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还在他的马场里悠闲地喂着羊驼，短视频里的他笑容可掬，身后是悠闲踱步的珍稀动物。 这个画面在2025年10月27日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天，一则“于谦被恢复执行111万元”的消息悄然登上热搜。 这位在舞台上总是云淡风轻的相声演员，现实中却卷入了一场资本漩涡。
墨客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影视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表面上是家正经的影视制作企业。 但翻开它的经营模式，你会发现这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 公司将电影项目打包成“理财产品”，对外吸收资金并按票房分红。 这种操作在影视行业高热时期看似可行，一旦市场转冷，风险便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
公开数据显示，墨客行影业目前被执行总金额已超过7554万元，失信记录达到三条。 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仁鹏自2022年起多次被限制高消费。 这家曾经参与投资《老师·好》的公司，如今在业内被称为“老赖”。
于谦在这家公司持有10%的股份，认缴出资500万元，出资期限设定在2050年。 法律上他仅需承担有限责任，但现实往往比法条复杂。 2024年1月，他就曾因该公司债务问题被强制执行76万元。 时隔一年半，又一笔111万元的执行款找上门来。
这种将电影金融化的操作并非墨客行独创。 在好莱坞，“片酬入股”更多出现在独立制作电影中，而主流制片厂普遍采用阶梯分红模式。 在中国影视行业，这种模式因《厨子戏子痞子》等影片的成功一度受到追捧。 但墨客行将这种模式推向了更危险的边缘。
与舞台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于谦在投资领域的布局相当广泛。 他名下关联着11家企业，横跨影视、餐饮、养殖、宠物培训等多个行业。 他在北京拥有的60亩马场“天精地华宠乐园”，表面是个人爱好，实则是通过高端会员制实现盈利的商业项目。 据业内人士估算，这个马场年养护费用超过百万，但年收入可能达到2.7亿元。
于谦在墨客行的投资困境，揭示了一种常见的明星投资模式：依靠个人影响力入股，但不参与实际经营。 这种“搭便车”式的投资策略在市场向好时可行，一旦公司陷入困境，股东责任便无法回避。
墨客行的股东结构中还有另一个熟悉的名字，德云社的张鹤栾。 他持有15%的股份，认缴金额高达750万元。 作为电影《老师·好》的导演，张栾与公司的绑定可能更加深入。 这让人联想到更早之前的另一家公司北京好马文化，虽然执行金额只有8.5万元，但牵连名单包括孙越、吴京等明星。
这种“熟人局”投资模式在娱乐圈十分普遍。 明星们基于友情和信任建立合作关系，往往缺乏严格的风险评估机制。
这些案例显示，明星投资看似风光，实则暗藏风险。
从法律角度看，明星投资面临几个关键问题。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需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 一旦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即使出资期限未到，股东也必须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实缴出资义务不可逃避。 即便股东已退出，若法院认定其在持股期间存在出资问题，仍需在未缴范围内承担补缴或连带赔偿责任。 张翰被起诉案件就凸显了这一风险。 他虽已从烧本烧（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退出股东身份，但因该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他仍因曾经的股东身份被追责。
退出机制需要彻底。 明星退出公司时需签订书面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确认。 退出前应要求公司出具债务清偿声明，或通过第三方审计确认无隐形负债。
投资需专业评估。 明星投资往往基于个人关系和信任，但资本市场不讲情面。 墨客行影业的高风险运营模式应当引起投资者警惕，但显然于谦等人未做充分尽职调查。
影视行业的投资风险有其特殊性。
联合摄制项目中，很少有为一部影视剧单独设立公司的情况，“片酬入股”中的股份并非《公司法》规定的“股份”。
《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2024）》显示，影视行业融资数量比去年微增，但大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技术、平台和早期项目。 真正做内容的制作公司反而难获资金支持。 博纳的蒋德富曾指出，投资不是许愿池，要有类型、有延续性、还能搞衍生品，不然没人陪你玩。
梁静、叶宁等行业人士也提到，现在缺的不是题材，是能平衡艺术和市场的科学体系。 年轻导演没钱，投资人不敢赌，整个生态出现梗阻。 饶曙光认为“中小成本电影和新人，才是未来”，但这个未来需要更加健康的投资环境。
法律文件显示，如果墨客行公司最终破产，于谦那500万元认缴出资可能将被提前催缴。 明星投资的光环之下，是冷硬的数字和法律规定。 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远比舞台复杂，也比马场的管理更加严苛。
其他明星投资者或许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组合。 这个行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人情与规则之间找到平衡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