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临接受采访要收费！受访收费该不该？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孙道临
秦怡自称“老脑筋
F4来广州时因采访付费问题掀起风波

　　本报记者　孙毅蕾

　　编者按:本报记者近日因为采访需要，致电老艺术家孙道临，表明了采访意图，却遭遇了“支票簿新闻”难题。记者就“采访付费”现象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他们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各不相同的看法。我们也欢迎读者对此发表意见，来稿请发至本报娱乐部邮箱:wbyl [email protected]

　　孙道临接受采访要收费的做法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这些曾经演绎过无数光辉形象的老艺术家，仿佛从来都与铜臭绝缘。可孙道临的话也许更值得人深思，在市场环境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与金钱息息相关，如果自认为是正当权益，为什么不去积极争取呢？

　　就“付费采访”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许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与以前舆论一致声讨“付费采访”不同，他们的反应鲜明地分成三派。

　　为了做“走访老电影人”的系列专题，记者早早就查资料圈定名单，张瑞芳、秦怡、孙道临、牛D、仲星火、梁波罗……一一去电联系。这些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成名的艺术家，尽管有的年老体弱，有的社会事务繁忙，但多次联系之后基本都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孙道临老师。而他的拒绝理由，多少出人意料：他要求收取一定的采访报酬。

　　记者前后致电孙道临多次，共有三个电话顺利接通，寒暄以外，具体内容如下。

　　孙道临受访要酬多少令人意外，也引人深思

　　第一次：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的报纸想为纪念中国电影诞辰一百周年做个专题策划，走访包括您在内的一批老电影人，一方面介绍一下你们如今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想请你们回忆一下以前拍老电影的动人故事，或者讲讲对当今影视圈的看法。您看能不能安排个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孙道临(以下简称“孙”)：要多少时间？

　　记：如果您时间很紧，那我尽量控制，一个小时，或者更短时间都可以。

　　孙：那……这个采访，付我报酬么？

　　记：这个……孙老师，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我没听说过有采访付费的先例。

　　孙：那是你不知道。我说的话是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为什么要就这样说给你听让你去登呢？

　　记：孙老师，我们《羊城晚报》是党报，在老一辈艺术家当中知名度很高的。

　　孙：我不管你是什么报纸，想采访我的人多了，都说是党报很有权威的。我哪能都接受采访，要是那样我不要忙死了。你们报纸是卖钱的吧，卖钱的为什么不能付给我钱呢？我为什么要将我这边的材料无偿提供给你？

　　记：孙老师，您是不是因为“青春宝”那事儿之后，对媒体特别戒备啊？(去年，孙道临等老艺术家受邀参加上海某电视台一台晚会，后来活动照被做成“青春宝”活动的照片，刊登在上海某报广告版上。孙道临等人一怒之下将其告上法庭)

　　孙：不是因为那事儿，类似的事情多了，我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儿才坚持这么做的。

　　第二次：

　　记：孙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再争取一下，看您过完年后是不是空闲一些，能安排时间接受采访。

　　孙：我已经说了，你们媒体坚持你们的做法，我也坚持我的做法。这个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中央电视台你知道吧？他们采访我也是那个什么的。

　　记：那么孙老师，如果要付报酬的话，您认为多少比较合适？

　　孙：这个……这话怎么就这么说了？这不是我来说的，也不是说就是为了钱。

　　记：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多少比较合适。

　　孙：这个你不要来问我。中央电视台，还有许多其他媒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了。我要是一天到晚处理这种事情，我就不要做其他事情了。

　　记：中央电视台现在许多节目都是制片人制，操作程序都完全公司化了，他们是做完节目再卖给台里的，机制不一样……

　　孙：这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还是坚持我的做法，对不起。

　　第三次：

　　电话内容大致与第二次相同，孙道临说他每天都很忙，无暇接记者的邀约电话，有些话说过一次就行了。

　　支持派：

　　知识、时间、精力、经历都有价

　　新闻传播学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李良荣：我最近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社会科学家和企业对媒体的看法，找了70位社会科学家和70家企业。70位社会科学家中，都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等，其中大概有40%以上都说媒体如果要采访我，必须付钱。

　　这样的采访，在国外，确实要付钱，因为对方向你提供信息。他们不是官员，如果是政府官员，他们伸手向你要钱属于违法，因为他们掌握公权才获得信息，应该无偿向社会提供信息。媒体在向社会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有商业运作。艺术家没有义务向你提供信息，这种采访属于私人活动，采访中他们提供给你的是他们的信息，他确实可以收钱。他觉得自己的信息很值钱，他本可以用这些内容写文章，而接受采访花了他的时间和信息。就我个人看来，如果他要求付钱，完全可以。

　　许多知名的批评报道采访其实也是付钱得来的。导致尼克松下台的采访，写稿的两个记者花了很多钱让知情人开口。莱温斯基接受电视台独家采访，要了150万美元。重大独家新闻开价很高，这和媒体的“报料热线”道理类似。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过来，这在新闻学上，也提出了一个全新课题。比如过去拍电影，场地之类全都是无偿提供的，但现在占用任何场地都需要付钱，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观念改变需要时间。

　　付费也是尊重采访对象的表现。过去媒体对采访对象不尊重。尊重不尊重并不在态度好坏，而是你和人家是等价交换的。比如，BBC来采访我，叫我讲讲中国媒体的现状，一个小时下来，他们给了我200英镑。我没有提出，但他给我我就接受，很简单，我花了我的时间花了我的知识，这不是无价的。市场环境下，知识、时间、精力、经历都是有价的。有些人愿意给媒体讲，他认为要回报社会，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从另一方面来说，博物馆和图书馆为什么要卖门票？为什么要办借书卡？这并非为了赚钱，而是要限制人数。如果艺术家接受所有人的采访要求，如果许多人去找他做采访，那他怎么办呢？他如果拿钱，很简单，马上就能限制人数。

　　这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

　　著名影视制片人曹钢：提出采访收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老艺术家的觉醒。他不能这样被无偿地利用下去了。当然，这不是针对某一家媒体，你可能没有特别利用他什么，但是他也不是针对你，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挺正常的。

　　以前认为采访本身就是对明星形象的宣传，但是这种观念现在正在逐渐转变，提出收费是一个艺术家懂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声誉的表现。因为现在有很多记者，采访不光是正面宣传，还会做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给艺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果采访收费，一个是保护艺人的产权，也能让媒体、记者更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国外许多明星到中国，比如去年维多利亚来，接受采访都是要付费的。从中国传统的观念来讲，好像采访要钱很不能理解，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据我所知，孙道临等艺术家在外面参加一些活动，也受到过欺骗，把他们参加的公益活动弄成广告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一种诚信问题，弄得他们现在可能心里还有戒备。

　　反对派：

　　破坏公益性原则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付费采访行为将会严重危害社会氛围，使公益性原则遭到破坏。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所有关系，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并给腐败提供丰富的土壤。另外，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忽视弱势群体，媒体片面关注那些有钱和有权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媒体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

　　这是我国缺乏相关法律制约所造成的一种媒体不正当竞争。这里所涉及的深层问题，是如何通过法律来保证公众的社会文化权利。此外，制约付费采访行为，还应该充分利用行业间的联合和监督。比如，日本东京有一个记者俱乐部，大家定期共同分享某些大众当前关心的新闻资源。另外，对于某些手段低级和格调不高的媒体，媒体应该在行业内形成批评和谴责的氛围，因为这些媒体的存在对广大媒体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害。

　　不符合行业发展规律

　　某报记者小余：提出付费才接受采访的人是不是穷怕了？人际之间的交往，有比金钱更重要的准则，付费采访有悖于新闻伦理规范，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记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应这么庸俗化。如今一些电视台专题节目等等请公众人物做节目，确实要付费，但这不属于新闻采访范畴。这些专题节目制作人员也只能被称为媒体从业人员而不是记者，他们的节目不属于新闻采访。

　　付费采访也不符合新闻行业的发展规律。采访付费如果通行，媒体运作成本势必大幅度增加。为了维持运作，报纸杂志要么提高售价，要么加大广告版面，要么压缩从业人员收入或其他支出。如此发展下去，报纸价格上扬，广告铺天盖地淹没新闻版面，媒体留不住优秀从业人员，新闻从业者整体素质下降……最终受害的还是公众。

　　采访是公众知情权的落实

　　某报编辑小钱：记者的采访权来自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对于信息，公众除了道听途说外，更多要依赖大众媒体的传播。因此，采访权表面上看是媒体记者的权利，实质上则是民众知情权的落实途径。付费采访使少数媒体拿到独家新闻，与之相对应的是，多数媒体将失去向自己的读者和受众发布信息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受众只能通过少数渠道而不是原有的多种渠道了解信息，由此，新闻的客观公正很难得到行业内的监督平衡。

　　另外，如果付费采访成为普遍现象，量价而沽的话，媒体会去找一些低成本的采访对象，随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将会影响新闻的权威性。

　　奉献派：

　　记者请几位老艺术家单纯就“付费采访”谈谈感想，以下是两种典型的回答。

　　秦怡：我是“老脑筋”，想不到收费这种事情，从前的老习惯都沿袭下来了。人家电视台什么的找我采访的多了，我从来没想过要钱。有的隔了很长时间，电视台给我寄点稿费，我都不知道是为哪次节目给的钱。因为生活里实在忙不过来，尤其我家里一摊子，里里外外，我实在是来不及，脑子里来不及去考虑这些问题。

　　牛D：有些人可能经济是比较困难，所以相对来说更在乎这些。比起现在的年轻演员，我们这一辈赚的钱是很少，这都不能比。我现在还一直在拍戏，金钱上没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接受采访说说以前的事，那也算是回报社会。每个人的心态不同，如果我本身经济不宽裕，也许会更加重视这些。

　　：“支票簿新闻”

　　作为经济市场化的产物，付费采访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媒体，当时日本记者由于在欧洲采访足球联赛时屡屡受阻，于是打出“付费采访”的旗号。这种做法在采访当红体育、娱乐明星时迅速铺开，在欧美被形象地称为“支票簿新闻”。这在我国也不乏先例：2001年，姜文接受了Tom.com网站的专访后，获得该网站支付的1万港元酬劳；2002年，F4到广州拍广告，策划广告的某公司制片人公开标价“采访半小时付费5万元人民币”；2003年中巴之战后，里瓦尔多、小罗纳尔多和罗纳尔多等三人，接受广州某报专访，前两者各收入2万元人民币，罗纳尔多收入3万元。

　　除了体育、娱乐明星，付费采访也在其他领域出现。时下在各媒体通行的“热线奖励”做法虽带有奖励性质，也可看作是付费采访的一种。2002年，负责发掘江苏泗阳一座大型汉墓工作的南京博物院作出惊人决定，将考古发掘报道权进行“有偿转让”，江苏卫视和《南京晨报》各以1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这一报道权，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不管曾有多少付费采访的例子，“付费采访”在我国大多数只是悄然进行，还没有发展到属于“行业惯例”的范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愿挨的媒体全力炒作买来的“商品”，不愿挨的媒体则多半在愤懑的同时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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