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玲老师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最近几天,朋友圈和新闻都在悼念她,而大家一致提到的一个词便是甜美。想起她在《柳堡的故事》里的二妹子,那一笑如春花灿烂;忆起她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春妮,温婉而坚定。仿佛她的人生,最后便凝聚成了银幕上的那几抹甜美的微笑。

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表面,难道不太简单了些?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懒散。如果我们肯花点时间,深入了解她的人生经历——从曾经的万众瞩目,到转身进入普通的工厂车间,从一度的女主角到背景板的绿叶,再到三次面对癌症的抗争——我们会发现,甜美这两个字,根本无法完全承载陶玉玲的整个人生。 
她的骨子里到底是什么?她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用一生去践行听党指挥和做霓虹灯下永远的哨兵这两句话的人。她的离世,也标志着一种特定类型的艺术家,一种几乎已经绝迹的活法的彻底谢幕。至于那些误解的甜美,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甜可言——她的人生,明明是一块经过锻造的钢铁。她的故事开始时,仿佛拿到了天命之选的剧本。十四岁参军,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她听陈毅校长在第一课上讲了一句话:我今天不说别的事情,只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成为了她一生的密码,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里。二十四岁时,《柳堡的故事》让她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成为那个时代最清新、最具代表性的面孔。然而,她的第一个重大个人选择随之而来。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外合拍片《风从东方来》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放到今天,哪个演员会拒绝这样的机会?可她却选择了放弃,理由简单且直白,甚至显得有些傻:一切要服从党的指挥,听从党的安排。 
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表演,而是她一生的底色。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舞台被彻底夺走,她被派到南通的晶体管厂当工人,甚至在文工团里做拉纤、买菜、装车的杂活,吃尽了艰苦。直到1978年,四十四岁的她调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待她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个只有八秒、没有台词、切面条的龙套镜头。与此同时,癌症再次找上她,一次又一次地降临,给她的生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然而,正是这个被贴上甜妹标签的人,展现出了近乎残酷的韧性。她把做霓虹灯下永远的哨兵作为一生的信条,甚至在九十岁时,她依旧站在大学生电影节的舞台上为年轻人鼓劲。直到最后,她仍然心存这句话:只要对社会还有点用处就好。现在再回头看,哪里有什么不谙世事的甜?她的甜明明是那种咽下所有痛苦之后才透出的光辉。我们今天拼命怀念的甜,或许正是因为,那种能酿成甜味的土壤——那种把我彻底融进我们的决绝,已经成为了我们几乎完全陌生的东西。她从来不是明星,她是零件。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一个老艺术家淡泊名利的故事。然而,陶玉玲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她的淡泊,而是她从根本上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明星。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国家文艺机器中一颗标准、牢靠、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才是她与今天所有演员本质上的区别。今天的演员是个高度个性化的职业,谈片酬、讲流量、谈个人表达。但陶玉玲那一代人,首先是战士,是党员,然后才是演员。她入党时便写下:我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入党后,她始终警醒自己:陶玉玲不再是原来的陶玉玲了,永远要听党的指挥,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我们感叹的她的低谷,在她的眼中,或许只是换了一个岗位。从明星到工人,她根本不觉得自己掉价。邓颖超大姐曾转达周总理的话鼓励她:陶玉玲当过兵,现在当工人,将来还可以当农民。熟悉了工农兵,就能演好工农兵。她把这句话当成补药,觉得这是另一种为人民服务,是体验生活的一部分。 
放弃国际合拍片,错过艺术高峰,她也从不觉得遗憾。晚年,她几乎把百花奖、金鸡奖、金凤凰奖的终身成就奖全部拿下,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她只有两句话:一是要做一个好党员,二是要做一个好演员。而这两句话的顺序,永远不能错。党员的身份,始终优先于演员的职业。到了晚年,她最成功的角色,不再是荧幕上的任何一个人物,而是陶玉玲自己——那个始终坚守在文艺战线的老兵,那个永远要求自己站好岗的哨兵。她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坐标,提醒我们思考那些最根本、也最容易被遗忘的问题。 
她的艺术生命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她总能站在舞台的中央,而是因为她的根深深扎在她的信仰中,从未动摇。她的不变,反而成了丈量时代万变的那把尺子。她走后,她留下的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她离去之后,依然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温度。她代表的那种创作方式——国家包办一切,个人绝对服从,艺术为信仰和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市场决定一切,个人工作室层出不穷,流量和数据成了主流。这样的变化无疑是进步,赋予了创作更多的自由。然而,这一切也有两面性。 
送别陶玉玲的同时,我们或许也该停下来,看看镜子,反思一下。在如今这个充满光怪陆离霓虹灯的时代,我们是否已经被另一种香风迷了眼?消费的香风,数据的香风,炒作的香风……在这个舞台上,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依旧把自己当成哨兵?她曾在电影里,痛心于丈夫被香风熏得迷失了方向。而她自己,则用一生警惕着文艺圈中的各种歪风。她的离去,不仅仅是挽歌的结束,而更像是一座老钟被敲响,钟声清越,回响远远地传开。 
这钟声在问:在每个人都有麦克风、每处都是秀场的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那种看似过时的听党指挥这种压舱石?还能否想起那五个滚烫的字——为人民服务?最后一代体制内艺术家正在慢慢消逝,而他们曾经站过的地方,也渐渐空了出来,似乎在那个空荡的地方,立起了一个无形的坐标,刻着:信仰,初心。在今天这个一切都可以计算和交易的时代,陶玉玲代表的那种傻乎乎的奉献精神,还能否有它的价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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