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什么还需要访谈节目？
随着《鲁豫有约一日行》第九季、《非常静距离》新一季的收官，以及《杨澜访谈录—“逐风者”》的播出，近两年访谈类节目再次受到大众关注。作为在中国深耕了数十年的节目类型，从日播、周播收视居高不下、家喻户晓的状态，到近些年一些节目相继停播，热度逐渐被娱乐综艺挤压，访谈节目似乎在经历着一番市场挣扎。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内容被切割成短视频传播。手机一刷，从国际要闻到衣食住行，信息以秒为时间单位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一场深度访谈？
新京报试图通过与数位依然坚守在访谈一线，以及迈入访谈领域不久的代表人物的采访，获知如今访谈节目是否还具备存在价值。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专业媒体人对新闻操守的坚持，对优质信息筛选所付出的“笨功夫”，以及访谈节目背后，他们渴望记录时代，与时代对话的坚守。
肇始
2000年后出现第一波“访谈热”
“访谈”节目，其形式可简单理解为，由一人提出问题，另一人进行回答，两人就某个事实或观点实现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众多文献资料显示，中国较早的访谈节目可追溯至1993年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的《东方直播室》。该节目邀请新闻事件当事人到现场，两方深入探讨核心问题，并给予不同观点平等、公开的表达机会。这种形式是从传统新闻报道演变而来，相较单调机械的播报，更具乐趣和思辨性。
1998年，杨澜推出首档高端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后更名为《杨澜访谈录》）。同年，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面世。前者邀请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翘楚，坐而论道，首次将历史中、国内外新闻中“久仰大名”的人物，例如王光美、基辛格、巴菲特、钱文忠、张艺谋等，拉回到生活中，展现成功人士的格局和感悟。后者则更明确地针对热门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话题进行研究，只是形式更加接地气，且重点并不在于追求问题的答案，而是在各抒己见、观点碰撞的过程中，引领观众产生多样化的思考。
但访谈节目走向普及化，是在千禧年之后。较为明显的是，2000年后市场中出现了第一波“访谈热”，以《超级访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天下女人》等为代表的各类访谈节目接踵而至，且大部分节目坚持播出了十多年。2004年，中国台湾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访谈节目《康熙来了》，成为许多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
发展
传统电视媒体的强传播为访谈带来机遇
作为文化传播与表达的“杠杆”，我们无法剥离信息传播环境变化和社交媒体发展，来审视访谈节目的潮起潮落。
若将时间拨回到2000年：移动电话在中国普及不久，互联网只能用作简单的通信和资讯查阅。彼时百姓获知信息，大多只能依赖电视节目、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但电视节目的形式远没有现在这样五花八门。“社交媒体”更是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词汇。博客是2004年才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微博时代更要后推至2009年。人们互通有无，大多只能靠短信和邮件，思想表达与传播渠道十分滞后，甚至闭塞。
在这样的背景下，访谈节目无疑成为了时代的“放大镜”。
于观众而言，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与知名人士、各界素人的交谈过程，实现了他们对沟通、交流、理解和表达的满足。同时，其中亲情、友情、事业等话题，以及节目中探讨的社会热点、国际事件，都能让大众从中获取生活经验，得到多元价值观的输入。
“访谈节目虽然那时候也属于新闻和专题片，但已经属于很新颖、很有信息量、很有趣的栏目了。观众能看到活生生的人，坐在那里讲故事。比电视剧真实，相较纪录片也距离大家更近。”《鲁豫有约》总制片人许小浒表示。
于受访者而言，访谈节目也为他们提供了宣传和表达需求的平台。当年，很多艺人都争相拿着作品求录制《超级访问》《鲁豫有约》等节目。一次45分钟的访谈，就可以使他们的人生阅历被外界熟知。例如，邓超、孙俪两人首次揭秘恋爱细节便是在《超级访问》；黄磊的女儿多多，李小鹏的女儿奥莉在得到全民关注前，《鲁豫有约》就记录了她们第一次面对镜头的模样。2005年杨澜推出《天下女人》时邀请了600余位来自各个领域的男女嘉宾，探讨都市女性情感、生活、职场等热点主题，这是“女性觉醒”第一次被外界关注；而《杨澜访谈录》更是集结了大部分国际政要、海内外大型企业的CEO，以及文体界大腕，向观众阐述他们的国际视野与行业格局。“采访和读书一样，都扩大了我对世界认知的维度。你看到的越多，受到激励的可能性就越大，你也会探索出自己更多的潜能。”杨澜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
落潮
信息输出方式变化，不少节目停播、改版
随着互联网发展，经济进步，信息的高速膨胀，近二十年中国电视行业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内容形态的探索逐渐扩大化。
2000年至2010年，各种综艺层出不穷，令信息输出方式趋于趣味化、娱乐化、多元化。《玫瑰之约》《非诚勿扰》等一系列交友节目，满足了观众的日常情感需求；《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秀》等选秀综艺，为素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真人秀”一词也逐渐被引入中国。曾有数据统计，2007年中国电视综艺播出总量为126万小时，占据总播出量的8.7%；2009年，观众收看娱乐节目的时间共计4000余分钟，平均每天收看12分钟，占据总收视时长的7.4%。
2010年以后，各大电视台争相引进海外综艺模式，《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动辄投资上亿的节目在国内开启了“混战”模式。大型户外真人秀、音乐综艺、选秀综艺、婚恋、职场、脱口秀，节目形式越来越多元化。腾讯娱乐白皮书曾有数据统计，2013年综艺节目数量共316部，2014年提升至429部。而2015年后，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强势来袭，网络综艺更是分割了绝大部分年轻人的注意力。
不仅观众的收看习惯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屏幕之外，生活之中，无论名人还是素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发布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到国际要闻，小到衣食住行，信息传递和价值观输出的速度都已经同步至分秒之间。
人们还需要访谈节目去采集故事吗？
访谈节目的新闻与传统媒体属性，决定了其很难进行语态革新，但当下大众又很难再集中45分钟注意力，去倾听深度的思想交锋。访谈节目市场价值下降最直观的是，招商开始变得不容易。曾有制作人表示，广告商宁可耗费上亿元在一线卫视投资现象级综艺，也不愿意花几千万元在二、三线卫视投资一个中小体量节目。很多广告商也强势要求明显的“软植入”，例如口播等，但这在访谈节目中几乎无法实现。
表达需求下降，也让一些节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嘉宾荒”。《康熙来了》早期制作人詹仁雄曾在接受腾讯采访时坦言，他们特意开发了通告艺人模式，即邀请过气的歌手演员，或是明星的家人朋友，或是单纯能讲故事敢于表现的普通人。
但在市场竞争和内容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十年间很多节目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市场。2016年，开播十六年的《超级访问》宣布停播。另外，一些小体量访谈节目也只是做了1-2年就悄然退市。
在当下这个时代，访谈节目真的失去价值了吗？
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实现信息优质筛选
访谈节目在今天仍有存在价值。
近五年有很多老牌节目在努力适应市场。2016年，《鲁豫有约》告别熟悉的长沙发，走出演播室，从周播改为季播，以棚外版《鲁豫有约一日行》重新出发。2021年，《非常静距离》走出摄影棚，从明星访谈转型为明星、达人、素人的多方位访谈。《杨澜访谈录》则变成了一个访谈“出品品牌”，打造了诸多系列主题访谈，如《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还有目前在播的《逐风者》系列等。
这些节目也进行了传统传播至新媒体传播的转型。例如《非常静距离》从电视台首轮播出，改为短视频平台首发。其他节目也将完整访谈节目切割为3-5分钟的短视频进行宣发，意在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关注到访谈话题。
与此同时，也不乏优质新节目涌入大众视野。例如，被观众称为“偏见”访谈节目的《十三邀》自2016年播出便引发热议。其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交锋，极具文学性和时代性的思辨，都在拓宽思想和视野维度。例如，展现女性普遍成长之路，输出女性社会价值的《送一百位女孩回家》；真实挖掘年轻人社交心态，并从中重新挖掘与审视自我的《仅三天可见》等，从脱口秀、生活分享秀、情感观察到社交实验……这些创新性访谈节目，正在年轻观众间引发观看热潮。
但除了访谈节目在形式上对市场的迎合，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在当下时代具有的更加独一无二的珍贵意义：当信息爆炸，媒体良莠不齐，人们似乎开始忘记和摒弃思考的能力；价值观遭到冲击，认知偏差正在不同理解能力的群体之间形成。此时，我们太需要深度的、有价值的、真实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信息的优质筛选，以及思想的去伪存真。
在杨澜看来，人与人、人与信息、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改变，但它们的内核没有变。传媒人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发现并连接在一起，这点也没有变。反而，在社交媒体野蛮扩张的时代，内容会出现本质的理性回归。“除了好玩、热闹的东西之外，需要一些有思考有洞察的内容。就像风浪之下，海底还是有沉淀和基础的，热闹之后，还是会慢慢回归常识。未来，作为媒体人不要慌，要有定力，去做擅长的事情。”
《鲁豫有约》系列节目总制片人许小浒则表示，访谈节目的井喷时代，是节目发展的“双刃剑”。反观世界上各个国家，实际上都没有那么多深度访谈节目，更多是同质化下大浪淘沙，留住更适合为大众输出、筛选优质内容的媒体。访谈节目逐渐减少且精品化，也是正常的、向好的趋势。“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客户，这和内容不是割裂的。但访谈节目更重要的，还是把劲儿用在内部，怎么能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下，让我们的内容持续保持深入、真实，甚至是独家。”在许小浒看来，访谈节目的真正价值是一个更专业的“抓手”，“我们不希望观众只在这里看个热闹，而是能深度记录下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发展变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之后，当大家再打开《鲁豫有约》，仍然能有收获，能给自己的成长提供弹药，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
专题采访/新京报记者 张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