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er Frost

发布时间：2026-01-19 15:41

在审视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时，威尔·贡培兹曾敏锐指出的“艺术家作为企业家”现象，已远非个别案例，而是深刻嵌入艺术生态肌理的关键特征，甚至成为理解近半个世纪艺术演进不可或缺的视角。

这并非指代一个风格流派（如印象派或抽象表现主义），而是描述一种艺术家在创作之外，主动运用企业化思维、策略和模式来经营自身职业生涯、塑造品牌并拓展影响力的普遍趋势。理解这一现象，对于把握当代艺术的创作逻辑、市场机制乃至价值评判都至关重要。

安迪·沃霍尔和“工厂”团队

这一现象的起源常被追溯至安迪·沃霍尔。他的“工厂”超越了传统工作室的功能，成为一个集艺术生产（丝网印刷）、电影制作、明星制造、社交活动与媒体操作为一体的“创意企业”和“品牌引擎”。沃霍尔深谙批量复制、名人效应与媒体传播的法则，将自身形象与生活方式也纳入艺术生产和消费链条，彻底模糊了艺术创作与商业运营的界限。他树立了“艺术企业家”的典范，其影响力绵延至今。

其核心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品牌化经营成为艺术家主动构建市场识别度和价值的重要策略。艺术家有意识地塑造独特的个人或集体品牌形象，使其艺术实践具有高度的辨识度。

策略性生产意味着艺术家在创作构思时，对作品的主题、媒介、尺幅、版数甚至呈现方式的选择，往往综合考量了目标市场定位、潜在收藏群体以及预期的传播效果。

规模化与工业化运作是许多成功艺术家的现实选择，依赖专业团队分工协作、工作室体系管理或外部合作方能完成复杂的作品，杰夫·昆斯那些高度精密、宛如工业产品的大型雕塑便是典型例证。

主动的市场介入行为也愈发普遍，达明安·赫斯特2008年绕过长期合作的画廊，直接与苏富比拍卖行举行“Beautiful Inside My Head Forever”专场拍卖，取得巨大商业成功并引发行业震动，此举被视为艺术家直接掌控市场渠道的激进宣言。

跨界资源整合能力也变得至关重要，村上隆与路易威登等奢侈品牌的深度合作，成功地将艺术符号植入流行文化与大众消费领域，拓展了艺术影响力的边界并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气球花》雕塑，杰夫·昆斯

村上隆与路易威登的迷你影院

中国艺术家徐震及其创立的“没顶公司”是这一全球现象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力例证。“没顶公司”以公司化架构运作，拥有明确的团队分工、多样化的艺术产品线（涵盖绘画、雕塑、装置、影像、艺术项目乃至衍生品）以及系统的市场推广策略。它高效地组织艺术生产，积极进行国际画廊合作与艺博会参与，将“徐震”这一艺术品牌推向全球艺术市场的前沿。徐震通过“没顶公司”实践了一种高度自觉的“艺术家-企业家”模式，将个人艺术创作完全纳入品牌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公司运营框架之中，是“艺术家作为企业家”理念在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实践。

没顶公司外景

这一趋势的兴起及其成为当代艺术发展显著特征，有其深刻的现实必要性，它是艺术家应对剧烈变迁的艺术生态的适应性策略：

1. 全球化与资本化的艺术市场：艺术已成为一个高度全球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艺术品作为投资资产的角色日益凸显。艺术家要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并获得可持续的职业生涯，必须理解和参与复杂的市场规则、收藏体系与金融逻辑。

2. 高昂的创作与运营成本：实现大型装置、维持专业工作室团队、参与重要的国际展览或艺博会，所需资金极其庞大。艺术家必须具备项目融资、预算管理和资源整合的能力，其运作模式必然趋近企业化。

3. 注意力经济下的生存法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并维持公众、藏家、评论家和机构的关注度是成功的前提。艺术家需要主动运用公关策略、社交媒体、制造话题性事件等手段进行自我推广和品牌叙事构建。

4. 艺术与商业界限的持续消融：品牌合作、版权授权、艺术衍生品开发、公共艺术项目委托等跨界实践日益普遍，要求艺术家具备商业谈判、知识产权管理和跨界协作的能力。

5. 艺术教育的转向：艺术院校越来越重视教授学生关于艺术市场、职业规划、法律基础、项目管理等“非传统”技能，这从教育层面反映了生态对艺术家“企业家素养”的制度化需求。在此背景下，具备企业家精神与能力，已成为艺术家在高度竞争、资本驱动、媒体主导的当代艺术生态中生存、发展并取得广泛影响力的关键要素，甚至是一种“新常态”。

然而，这一现象也引发了持续而深刻的反思与批评，触及艺术的核心价值与未来走向：

最核心的质疑在于，艺术品的核心价值（美学、观念、批判性、情感力量）是否过度被其市场价格和商业成功所定义甚至取代？当拍卖天价成为衡量艺术家成就的主要标尺，是否会削弱对艺术内在品质的深入探讨？

企业家策略是否会在无形中引导艺术家趋向更安全、更符合市场主流趣味或更具话题性（有时是噱头）的创作方向？对“品牌一致性”的维护是否会抑制实验性、批判性和真正冒险精神的表达？赫斯特后期高度重复的商业化系列作品和昆斯对流行符号的持续消费，常被视为受市场逻辑驱动的例证。

资源和关注度高度集中于少数精通商业运作的“明星艺术家”及其大型画廊/机构网络，是否挤压了更多元化、实验性或非商业导向的艺术实践的空间？这是否加剧了艺术界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

艺术家的核心身份究竟是创作者和思想者，还是品牌经理和CEO？当艺术家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管理、营销、社交和资本运作，是否可能消耗其本应用于深度思考和纯粹创作的精力？徐震通过“没顶公司”将自身转化为一个高效运转的“艺术品牌”，这种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艺术家作为独立个体的传统定义。

当某种成功的“企业家-艺术家”模式（如制造大型视觉奇观、追求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高频次品牌联名）被广泛模仿，是否存在导致当代艺术面貌趋同、丧失先锋探索精神的风险？

“艺术家作为企业家”的现象，绝非艺术史的旁枝末节，而是深刻塑造当代艺术面貌的核心动力之一。它揭示了在全球化资本、媒体技术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艺术创作如何不可避免地与市场逻辑、品牌策略和企业化管理深度交织、相互塑造。

从沃霍尔的奠基性实践，到赫斯特、昆斯、村上隆在西方市场的成功范式，再到徐震通过“没顶公司”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力诠释，都印证了这一趋势的普遍性、复杂性和强大生命力。它既是艺术家在严苛生态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策略，也从根本上重塑了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和价值评判体系。

p.s.本文主要论述由深度神经网络生成，Alexander Frost负责校准。

这是zuolo艺术机构发起的“当代艺术100问”系列第84篇。欢迎艺术家、批评家、艺术爱好者赐稿。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弗洛斯特（Alexander Fr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