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记者 杨余；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把综艺编剧和导演的关系比作‘夫妻’再合适不过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相互信任、分工协作，都是为了把节目做到极致。”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制片人陈伟在录制节目间隙告诉“广电独家”，“不仅是夫妻关系，还讲究‘门当户对’！”
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作为一种新的工种，综艺编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3年湖南卫视引进《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韩式综艺节目模式。
这是国内综艺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行业的专业分工越细，说明一个其市场化程度越高。
近几年，随着国内真人秀节目尤其是剧情式综艺节目的走红，综艺编剧在幕后团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一种常规工种。
以往国内综艺节目分工不明晰，主要实行的是编导工作制。编导的工作内容涵盖编剧和导演，有时候还会兼任摄像、场记、导播等。
“2017年进入超级网综时代，一个编导或者一组编导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细致、清晰地同时做好策划和执行两项工作了。于是，我们让更擅长于执行的编导转向去做纯粹的导演，让更擅长观察、策划、预测判断以及架构故事线的编导转为综艺编剧。”陈伟介绍道。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制片人陈伟
必须指出的是，综艺编剧严格区别于影视编剧。
影视演员按照剧本的指示说出台词，完成角色塑造——剧本是灵魂。而在综艺节目里，拿在导演手中的剧本其实只是台本，上面有详细的节目流程，这些流程会根据节目需求适时通过编剧或者导演透露给嘉宾。当然，为了让真人秀更好看，综艺节目同影视剧一样，也会设置规定情境。
《极限挑战》总导演任静曾表示，综艺编剧工作并不是由编剧组几个人就能完成的事，而是一个以主编剧为核心，所有工种围绕其去共同完善剧本的庞大的编剧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主编剧负责搭框架，理清故事线，随后编剧组、执行组、后期甚至花字组都要参与到这个编剧系统中。“每个工种都要有编剧意识，每个人都要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而非单独一个编剧组来包揽整个剧本。”
那么，综艺编剧在节目制作的不同阶段，都干些什么呢？具体到说唱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新说唱》，由二十多个人组成的编剧组主要分为艺人编剧、选手编剧和赛制组。
《中国新说唱》艺人编剧唐瑗
据节目编剧组的唐瑗（张震岳、热狗的艺人编剧）、卢璟辉（吴亦凡的艺人编剧）介绍，在节目筹备阶段，除了赛制组针对赛制进行内容策划外，选手编剧和艺人编剧都投入到选手工作上：
针对选手组筛选出来的选手，梳理他们的性格标签，预判他们在赛制中的行为，在选手与选手之间，选手与明星制作人之间寻找可能的关系线，为现场真人秀提供录制信息。
此外，艺人编剧在熟悉选手和赛制的同时，还要着力发掘艺人的真人秀驱动力，包括其“人设”标签和在真人秀中可呈现的方式内容。
前期营造好真人秀环境后，在中期执行期，编剧工作主要以观察记录为主：
观察记录在前期设计好的环境中，选手与明星制作人之间的真人秀故事，记录其在各个环节的真人秀行为和分析其想法，预判其下一步的真人秀动向，在现场与真人秀组和现场组维护好真人秀环境的完整连贯，坚决避免通过直接干预破坏选手和明星制作人的真人秀状态，简单说就是避免“出戏”。不出戏，让他们沉浸在比赛的氛围为中，尽量避免各种干扰，保持他们真实的状态。
“采访是编剧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真人秀的一部分。在观察记录后，编剧需要用采访的手段让他们更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在采访过程中，通过询问引导，对对象进行隐形干预，以调整其真人秀状态。”唐瑗、卢璟辉介绍道。
比如在录制60秒淘汰赛过程中，卢璟辉发现吴亦凡按键速度很快，对选手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和制作人热狗对身份信息的过程中，我会告诉他刚刚观察到的情况。如果热狗和张震岳也发现或者认同这一情况，他们也许会就此点与吴亦凡互动，比如调侃他是‘杀手吴’。”
《中国新说唱》艺人编剧卢璟辉
同时，很多现场记录也会出现在编剧的后采当中，因为第三方视角很重要。如果选手出现了突发情况，即使表面看与明星制作人无关，编剧也会围绕这个点尽量多地采访他们。
当然，为了维护制作人和选手在录制过程中的真人秀状态，编剧会尽量做到不中断录制。
在节目制作的后期阶段，编剧要与后期编剧一起复盘现场发生的情况，然后从后期的角度梳理出故事线，进行后期加工、解构和呈现。
毫无疑问，对《中国新说唱》这样的真人秀节目来说，选角非常重要，编剧必须从明星制作人和选手身上发现其性格魅力和人物特质。
所谓“人设”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强加给嘉宾的，而是编剧通过观察提前判断、精准提炼出来的。
总体来说，综艺编剧只是设计规则、情境或者游戏，至于艺人和选手在节目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还是自由发挥的结果。
核心是挖掘人物在真人秀节目中的闪光点，在变化中讲好人物故事，因为让观众喜欢上“人”是根本目的，这要求编剧具备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做手艺是急不来的”
在国内，综艺编剧行业起步较晚，人才匮乏是不争事实，尤其是缺乏独当一面的主编剧。这主要是因为综艺编剧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行业经验。
一位总编剧或者主编剧至少需要8~10年的从业经历，必须具备充分的阅历和项目把控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对人性、对社会有所了解和体悟的编剧，才能更加明白观众的心理，设计出观众爱看的情境和人物。
经过《热血街舞团》《机器人争霸》《中国新说唱》等超级网综的不断锤炼，陈伟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在他的团队里会有具备主编剧能力的人涌现出来，“现在不急，做手艺是急不来的。”
在《中国新说唱》的具体操盘过程中，陈伟和爱奇艺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导演车澈会协力分担总编剧的职责。
爱奇艺副总裁、《中国新说唱》总导演车澈
谈及主编剧的必备能力，陈伟认为，其一，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面和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其二，能够用最快的速度了解一个人，对人物行为和性格要有充分的了解和预判，再通过节目呈现并适当放大给观众看；其三，通过聊天、采访等方式，能够对人物性格有更深的把握，并对事情的走向有更深、更清晰的预览；其四，整季节目是一个大的故事构架，全篇布局的能力越强，对讲好故事越有效。
其中，全篇布局的能力尤其考验编剧的功力。“某件事情可能在某一集节目里面是亮点，能够凸显出人物身上不一样的特质，但从5~6集甚至更长节目时段来看，这一点会让观众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的理解产生误会甚至偏差，这就需要编剧趁早舍弃。”
而《中国新说唱》对编剧组提出的最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由于赛制升级，正片第一集即跳过海选，直接进入60秒淘汰赛，无形中编剧组损失了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去认真观察分析明星制作人和参赛选手；
再者，因为少了一集节目的铺垫和沉淀，如何在精彩刺激的赛制中让观众可以迅速抓到人物的鲜明个性，这对编剧组讲故事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挑战。
唐瑗、卢璟辉表示，信息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针对每一个作品或选手，大家都将在后采中说出自己的看法，信息量非常庞大。
“有时候编剧群里有上千条长微信。我们需要在这巨大的信息流中找到与自己负责的人物的相关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有用的信息，并进行分类整理。”
升级节目赛制的最大出发点是基于用户体验，节目组借助爱奇艺的数据技术（DT）对去年的节目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重点分析了用户观看行为，发现第一集节目对用户兴趣度的拉升、用户留存和人均观看时长等弱于后面。
更为直观的原因则是，去年参与节目海选的选手一共才778人，真正见到明星制作人的为288人，而今年光海选就超过一万人，体量不可同日而语，节目组不得不对赛制作出及时调整，通过海选确定了71人直接进入60秒淘汰赛。
“首要考虑的肯定是用户需求。视频平台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可以分析出每位用户的观看行为和特征，知道他喜欢看什么内容，在什么内容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又把什么内容一下就过掉了。”陈伟说。
早前，爱奇艺内部已经有过用AI（人工智能）选人的先例，而且2018年年初AI技术对于网剧的流量预测准确率已经超过80%，因此陈伟对这一技术很有信心。
“我们不仅可以做到依角色选人，也可以做到依人选搭档。比如AI算法通过对明星的人气、热度、专业程度、音乐类型、粉丝画像、音乐特征、口碑评论等各类维度的数据来进行学习和计算，最终得到的匹配度最高的是邓紫棋，她和潘玮柏的匹配度在90%左右。”
邓紫棋和潘玮柏的互补组合无疑将强化旋律和舞台表现这一评价维度，加上张震岳、热狗更看重说唱技术等音乐元素，吴亦凡则擅长利用先进技术，更贴近于当今时代的用户需求。
由此，《中国新说唱》的评价体系更加立体客观。同时，邓紫棋的加盟为节目提供了女性视角。
说唱是一种荷尔蒙很强的音乐类型，如果女性制作人的加入能让节目的整体画风更加柔和，将四个男人之间的气氛搞得更为活跃，对于女性观众占比极高的综艺节目而言，绝对算得上一件利好之事。
长久以来，编剧需要繁琐的观察和监听，一遍又一遍翻阅文字速记内容，找寻他们在现场听到的那些有意思和构成戏剧剧情的重要信息，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早前，爱奇艺节目制作中心联合技术产品中心主动开发基于AI的剪辑系统，目前已经实现利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把大量采访同期声以最快的速度用AI人工智能转化成文字流等重要功能，大幅度提升了编剧、后期导演和剪辑师等的工作效率，以便他们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故事内容的架构上。
《中国新说唱》编剧会
“门当户对”有多重要？
不少业内人士将综艺编剧和导演的关系比作“夫妻”，两者需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补位。
“编剧组主要负责设计，导演组负责执行。导演组需要信任编剧组给出的创作方式，也要相信自己可以执行，并相信按照这个实行，节目会更完美。”
陈伟一再强调双方“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好比来自不同原生家庭的两个人，结为夫妻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家庭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具体分工不一样。“一线团队尤其讲求编剧和导演合作的平衡”。
这里的“平衡”是指编剧足够强，导演也有足够的经验，导演信任成熟的编剧给出的判断，编剧也信任导演组可以把这些构思、判断、构架、策划执行到位。
“如果让我来担任《中国新说唱》的总编剧一职，胖虎（车澈）一定会信任我，我也一定信任胖虎，因为我相信他可以完美地执行，他也相信我在策划时考虑过执行的诸多因素。”陈伟说。
最可怕的是二者关系出现不平衡，存在明显短板。比如编剧足够好，可导演水平不够，执行不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问题。一种结局是编剧“驱赶”导演，什么都替导演安排好了，导演组沦为基础执行，编剧变成了编导。
但这还算好的，更可怕的是导演组两手一摊，“我们执行不了”，执行限制创意，最终只能按照低端制造工艺推进项目，片子成为“行活儿”，变成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编剧、导演不平衡的另一个极端是，导演组是按照工业水准配置的，编剧组却是临时拼凑的，编剧组的工作和能力无法为导演组提供有效的支撑，变成只能勉强负责采访的“摆设”；较好的情况是“导演架空编剧”，在执行上回到“编导制”的老路，更糟糕的就是因为编剧和导演互不信任、相互推诿，节目组变成“两张皮”，最终损失的还是节目品质。
在陈伟看来，从导演转做编剧，没有4~5年导演甚至主导演的工作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
“把编剧从导演分出来，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导演减负，而不是增加负担。如果不能起到‘1+1＞2’的效果，出现了明显短板，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恢复编导制，让导演继续把编剧的活干了，或者让编剧把导演的活干了。”陈伟非常笃定地说。
（杨余，“广电独家”记者，专注于综艺节目研究及影视圈的那些事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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