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塌房了？

“我与家人曾经长久地生活在这位文坛巨星的阴影之下，并将这个秘密隐藏了数十年。现在，是时候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了。”

2024年7月7日，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逝世一个多月后，关于她的一则新闻引爆了舆论。门罗最小的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对媒体讲出了一个门罗家族中隐藏多年的秘密：1976年暑假，不满10岁的斯金纳遭遇了继父、门罗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的性侵。成年后的斯金纳曾鼓起勇气将这件事告知门罗，门罗却将她视为夫妻关系的破坏者。即使后来弗莱姆林因为侵犯过斯金纳被判处缓刑，门罗依然选择“不离不弃”地和他生活在一起。

2013年12月10日，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在接受采访。

斯金纳的故事发表在加拿大《多伦多星报》，激起了全球文学爱好者的强烈反应。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门罗对加拿大本土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而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的“主妇作家”的形象，在作品中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也使她成为不少女性知识分子的标杆和偶像。但事到如今，因为家庭丑闻的曝光，这位文坛巨星的形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偶像”因为私德问题名誉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没人会想到，这次出问题的竟然是以温柔、低调形象示人的门罗。而随着事件真相的公开，人们也渐渐发现，门罗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敏感、包容气质，对女性境遇的关怀态度，都和她在现实生活中对亲人的残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很多喜爱她的读者感到错愕和痛心。

“读者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通常我们对‘老艺术家’会有‘德艺双馨’的期待。门罗作品研究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怡认为，门罗文字中的世界其实和外界加在她身上的标签并不完全一致。在作品中，这位文化偶像也有冷漠、软弱和自欺欺人的一面，她一直在通过这种方式书写着生活中的黑暗和问题，自己也始终被笼罩在这种黑暗之中。

“幸存者的独白”

门罗的小女儿斯金纳的那番讲述，被认为是“幸存者的独白”。和很多幼年时期遭受性侵的孩子一样，一切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她的继父弗莱姆林是一位地质学家。1976年的暑假，斯金纳来到母亲和继父的家度假，一天晚上，母亲不在家，她睡在了弗莱姆林和母亲房间里的一张备用床上，结果，弗莱姆林爬到床上对她进行了性侵。在那个暑假，弗莱姆林还趁着门罗没有时间照管斯金纳，自己独自一人送她上飞机的“时机”，对她进行言语和行为上的骚扰。

斯金纳回到自己的生父、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家中之后，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继兄安德鲁。安德鲁劝她尽快跟继母报告此事，此后，继母也把事情告诉了吉姆·门罗。可是吉姆·门罗也再没有过问此事。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斯金纳开始觉得这两个家庭中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保护她，她失去了安全感，原本活泼外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此后十几年中，斯金纳还要若无其事地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生活，还得继续与继父接触。这样的生活，让她的心理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也影响了学业和健康状况。

25岁那一年，斯金纳以为事情有了转机，因为有一次，门罗给她复述了一篇小说，小说中，一位遭遇继父性虐待的女儿最终自杀身亡。门罗当时对斯金纳表示：“她（主人公）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妈妈说呢？”听到这句话的斯金纳仿佛得到了鼓励，她写信给门罗，讲述了她被继父侵犯的遭遇，以为母亲可以帮她讨回公道。但事情又一次出乎了她的意料，门罗因为此事和弗莱姆林分居了一段时间，但后来二人又和好了，而且，门罗似乎逐渐将斯金纳看成了夫妻关系的破坏者。弗莱姆林也开始了对斯金纳的“迫害”，他写信给斯金纳的家人，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却辩称斯金纳才是他们夫妻关系间的插足者。

被亲人反复背叛的斯金纳终于精神崩溃，求助于心理医生才得以康复。在生育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她毅然和门罗家的亲人们切断了联系。2004年，38岁的斯金纳终于将继父弗莱姆林告上法庭，由于有自述信件作为证据，弗莱姆林被判处了缓刑。但即便如此，门罗依然没有放弃弗莱姆林，二人的晚年生活恢复了常态，一直到2013年弗莱姆林去世，门罗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并在外人前竭力维护家庭的“美满”形象，甚至竭力美化自己和儿女们的关系。

门罗的态度彻底地激怒了斯金纳，这个一直在家庭里缺席、受到损害的“局外人”，下定决心为自己讨还公道。幸运的是，后来的日子里，门罗的几位儿女给予妹妹斯金纳不少支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门罗为代表的长辈们一直在粉饰太平，拒绝面对这件丑闻带来的后果。

“在这件事中，我母亲的显赫名声，意味着这一秘密的传布范围远超出我们的家族。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知道一些我的故事，但他们还在支持，乃至补充那些他们明知虚假的编撰。”讲述中，现年58岁的斯金纳依旧深刻地记得父母带给自己的伤害。母亲门罗显赫名声背后虚假的“另一面”，长辈们对丑闻的集体掩饰都让她感到忍无可忍。真实赤裸的文字加上白纸黑字的法律判决，让门罗往日那种颇具家庭责任心的“主妇”形象彻底被颠覆。

“公开的秘密”

一位名叫“碧”的中年女子和她的伴侣拉德纳生活在一起，拉德纳不擅交际，爱好制作动物标本，性格反复无常，对“碧”照顾的同时偶尔也会羞辱讽刺她。实际上，拉德纳沉默外表的背后隐藏着罪恶的行径：他曾性侵过家附近的未成年女孩莱莎和她的弟弟，当时作为成人的“碧”对这种罪恶视而不见，依旧沉迷于拉德纳的个人魅力。作为报复，莱莎成年之后，带着丈夫闯入了“碧”和拉德纳的居所，将他们收藏的书稿、动物标本完全损毁，他们涂抹墙壁，破坏陈设，疯狂发泄着内心的痛恨。

门罗的家族丑闻曝光后，很多人会联想起她笔下的这个名为《破坏者》的故事，也会惊讶于其中强烈的指向性，故事的主人公们的遭遇，几乎能够和门罗、门罗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以及小女儿斯金纳的经历完美对照。这篇小说出自门罗出版于1994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颇具意味的是，这部小说集的名字就叫《公开的秘密》。而从写作时间上看，这本小说集的完成时间，恰好是门罗得知斯金纳遭遇后的两到三年。也就是说，门罗知晓了一切，但她选择在现实中沉默，只在小说中坦陈一切。

小说集《公开的秘密》中文版译者张洪凌在听到门罗的家族丑闻时，也曾感到震惊、困扰。多年来，她对门罗的作品和作家的性格都很欣赏。在她的印象中，门罗一直谦虚低调，专注于文学创作，不图虚名。2019年，她读到一篇报道说，门罗把她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房子悄悄卖给了一位当地居民，当地政府曾经两次找上门，希望买下她的住宅，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但她拒绝了这个提议。张洪凌那时觉得很感动。但丑闻曝光后，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的母亲门罗不去保护自己受侵害的女儿，却站在施害人一边，这让同样身为母亲的张洪凌感到难以理解。

如今再回想这本《公开的秘密》，张洪凌已经能感觉到，其中有些作品的确会让人们产生对门罗真实生活的猜想。“翻译这本书时，书里面有两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隐晦和不舒服，一篇是《公开的秘密》，另一篇就是最后一个故事《破坏者》。”张洪凌说。她知道，虚构作品也会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比如门罗那些以家乡安大略省为背景的小说，但《公开的秘密》这本书，原本被认为没有那么多自传性元素。事发后，对照着斯金纳的讲述，很多人才惊讶地发现了这本书和现实生活的高度关联性。

这种在现实与虚构间游走的写作，或许才是门罗作品的真实面貌，外界长期加于她身上的“女性主义”“道德主义”标签，不足以概括她作品中的复杂性、模糊性。门罗作品研究者周怡提到，有评论家曾这样分析门罗的写作：门罗“不能被称作一位‘道德’作家……（因为）她笔下的叙述者和中心人物总是挑衅性地抗拒最终的判断行为，迫使读者面对伦理的复杂性和不可能性”。换句话说，门罗小说的开放性很强，并不会明确地彰显出某种道德观点和道德判断。或许正是文学创作中特有的模糊性、虚构性，让生活中温柔、低调的门罗敢于描摹出真实生活中的某种极为残酷的成分，暴露她心灵中最黑暗的一面。

书写黑暗，也是黑暗的一部分

门罗的家族丑闻公开之后，很多原本喜爱她的读者、专业人士一时间都无法接受。因为门罗在他们心中一向是充满善意的好母亲形象，她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也有着在全球热销的著作，更一直是加拿大读者心中的骄傲。今年5月，门罗去世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赞美她“留下了非凡的遗产”。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份“遗产”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贬值了。《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很多加拿大人在考虑重新评估门罗作品这份文学遗产。“教授们为了如何教授门罗的作品苦苦挣扎，书店则在讨论如何在书架上展示这些作品。加拿大人正在讨论一个古老的问题：能否将艺术和艺术家分开？”

划清界限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在与门罗熟识的人中间。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和门罗合开的“门罗图书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永远不会代表门罗家族发表言论，并为她的小女儿斯金纳的遭遇感到痛心，未来也愿意分享她的故事，作为警示。这份声明也得到了门罗子女们的支持。门罗的母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也很快暂停了一个与门罗作品相关的研讨课程，似乎也要对她进行重新评估。许多读者、书迷则更加激进地批判门罗，有网友将收藏的所有门罗作品都丢进了垃圾桶，并拍照上传，以示态度。

门罗的家族丑闻也惊动了另一位加拿大文学界的大人物、以《使女的故事》闻名于世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和门罗是加拿大文坛的“双姝”，两人同样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平时也有私交。她也对媒体回忆起了自己和门罗夫妻的交往。她观察到，晚年的门罗其实早就衰弱到难以开口表达。晚年的她似乎十分依赖丈夫弗莱姆林，需要他照顾自己。她还察觉到，门罗不是一个擅长动手操作事情的人，烹饪或者园艺这种对很多人而言算是治愈性的小爱好、小家务，在她看来则是负担和麻烦。她猜想，生活上的过度依赖，或许是门罗无法离开弗莱姆林的理由之一。这也和门罗曾跟小女儿斯金纳提过的，自己“不会开车”，需要依靠继父帮助才能出远门的细节是吻合的。

在琐屑的老年生活中，生活上有些“低能”的门罗需要家人的陪伴、帮助，这可能正是门罗坚决不离开第二任丈夫弗莱姆林，并最终牺牲了小女儿利益的原因。这种观察，倒也并不是阿特伍德在为门罗的错误行为找理由，只是，作为同行和朋友，她有机会从更生活化的角度，去解读门罗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这些属于老年生活、女性群体的心理困境，生活细枝末节的软弱与无助，也一直呈现在门罗以往的作品之中，她从未对此进行掩饰。

“门罗的很多作品都有强烈的自传主义色彩。她从来都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她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但她呈现问题。”门罗作品研究者周怡这样分析。除了小说《破坏者》的现实性之外，周怡还提到了门罗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好女人的爱》，这本小说集也描写了很多女性的心理、情感问题。故事中，有明知对方是杀妻凶手，却还想嫁给对方的大龄未婚女，也有因为婚外情抛夫弃子的少妇，甚至有潜意识里想杀死亲生婴儿的单身母亲。在研究这些故事时，周怡会在心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女性会经历这些伦理困境？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人类普遍性的问题，或许这就是门罗小说的价值。

尽管经历了对门罗真实人格的失望，门罗作品《公开的秘密》的中文译者张洪凌依旧认为，门罗的小说仍然是一份丰富的文学遗产。她改写了翻译家好友、《瓦尔登湖》译者杜先菊的一句话，来评价整个丑闻事件。杜先菊曾经说，门罗描写了整个人类的状态，最终她成为这个状态的一部分。张洪凌则将这句话改为，门罗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结果她自己就成了这种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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