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一段突如其来的录音引发了轩然大波。导演王家卫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但这一次，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他独特的拍摄手法，而是一场关于创作归属和人际关系的争议。这场风波让人们对王家卫这位电影大师的传奇职业生涯有了新的思考。
《繁花》录音门：谁才是真正的创作者？
事件的中心是一位名为古二的编剧，原名程骏年。他公开了一段录音，揭示了在《繁花》中关键的“炒股”剧情的编写过程中，署名编剧秦雯似乎对细节并不熟悉，而程骏年本人却对剧情内容如数家珍。他自称对《繁花》的创作有“核心创意贡献”，然而在剧中仅被署名为“前期责任编辑”，且未能获得应有的编剧报酬。更让人感慨的是，程骏年在当时还担任王家卫的生活助理，月薪仅三千元。他经常需要自费进行资料收集和交通费用，几乎是“倒贴”在工作上。
有一次，程骏年在生病确诊后，向王家卫请假，却只得到一句冷漠的回应：“你想问我要什么？”
事件曝光后，《繁花》剧组迅速作出回应，称程骏年只是前期资料收集人员，并在剧集开机三个月后擅自离职，带走了相关材料。剧组还指责他偷录并剪辑录音，涉嫌侵权，并表示已启动法律程序。
一边是程骏年的控诉，一边是剧组的强硬反击，而王家卫本人对此事保持沉默，似乎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此次事件已不仅仅是一次署名之争，它引发了公众对王家卫艺术创作背后另一面的关注，令他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艺术的极致追求与现实的人情冷暖发生碰撞时，大家对这位电影大师的看法又会如何呢？
从“骗局”到“赔本”：天才的另一面
王家卫在圈内的评价一直呈现两极化。李安曾称他为“我们这一代真正的天才”，赞赏他在电影语言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然而，另一边也有人直言不讳，比如蔡澜就曾批评他“太自私”，王晶则半开玩笑地说他“能把剪辑师和老板都饿死”。这些评价，或多或少指向王家卫在创作上的极度自我与不计成本的风格。
最为经典的例子，或许就是王家卫“骗”梁朝伟拍《春光乍泄》的事件。1996年，他用一个“去阿根廷找父亲加上侦探悬疑”的故事大纲说服了原本坚决不演同性题材的梁朝伟。结果梁朝伟到了阿根廷后才发现，所有关于“父亲”的情节都是虚构的，真正的故事其实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剧组甚至收走了他的护照，让他想走也走不了。虽然这部“骗”出来的电影最终让王家卫在戛纳拿下最佳导演，梁朝伟也凭此成为金像奖影帝，但片中女主角关淑怡的戏份却被全部删光，毫无保留。
这种为了艺术效果可以牺牲他人、不计后果的“任性”，逐渐成为了王家卫的一个标签。其实，他的这种风格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早在1988年拍摄处女作《旺角卡门》时，王家卫在开机当天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写分镜表，全凭美术指导张叔平临时救场。可偏偏就是这种“没有剧本、没有计划”的拍法，不仅帮助张曼玉成功摆脱了“花瓶”的称号，也让王家卫自己一炮而红。
但并非所有冒险都能成功，1990年的《阿飞正传》便是一个教训。王家卫拿着邓光荣投资的4000万，将一部本应是黑帮片的电影硬生生拍成了文艺片。演员们常常在开拍前才拿到台词，一个镜头反复拍摄二十几次，最后整段可能被删。影片上映后，观众反响不佳，有人甚至当场大声要求退票，最终票房仅回收900万，投资人邓光荣气得心脏病发作，公司也随之倒闭。
艺术的孤傲与现实的格格不入
王家卫的这种“任性”，无疑烙印着他所处时代的独特印记。1963年，五岁的他随父母从上海迁居香港，成为一个听不懂粤语的“异乡人”。母亲每天带他泡影院，而父亲的文学书籍则成为他精神上的慰藉。上海弄堂里的裁缝、写稿的上海作家、打麻将的邻居，这些童年观察的细节，成为了他电影中独特的灵魂元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他开始从事编剧工作时，他便显得格格不入。当其他编剧三五成群，在一两周内拼凑出剧本时，他却习惯独自在咖啡馆里一待就是几个月。黄百鸣曾催他交稿，结果他磨出来的东西被批为“废纸一沓”；后来他换了公司，又因拖稿而错过了拍摄周期，接连失业。直到好友刘镇伟拉了他一把，1992年，两人合伙开公司，王家卫才得以放开手脚拍摄《东邪西毒》。
他把林青霞、张国荣等一众明星拉到沙漠里，一耗就是两年。一场简单的杀人戏，反反复复地拍。眼看着贺岁档即将到来，影片却遥遥无期，刘镇伟只得拉上原班人马，在短短27天内赶拍出喜剧《东成西就》来救场。这部“救火片”意外成为了票房黑马，赚取的利润全数补贴给王家卫的文艺梦想。
结语
王家卫确实善于挖掘演员的潜力。他曾告诉张曼玉“忍住不哭才是真悲伤”，帮助她突破表演瓶颈；在《繁花》的片场，辛芷蕾也从他那里获得了全新的启发。经他之手，旗袍的质感、弄堂的烟火气、时钟的声响，皆成为独具特色的视觉语言。然而，这种艺术追求往往伴随着代价，投资人血本无归，演员耗时数年，如今又有编剧署名的争议。正如蔡澜所言：“有多少人死在你脚下，才有了王家卫的作品。”这句话在当下显得格外刺眼。
《繁花》连获白玉兰、金鹰最佳编剧奖，但“谁在真正创作”的疑问却持续发酵。王家卫的沉默让争议超越了个人纠纷，直指行业核心问题：艺术创作的边界在哪里？幕后工作者的贡献该如何保障？这让人想起司马迁的《史记》，虽以个人之名传世，但其中凝结着司马谈的奠基、褚少孙的补录，乃至无数无名史官的代代传承。任何传世之作，从来都不是一人之功。说到底，电影是大家共同创作的，一个健康的行业，理应尊重每一位参与者的劳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