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梁实秋的交往始于抗战时期。1943年，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经友人推荐，加入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负责将中国古典文学译成英文，开启了两人短暂的合作关系。梁实秋当时正致力于推动中文外译事业，对杨宪益的国学功底和语言能力颇为倚重，曾委托其翻译《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然而，这段合作并未深化两人的私人情谊，杨宪益对梁实秋始终缺乏好感，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三点：
1. 翻译理念的分歧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时强调“信”与学术严谨性，主张逐字直译，甚至不惜牺牲文学性，其译作被评价为“朴拙”而缺乏灵动。相比之下，杨宪益追求“信达雅”的平衡，注重文化意蕴的传递，认为翻译应兼顾可读性与艺术性。例如，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时，既忠实原著又融入英文诗体韵律，而梁实秋的莎译则因过于刻板被诟病为“屈信舍雅”。
2. 政治立场的冲突
梁实秋曾因与鲁迅的论战被贴上“资产阶级文人”标签，而杨宪益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对梁实秋在国难时期专注于翻译而非社会变革的立场难以认同。尤其是杨宪益自幼聪颖，国学功底深厚，看不上当时流行的白话文，但唯独欣赏周氏兄弟的文章。鲁迅和梁实秋论战，杨宪益很认同鲁迅，鲁迅讽刺梁实秋“钻进莎士比亚故纸堆”的言论，加剧了杨宪益对梁实秋的疏离感。
3. 文化态度的差异
梁实秋在翻译《呼啸山庄》时将书名直译为《咆哮山庄》，被杨宪益胞妹杨苡批评为“大男子主义”和“对原著不敬”，杨宪益直接鼓励她自己翻译《呼啸山庄》，成就一部经典，这一事件折射出梁实秋对中国文化传播稍显粗放的态度，与杨宪益夫妇注重文化尊重的理念形成对比。
杨宪益与梁实秋并不投缘，自传与亲友回忆中鲜少提及梁实秋，关系仅限于工作交集，理念差异终使这段交往止于表面。
后杨宪益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成英文，但始终没有再次涉及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梁实秋在彼岸，翻译了全套莎翁作品，也是做了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