星的粉丝社群。这带来两个问题。首先，网络社会中的粉丝社群（下文简称粉圈），是如何在粉丝个体的高速流动之中维持组织稳定的。其次，粉丝与粉丝之间，是如何在高速流动中建立社会协作的。表面上，社会关系和制度对人的制约似乎都在因为流动而减少，而事实上，情况并不如相关文献预测的那样简单。

回顾流动性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无论从社会的哪一层面来看，流动都是当下社会的显著特征，网络社会的加速流动空间更进一步带来了个体“义务”和“责任”的解除。网络社会是在信息传播技术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加速流动的空间（Castells，2016）。在这个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中，人与地理、人与人之间的位移与实际肉身的关联越来越弱。借由流动空间的特征，网民的数字自我得以在不同的网络之间高速穿梭，人们可以随时进入和参与，但也可以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退缩或撤离（田林楠，2018；吴瑶、韦妙，2018）。高速流动带来了自由，但归属感却失去了安置。稳固而广泛的认同的枯竭使得当代人以一种新部落的方式彼此联结和共同生活（Maffesoli，2016；田林楠，2018）。在共情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根据共同的情感/感受、品位、爱好等群聚成各种部落，通过虚拟分身在不同的甚至相互重叠的部落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网络的流动性和匿名性免除了个体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人们的归属感得到了暂时的安置，虽然这种认同是短暂和流动的（Maffesoli，1996）。

不同于马费索利断言的情感部落具有短暂性特征（Maffesoli，2016；王宁，2017），粉丝个体虽然高速流动，但明星的粉丝形成的粉圈却表现出更加长期的稳定性，这在流动空间中显得格外异样与突出。同样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聚集在一起的在线情感星云（王宁，2017），粉圈却没有因为情感的易逝性而如烟花般湮灭；大量成员虽然也在快速流动，但其整体的流动速度显然被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在流动的框架中，粉圈将集体情感转变为持续的社会动力，完成了群体情感的组织化；在其中的粉丝个体也并没有因为流动性而免除个体的义务和责任，反而形成了基于流动的自我管理和社会协作，并推动其部落的长期发展和部落目标的完成。这是其他新部落都难以做到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往从青年亚文化视角对粉圈进行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一定程度上否认甚至贬低了粉圈所代表的变化的深刻性。粉圈作为一种生长于新媒体平台的微型社会，其文化已经蔓延到体育、音乐、直播、爱国主义等多个领域，是信息时代最有能量和最具传染性的文化之一。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从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一定程度上，粉圈是一个先锋实验场：它提供了未来社会的可能形态；对如何在结构和个体双重流动的基础上建立边界模糊的新组织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也为在高速流动中建立社会协作机制和文化规范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因而，以往亚文化的视角不能充分解释粉圈现象，应该将粉圈放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视角之下进行审视。

本研究通过对多个粉圈进行约18个月的网络民族志观察，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具有高流动性的网络集体情感如何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动力，即粉圈组织为了动员的有效性，如何理性利用集体情感构筑偶像忠诚，减缓部落流动？

二 文献综述

（一）网络社会中人的流动：自由与归属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物体、人和信息的移动特性日益增强，“社会性的社会”开始逐步转变为“流动性的社会”（孙九霞等，2016），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以往的恒定性研究转向流动范式（林晓珊，2014）。流动性研究变成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跨学科研究议题（孙九霞等，2016）。其中，移动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卡斯特，2006：466），成为流动性研究中重要的影响变量和充满潜力的研究领域。

以往对人的流动性研究，主要关注两个维度，一个是地理维度上的流动性，即社会成员呈现出的物理移动，涉及人-地相对位置的变动；二是社会维度上的流动，涉及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以及阶层结构的位移变动。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世界中人、物体、影像、信息的流动脱离了肉身的束缚，地理和社会距离可以被实时跨越，高速流动的网络空间对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Boas，2017；Fortunati & Taipale，2017；Di Masso et al.，2019；吴越菲，2019），成为流动性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针对网络空间中人的流动，却鲜少被讨论。

然而，网络社会中人的流动，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仅因为新的流动范式的研究核心是“人的流动性”，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流动的表现特征、作用机制与规律也都会随着人的流动发生相应的变化（孙九霞等，2016）；还因为流动是整个网络社会形态的本质特点和支配力量（Cresswell，2010）。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联结的转移加速，不再依赖契约等强制秩序，而依靠更加复杂多样的内在机制（吴越菲，2019）。但目前对这些机制的探讨是不足的。卡斯特虽然是网络社会理论和流动空间概念的提出者，但他更关注信息和物质流动的加速所导致的对时间的压缩和对秩序的扰乱，并没有以人的流动为中心，阐释其流动的机制，以及对社会和网络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胡海，2016）。

从现有的研究和论著中可以看出，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流动决策是基于自由需求和归属需求的权衡。网络技术无疑提供了流动的自由，它使得人们可以摆脱固定身份、拒绝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和推持长久关系。个体可以隐匿自己的身份和实际存在形式，参与不受地方性条件和制度规定限制的网络活动，不必在乎自己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甚至不在意所在群体的关系制约和制度规范，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动态建构与自由变换的自我存在状态展现（谢玉进、胡树祥，2018）。但另一方面，流动带来的脱嵌使得个体失去了扎根的可能，统一和大范围的认同机制逐渐枯竭，人们拥有了自由却失去了纽带，个体开始渴望群聚的集体生活。这种需求推动基于共同爱好和情感的关系网络的网络新部落逐渐形成，在这些共同体中，心理上的亲近和认同取代了地理上的亲近和认同，人们以一种新部落的方式彼此联结和共同生活（田林楠，2018），社会和生命再度回到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化”的阶段。

虽然网络中的新部落是一个自由和归属的两全空间，为四处漂流的孤独个体提供了暂时的归栖之所，令其获得暂时的安全感，同时能够无所牵系地离开，维护自己的自由（田林楠，2018）。但学者们也一致认为，这种部落中的个体间联系是脆弱和短暂的，相互认同是碎片式和不稳定的，成员流动是随意的。并且，他们“在一起”的同时也免除了个体彼此之间的责任和长期承诺（鲍曼，2002：110）。这些都导致了数字世界新部落的形成与消失具有更高的或然性与不确定性（王宁，2017；田林楠，2018）。

有趣的是，不同于以往研究所提供的流动规律，明星粉丝的情感部落却表现出更加长期的取向和相对较低的流动性，这显得格外异样与突出。粉圈指的是由许多粉丝个体围绕同一类趣缘对象（即共同感兴趣的偶像明星或文化产品）组成的趣缘群体（侯雨、徐鹏，2019）。同样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聚集在一起的在线情感星云（王宁，2017），粉圈却没有因为情感的易逝性而解体；大量成员虽然也在快速流动，但其整体的流动速度却被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在流动的框架中，粉圈将集体情感转变为持续的社会动力，完成了群体情感的组织化；在其中的粉丝个体也并没有因为流动性而免除个体的义务和责任，反而形成了基于流动的自我管理和社会协作。以上现象都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也是其他新部落难以做到的。

（二）作为情感部落的粉圈：偶像忠诚与流动

情感部落是一种情感的实践活动，最本质的特征是“在一起”，这种“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具有神圣性和“集体感性”，比如线下的音乐会、泼水节、球赛以及数字世界的集体追剧、弹幕狂欢等。

由于对某个明星或文化产品的强烈情感而聚集在一起的粉圈，无疑符合情感部落的众多特征。第一，她们有着非常显著的群体情感驱动性（朱丽丽，2016）。粉圈的形成往往是因为明星的某个内容产品（如电视剧、舞台、综艺等）一时间吸引了大量有共同情感的网络用户，共通的情感使其联结在一起，形成“弥散同盟”（diffuse union）。第二，他人在场是我快乐的源泉，现场看球赛、狂欢节都是需要他人在场的，而追星如果成了个人行为，则会变得索然无味。大家追求“在一起”的感觉，他人的快乐构成我快乐的烘托，并对我的快乐形成强化，难以把个体的情感单独析出。第三，情感在一个密集的空间中频繁互动，会产生情感共振并引发情感极化。第四，非定向的人在一起（the undirected being-together），个人与个人的情感链接未必要求交往方是熟人，但在场和亲近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群体成员感和群体责任感等。第五，集体性的情感会引发集体行为，比如集体换头像、做数据等，其动力不是来自理性选择，而是情感。第六，粉圈的消费虽然是一个个的个体完成的，却是有意识的群体性消费，而不是个体性消费。

但在另一方面，粉圈却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情感部落的流动性。学者们认为情感部落虽有强大的社会动力，但它是短暂与偶发的，其中成员的流动是迅速的。但是在其他的情感部落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时（王宁，2017；王斌，2019），粉圈却往往从一个狂热的情感部落逐渐沉淀为一个横向链接的自组织社群。虽然其也面临着大量个体的不断流动，却获得了较长的生命周期，并且能够发展出一种较为持续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力，推动明星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社会也产生了影响（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这是如何做到的？

关于这一问题，现有相关的粉丝研究所能提供的答案集中在后半部分，即粉圈是如何影响社会和产业的。早期粉丝研究主要关注粉丝作为内容的产销者，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对文本进行解读、解构和重写，赋予文本全新的意义（詹金斯，2016）。现在粉丝研究则更加关注粉丝作为文化产业中重要的一环，如何反作用于整个文化产业经济链条，将自身的创造力转化为产业生产力（陈彧，2014）。另一个角度的研究则探讨粉丝文化对民族主义的影响（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刘海龙，2017）。这三类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粉丝的能动性和参与性（蔡骐，2011；杨玲，2015）、社群形成的机制（王艺璇，2017b）以及新媒体对其的影响（侯雨、徐鹏，2019）、粉圈的动员机制（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朱丽丽，2016）。但这些研究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两点。一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是所有活动和行动的起点，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几乎将粉丝最核心的情感生活剥离在讨论之外，更多聚焦于粉丝的具体行动及其影响。二是现有有关粉圈的动员组织机制的研究忽略了粉圈中组织动员和社会协作的前提是建立在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粉圈的动员和行动并不是在同一群粉丝中完成的，而是在高速流动、不断进入与退出的不同的粉丝和粉圈结构中完成的。

因此，虽然近三年C刊关于粉丝研究的论文年均超过100篇，但仍有所不足。首先，大部分研究从青年亚文化或产业经济的角度来探讨粉圈问题，忽视了其对社会转型的启示意义。其次，研究多从恒定性的视角来探讨粉丝和粉圈，忽视了粉丝群体的流动性，这种忽视让以往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早期的社群形成机制和文化生产方式在新媒体的结构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现有研究虽然展现了粉圈这种自组织巨大的动员能力，但几乎并未探讨粉圈组织的先天不足和巨大弱点。无论粉丝经济还是粉丝文化，粉圈这个自下而上涌现的组织的影响力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结构和成员组成之上，粉圈在不断流动、不断更新，从结构到个体都是液态的。粉圈也并不是一个面目统一的组织，它的动员伴随着剧烈的冲突和不稳定，取决于成员的情感变化和部落的流动。粉圈想要有效地进行动员，必须面对高流动性这一根本困境。

故此，本文想要探究粉圈如何应对有效动员和高流动性这一根本矛盾。具体想要解答如下三个问题：情感在粉丝的部落流动决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集体情感是如何化为长期偶像忠诚的？粉丝的部落流动是如何被最大限度减缓的？

三 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

笔者从2018年4月进入微博平台，前后经历了秦奋（2018年4月～2018年5月）、杨文昊（2018年5月～2018年6月），朱一龙（2018年6月～2019年10月）、王一博（2019年8月～2019年10月）四个粉圈，并在2019年3月～2019年10月的8个月时间中长时间浏览晋江网友交流区（以下简称兔区）这一匿名的娱乐圈讨论区，总共进行了长约18个月的网络民族志研究。网络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及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卜玉梅，2012）。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首先是因为粉圈的封闭性，其具有集体隐私，需要内部成员保守秘密（Maffesoli，1996；王宁，2017），对“局外人”有着非常强的戒心和不信任感，因此在社群进行资料收集时，通过问卷和访谈了解粉丝的数据和真实想法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而网络民族志能够通过长时间沉浸式的在线参与式观察获取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野（卜玉梅，2012）。同时，詹金斯开创的“学者粉”（aca-fan）的研究思路也认可了学者作为“局内人”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詹金斯，201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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