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最会倾听的提问者

发布时间:2024-12-15 03:45
我考入历史系,但是我不喜欢历史,怎么办?

记者:你在学校读的是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董倩: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每问一次都引起我的思考。学历史,当你是十几岁的孩子时,面对历史的感受,和你到了40岁的时候再看历史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学历史是“不得不”,因为我报的是北大英语系,可是英语系对专业分数还是有要求的,我那次考试英语成绩一般,但是我总分够了北大的提档线。我要么去二类学校上英语系,要么就留在北大读一个文史哲。 命运往往受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影响,我考大学那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特别风靡,那部小说就是以北大为背景描写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把北大的学习生活和感情生活描写得非常唯美。那个时候我就想,就冲这部小说我也得去念,只要能留在北大就行,最后只有文、史、哲、考古这些专业可以选择。想来想去,历史有故事,还是学历史吧,就这样进了历史系。 但是一到了历史系才知道,历史不是故事,是理论。当时我住的是36号楼,隔壁就是英语系学生,每天跟她们一块出去,我心里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最心爱的东西,只能每天看着别人去接触你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当时几乎每天都是含着眼泪,这样过了好久好久。第一年我根本没有调整过来,很绝望,沉浸在失落里面出不来,不好好学,也学不进去。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年很快就那么过去了。 记者:那之后呢,如何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呢? 董倩:在北大的时候都不开心,就是因为专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但是北大的图书馆给了我很多,我经常逃课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太可爱了,我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有些书我读不很懂,就复印下来回家自己再认真读。 还有北大的未名湖,现在想想仍然是美的,春夏秋冬每次季节转换的时候,我都去湖边绕一绕。在北大四年没谈男朋友,和我一起去湖边散步的是我下铺的同学。再就是上滑冰课的时候,老师把我们放到未名湖冰上自己滑。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北大的篮球馆,也是在未名湖旁边,我们常常在那儿打篮球。 北大就像母亲一样,她包容一切,你爱这儿也好,不爱这儿也好,我用我的气息来感染你,她就是给我这种感觉。我可以不喜欢历史系,但是我非常喜欢北大,它就是一种氛围,让你感觉到你周围的人每天都是行色匆匆,每天都有一种求知的、向上的朝气。 1990年代初的老师对学生好得一塌糊涂。我们有一个讲明史的老师,名字叫什么我都忘了,姓张,永远穿一身洗得已经发白的蓝中山装,苍白的头发,往讲台上一坐,就讲明史,我对他的印象极深,老先生的风范是无人能比的。英语系的老教授很倜傥,即便年纪大了,身板也永远那么直,穿衣服永远都是那么精神。历史系的老师就相对穿中式的衣服比较多。我总跑到国政系听课,不为别的,就是爱听听。 记者:你觉得北大的经历跟现在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吗? 董倩:唯一的好处就是北大是个金字招牌,它会让你很自信,尤其当别人说你是北大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我没有从北大得到什么,但是它就像一枚勋章一样,永远放在你家里,就好像奥林匹克奖牌。但越是这样,你越要非常清醒地知道,名和实之间有时候是不符的,我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北大给了我一个勋章、金牌样的东西,但是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更加知道,一个人什么地方毕业,不意味他有多大本事,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未必就不如名牌大学的学生。

《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说:“给你半年时间,要行你就干下去,不行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记者:我特别羡慕你的经历,北京八中毕业后读北大,然后又在央规的各个著名的栏目做记者和主持人,像《焦点访谈》、《东方之子》、《新闻调查》、《央视论坛》、《新闻1+1》,觉得你一路走得很顺利。 董倩:一点都不顺利,外人看都觉得顺利,其实并不是。我进了电视台,当时根本不懂电视,连什么是编辑机都不知道,我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看到的电视节目,而远远不是“电视” 本身。 进去每一个栏目刚做的时候,我都是以一种达不到基础水平的状态进去的,要踮着脚尖才能够摸到基础水平线,甚至这样还摸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在电视台是没有人主动辅导一个新人的,不懂的就要勤着问,陪着笑脸勤着问。北大的四年养出来了清高,还有比别人多上几倍的自尊,甚至是傲慢。当我每天看着办公室里的同事出出进进忙这忙那,自己却像个木头一样傻呆呆坐在分给我的办公桌前不知所措时,一切轰然倒塌,取代它们的是自卑。 记者:听说《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是你的伯乐? 董倩:我刚进台的时候正是南斯拉夫战争,那些东西我熟悉,于是就负责收集资料给我们的编辑。真正面对面进行采访是在《东方之子》,我记得当时制片人时间跟《东方之子》的人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采访者,她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采访者,我把话撂这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跟痴人说梦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当时我不会采访,没有采访经验,而且基本上采访的效果都一团糟。你想我那时候24岁,刚毕业一年,可能会做吗?根本不可能,一切都是靠一种本能,先靠本能问,然后在问的过程中琢磨怎么改进。所以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时间跟我说:“我告诉你啊,我的上级、我的同级、我的下级都在怀疑我的眼光,我给你半年时间,看我是不是错了,我从来没错过,但是在你身上我也许会错,给你半年时间,要行你就干下去,不行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这话给我的刺激特别大,我本来不想去《东方之子》,按照我的规划我想出国念书,我还惦记着我的英文呢,但我是个内心特别要强的人,一听这话撂出来了,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干多好。我妈从来不说我不行,但我妈经常用说我不行的方式鼓励我,但这次别人不是为了鼓励我而说我不行,这个痛苦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没有人能帮我,因为采访是一个只有自己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电视采访,当摄像机和无数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你能靠得上谁啊?你说不出来一句整话,你说不出来一个观点,你不能理解对方说出来的意思,那时候无论亲爹亲妈,还是对你多好的人都帮不上你,只有靠你自己。摄像机面前,你不可能向任何人求助。 记者:从一开始缺乏经验,一直到现在成为这么有经验的记者,你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董倩:我觉得自己的变化就是从虚弱到充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摸着石头过河,就好像初下水,不知深浅,一切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踩空,或者怕踩了一个石头滑倒。我会永远记住,我面对的那个摄像机不是一个人,那里面意味着无数人的注视,无数双挑剔的眼睛,我必须谨言慎行,所以开始时特别心虚。但是现在让我上节目我有把握了,对一个话题我充分地理解了,我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另外在准备节目之前我会做分析,我之前接触过这个话题,我心里有底了,脚迈下去的时候,我知道它下面到底是沙子还是台阶,我心里有数,所以特别踏实。

在《央视论坛》做陌生的话题太艰难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艰难,但是艰难时期往往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记者:做记者的时候,会面临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你怎么去克服那些心里障碍? 董倩:看资料,这是最主要的。在《央视论坛》我就是这个角色,我必须得对我自己负责,策划帮你找好了话题,按照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来设置问题,但如果你能够进入更深层次的对话,那不是更好吗?我干了三年半的《新闻调查》之后,我觉得自己原地踏步,虽然对所有社会问题都有所接触,但我接触的都是点,整个行业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系统之间是怎么经纬纵横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接触的都是个案。我得金话筒奖的时候,要不是编导耿志民在后台做缜密的思考,根本没有我什么事,我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他的意思。所以我离开《新闻调查》,当时张洁说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走了。是,它是一个好机会,它可以让人迅速的成名,但是我执意要走,我主动地走,我说什么都得走,我必须走。 我就想,我要找一个途径,或者出去学习,或者找一个新的平台,让我每天能接触新闻,让我不得不去看。正好2003年5月新闻频道成立,出现了一个《央视论坛》,领导找上我说你能不能做这个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不见天日,不像《新闻调查》那样,每天接触大量的人,鲜活的,一线的,有意思的。《央视论坛》每天都在演播室,每天就是眼前那两个专家,进行枯燥的探讨。而且每天光资料就有两指头厚,A4纸,密密麻麻的,谈税收,谈财政政策,谈货币从紧。要不然就谈整个我们国家的养老体系、卫生保健体系、教育体系。 你要把自己变成每个领域的专家,然后你才能懂。最起码要粗放地了解咱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攻克不了,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障碍。不知道怎么办?看材料!一宿一宿地看,我当时住在台里的宿舍,每天晚上看着天黑,然后又看着天亮,每天几乎都是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去录像,人迅速地瘦下来,很好的减肥方法。 另外,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因为我不懂,所以听。要是一上来我什么都懂,我就容不得你说了,那就是我说了。比如说我现在做了大量的演播室的评论节目之后,再做《面对面》的采访,领导老跟我急,说你能不能少说点话,让对方多说点,后来张洁也说我有这个病,说你不再适合做《新闻调查》记者了,你什么都知道。刚做评论节目时,什么都不懂,迫使你认真地听。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打磨之后,渐渐开始懂了,一懂了反而听得就更有意思了,一开始就是为了听而听,因为别人得看着你啊。渐渐听懂了之后,你就要听他说得有没有道理,马上就能提出问题来。如果你不听,牢牢按照自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问的话,你永远不会进行深入的交谈。这是我的看法,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所以我觉得在《央视论坛》做陌生的话题太艰难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艰难,但是艰难往往是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记者:现在你采访的领域很多,基本上方方面面的都有,你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董倩:时政。我从认字开始就看《参考消息》,因为家里面就订这一份报,先看后面第四版,后来渐渐多起来了。我就是天生对时政感兴趣。在时政里,我更关心的是国际政治。

我从各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明星的素质,我脑子没往那边想过,我就知道我想把问题问清楚

记者:你心目中好的采访是怎样的? 董倩:我自己认为棒的采访,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事特别清楚,从头到尾问出干干净净的问题,一点都不跑题,漂漂亮亮的半个小时全做出来了,编导不用怎么剪辑,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不会因为别人说我采访好,我就说它好,那可能是经过剪辑出来的,不叫本事。有一些采访我问了一个小时,还在边缘呢,出现那种情况我回到家后背都会疼,急的!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我就捉摸,先找找自己的原因。 现在演播室做直播主要是我跟岩松,我们俩会商量,岩松你想说什么话,我要通过我的一切准备,把你说的这个观点给烘托出来,给你添柴点火。但是真正的采访不是的,不管是专家也好,普通人物也好,你没问清楚,人家就会跑题。他跑了以后,你得给他拉回来。所以为什么说要学会倾听,不听根本就不行,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所以说掌控能力特别重要。 中央电视台标准的底线是不出错就行,所以你只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第一不出错,第二要稍微精彩一些,第三在有限的直播时间内充实更多的内容。但是真正有价值的访谈是做不了直播的,30分钟再加上短片,再加上广告,再加上打断,再加上片头,所剩不多了。虽然不是直播,但是心里要有一种直播状态,不能一味撒开了问,摄像每一次换带子我心都特别紧,我不希望我的访谈在一个小时之外,包括《面对面》。《面对面》就是录一盘带子,录多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编导可以断章取义。如果你很强,提问一环套一环,往前走,他剪都剪不掉。《新闻会客厅》特别好,它基本上没法剪,它是一个纯访谈式,对记者要求高,因为你要呈现出最有价值的内容。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评论,说现在幸好还有董倩这样的记者。你觉得自己跟其他的主持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董倩: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我就知道我自己,我想要把问题弄清楚。电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个名利场,你得始终清楚自己要什么。对我来说,我从各方面都不具备成为明星受到别人关注的素质,所以我脑子没太多往那边想过。我就是想,这样的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轻而易举的就接触到别人都接触不到的人,这是电视台给我的优势。所以我要利用这个优势,把一些事情弄清楚,在弄清楚的过程中很扎实地了解这件事,我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

在美国,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记者:2007年你去了耶鲁学习,这么多年你都一直梦想着出国吗? 董倩:我真的特别想走,我几乎每一年都想走,到了2007年我终于可以走了。内心经历过一个从喧嚣到归于平静,从虚幻到理智的过程。 一开始我周围的同事都走,全都是去美国,人都是要比的,你走我也走。我觉得工作和人之间就跟男女婚姻一样,你开始觉得对方还不错,慢慢接触以后觉得越来越有可取的地方,越来越离不开他。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对其它美好事物的追求,你要压抑着它,就像井喷一样,你越压它,它蓄势的能量就越大,所以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走。 到电视台工作十几年之后,我知道我要走一定是有目的的走,而不是说仅仅为了出国读个学位,听上去好听。我哪怕就去那待一年,什么都不干,我去看,我看我愿意看的,去接触,接触这个社会。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愿意承认也好,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制度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很强大,为什么?我想知道。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去耶鲁大学。申请去一个学期。其实我去了以后,就是看、听、跟不同的人接触,在外国人堆里生活,这是第一次。一直说中国强大了,要融入国际社会,我想看看我能不能融入。通过这半年我发现不容易,关键是文化上,语言太重要了,你没有语言,一切无法交流。 记者:在美国你肯定关注了不少媒体,和他们对比你觉得国内媒体有哪些不同? 董倩:美国的媒体不管是节目的样式还是主持人都特别自然。在美国的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早晨起来,电视里出现的都是年轻的姑娘,穿得漂漂亮亮的,越往夜里衣服的颜色越深,主持人的年纪越大,男的越多,女的越少。后来我知道,原来在重要的时间段中出现的都是男人。我回中央电视台一看,我也是在重要时间段出现,我是女人,由此我就得出这个结论,我也挺重要的。

采写/仲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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