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与脱俗：电视娱乐节目的应因之道

“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犹太文化比较方面有积累。近年来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担任特约评论员和嘉宾。现为中国视协电视文艺分会专家、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智库嘉宾、上海人才认证中心专家。出版有《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和谐社会与公众治理：顾骏时评政论集》，发表电视评论

　　《国家与国民的对话》、《走进草根的央视春晚》等。

　　我不是研究娱乐节目的专家，我是“久病成良医”——嘉宾做得多，接触节目多，感触也多，有一些想法，同大家分享。这次年会讨论的话题多有涉及“三俗”的，但好像还有没讲透的地方，

　　“三俗”究竟怎么回事？如何界定？面对“三俗”出路在哪里？具体应该怎么做？如此等等。

　　从节目制作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满足于批判，批判之后，还要明确往哪个方向努力，找到建设性的方法。其实，中国文化在“俗”问题上，有相当完整的思路，从“雅俗共赏”的审美要求，到“通俗”和“脱俗”的思路，都可以为今天处理电视娱乐节目的“俗”问题带来启示。

　　“俗”与“通俗”

　　“俗”本身不可怕，不但不可怕，娱乐节目还必须用好“俗”，处理好“俗”。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原则就强调“雅俗共赏”，“通俗”始终是文艺作品获得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基本方法。

　　在中国文字中，“俗”本身不是贬义的，“风俗”、“民俗”、“习俗”都带着“俗”，所指既有“恶俗”，也有“良俗”，不可一概而论。那么，在中性的意义上，什么是“俗”呢？我愿意从现在这个“俗”字的写法上，引出一个观点：

　　“俗”是单人旁加一个“稻谷”的“谷”，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俗”就是“人要吃饭”？所谓“俗”同人最真切的需要有关，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最为普通、最不能不做的事情就是吃饭，这是生活中最俗的事情，可以用来代表一切“俗事”。人要吃饭，在目前的考核方式下，娱乐节目的收视率就是一个关系到制片人、编导、记者和全体人员吃饭大事的“俗”问题。

　　如果大家认可对“俗”这样的“说文解字”，那么再来看一下，现在讲“三俗”，问题又出在哪里？从通常说法来看，

　　“三俗”往往同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只关注人最基本的需要有关。在人类社会中，文学艺术从来不能离开生活太远，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音乐，都是沿着从小部分人欣赏到大多数人享受的路径发展，更不用说像电影、电视这些后起的艺术形式，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着大众而存在的，电影、电视耗资巨大，没有大众的接受，制作人无法承受，而受众规模的扩大，必然带来欣赏品位“俗化”。《百家讲坛》为什么选用的嘉宾日趋“非专业化”，不找各领域的学术权威，而越来越多地要么找“剑走偏锋”的研究爱好者，要么找中学教师等，就为了保证同这一规模可观的目标群体的理解和品位相对接。离“俗”太远，会影响电视文艺节目的收视情况。最近《茶馆》重拍播出，但收视率相当不理想，为什么？就是不俗，生活中的茶馆很俗，但作为文学戏剧作品的《茶馆》不俗，很雅。

　　反过来，为什么相亲节目那么热？有人说是因为现在剩男剩女太多，年轻人找不到对象，自己着急，父母更着急，心情带来了收视观众群。其实不尽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婚姻永远是一个吸引人的“俗”话题。婚姻的基本元素是“性”，古人说，“食色性也”。有了性之后，还要生孩子，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事情，中国人也同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戏曲里最受欢迎的传统角色之一，就是为人终成眷属而牵线搭桥的“红娘”。更不用说，24个女士齐齐出现面前，由你挑选，那是许多男士梦寐以求但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可能遇到的好事，当事人为之亢奋，电视观众也同样踊跃，收视率怎么可能不上去呢？相亲节目是这样，其他吸引了大量观众，制造出惊人收视率的节目，也都对准了普通人的“俗”性情。上海的《新老娘舅》等专门曝光家庭内幕的节目之所以收视情况好，不也是因为契合了普通市民喜欢“家长里短”议论别人私事的习惯吗？这种窥探隐私随意褒贬的做法，在正人君子眼中显得不够正派，但因为戴上了“调解”的面具，便师出有名，其实最后还是还原到一个“俗”字。

　　这说明，“俗”本身不可怕，不但不可怕，娱乐节目还必须用好“俗”，处理好“俗”。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原则就强调“雅俗共赏”，“通俗”始终是文艺作品获得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基本方法。什么是“通俗”？ “通俗”就是创作者注意到人生活中最真切的需要，作品触及这个需要，引发人们内心共振。在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节目不好做，因为要触及人最真切的需要并不容易，引起共振更不容易。有人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丢完了自己的文化元素，现在从头到脚都找不出中国的元素。其实，这么看待中国文化有些皮相，文化深层次上属于“集体无意识”，中国文化更其如此，从来不在乎穿衣服之类的表象改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自幼耳熟能详的故事，只有在诸如清军入关强行推行异族文化，将服饰视作政治象征符号的特殊背景下，穿着什么衣服才成为重大议题。关注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文化心态，观察这些深层次的要素的变化，从中找到能够引发心理共振乃至心灵共振的东西，也是电视文艺节目“通俗”的一条路径。

　　“通俗”看似简单，“通俗”就是作品“通达日常生活”，其实不然。 “通俗”不但包含了“通达”的结果，还隐含了“通达”从何而来的源头，不但涉及你到哪里去，还涉及你从哪里来。直观地说，“通俗”意味着原本不“俗”的文艺家，走入了日常生活之“俗”。所以，“通俗”隐含着某种“不俗”对“俗”的介入和引导。如果我们在策划、设计和制作节目的时候，只考虑到触及“俗”，却没有想过用什么东西去触及“俗”，那就可能为俗而俗，最后“俗不可耐”。比如，前阵子有家电视台推出《百科全说》，从观众关心的健康、养生等角度切入， “通俗”得很，但通进去的尽是生吃茄子、猛喝绿豆汤、从掌纹看健康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确实在国民心理中有着历史的积淀，节目“俗”得很，共振强烈，收视率不低。但因为制片人对传统文化不加辨识，没有考虑如何将现代科学得到验证的知识和方法通进去，驱散人们内心的暗昧，结果成为“为俗而俗”，甚至借俗渔利。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同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扯在一起，这是不负责任。科学就是科学，方术就是方术，医疗就是医疗，养生就是养生，界限不可逾越。

　　从“通俗”到“脱俗”

　　“通俗”不但要求文艺家通达“俗”，还要回得来，进了“俗”之后再往前走一步，达到升华，那就是“脱俗”。

　　按照中国文化的要求，我们不但需要重视“通俗”所具有的“通达”的涵义，更要重视“通达”之后的去向， “通俗”不是“守俗”，停留在“俗”的层面流连忘返。

　　在明白“通俗”从哪里来之后，还要弄清楚到哪里去。对后一个问题，中国式的解决方案是“通俗”之后还须“脱俗”。用不完全恰当的话来说，“通俗”既涉及从高雅进入低俗，更涉及从低俗回归高雅。文艺家要能进得了“俗”，更要能超越“俗”。在这层意义上，所谓“三俗”就是停留在人性最基本的层面出不来，得不到升华，上半身没有了，只剩下半身。低俗的东西不是可不可以表现，而是如何表现，表现最后给人留下的是什么。过去，中国人喜欢贴对联，什么地方都贴，还讲究紧贴这个场所的特点。厕所门口也贴，而且越是这种“低俗”地方，写得越是大气磅礴。有一幅是这么说的，“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弯腰屈膝，世间贞女节妇进来解带宽裙”，横批“天地正气”。从一团俗气中生发出对天道人伦及其关系的体认，这便是“脱俗”。

　　禅宗主张人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叫“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还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此山已非彼山，此水亦非彼水。从对俗事津津乐道，到矫情回避，到悟出天道，就是这三种境界的不同体现。所谓“低俗”者，就是回不来，更进不了第三境界的作品。

　　所以， “通俗”不但要求文艺家通达“俗”，还要回得来，进了“俗”之后再往前走一步，达到升华，那就是“脱俗”。我们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俗”，从电影开始，艺术形式就走向了大众，不俗怎么办？电视节目没有收视率，无论娱乐还是引导都会成为空话，但停留在“俗”的层面回不来，就成问题了。

　　娱乐节目如何脱俗

　　反对低俗是应该的，但祛邪必先扶正，低俗的东西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不低俗的东西少，在批评低俗之外，能不能生产出不低俗、体现主流价值观念的节目，这才是关键所在。

　　娱乐节目需要由“通俗”而至“脱俗”，这个道理已经很清楚，具体怎么做？

　　一是擦亮生活的感受。要做到“通俗”，娱乐节目制作人必须有能力抓住契合观众生活需要的题材，在这个阶段，无所谓低俗与否。不落低俗的窠臼，达到脱俗境界的关键在于，让紧贴生活需要的节目，最后带给观众跳出现实生活的感受。

　　上海《闪电星感动》节目制片人在介绍经验时，讲过一句话， “这个节目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慈善一般都是拿弱势人员的不幸作为诉求，但在娱乐节目中，如果老拿不幸说事，我们受不了，观众也受不了”。我经常做公共话题的点评，接触案例大多是生活中的苦难，听多了，感觉特别憋屈、郁闷，心里堵得难受，不要说娱乐节目，就是单纯慈善节目里老做这类话题，也会让观众避之不及。如何让观众看下去，需要办法。这里的难题不在题材，而在于对题材的处理。制片人需要了解观众的需要，更需要清楚他们心里的感受，节目不只是呈现图像，讲述故事，还需要引导观众直面生活的苦难，通过给绝望中的故事主人公以希望和出路，给观众以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使节目得以持续地获得观众的关注。节目无论揭示什么，讲什么样的问题、荒诞和苦难，最后都必须给观众打开一扇窗，让一束阳光照射进来，使原本即使因为接近生活原生态而显得低俗的东西，得到升华。

　　比如《新老娘舅》节目，天天讲上海人家庭纠纷，夫妻吵架、离婚、争夺房产或遗产，等等，收视率极高，因为节目在展示生活琐事和当事人斤斤计较的同时，让主持人和嘉宾告诉当事人和观众解决纷争和不幸的办法，当事人找到了出路，观众也宣泄了感情，获得了正面的感受，所以爱看这个节目。中国人讲“祸不单行”，生活中苦难太多，沉浸其中，让人难以自拔。听说某个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有位当事人，一生灾难连连，常人无法想象，但在节目的最后，她说，通过收看电视，她发现社会上不止自己一个人有苦难，心里平伏多了。如果我们在处理一些很俗的题材时，能考虑到并表现好这种“人的感受”，就可以通过引导观众积极向上地感受生活，实现从通俗到脱俗的升华。

　　二是发掘人性的本真。使用明星是娱乐节目的基本手段，按照流行的说法，没有明星几乎已经没法做娱乐节目。明星用得多了，甚至达到滥用的程度之后，必定伴随观众对明星的审美疲劳，为了刺激观众疲惫的神经，炒作明星绯闻等低俗做法应运而生。如何开发明星的内在价值，避免媚俗炒作，因此成为娱乐节目脱俗的一道难题。

　　作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机制，明星已经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在观众心目中，明星谈出场费锱铢必较，参加慈善活动只是逢场作戏，缺乏真情，所以，对于明星当主角参与慈善节目，容易心存疑惑，观看的时候，多半还是抱着看明星，而不是看公益的态度，这样，弘扬公益精神、推进慈善事业的目的就可能落空。但也有一些电视节目，通过让明星同受助对象深入互动，激发明星内心的真情实感，让他们带着这样的感觉，进入换物募捐的过程，向荧屏前的观众展现明星不同于市场化、商业化的另一面，他们心灵中真实的一面，既表现了明星，吸引了观众，也弘扬了人性的崇高。有人认为，电影电视就是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这有一定道理。平时普通人窥探不了明星真实生活，所以有点绯闻，就追逐而去。明星及其经纪公司知道普通人喜欢看这些，便制造绯闻来吸引公众，往往弄得俗不可耐。因此，在围绕明星制作的娱乐节目如何“脱俗”方面，还有很大的的空间可以探索。

　　三是嵌入主流价值观念。让娱乐节目脱俗，还有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在原有的娱乐因素之中，嵌入主流价值观念，来提升节目的品位。近年来一些地方电视台做娱乐节目越来越成熟，如北京电视台的《喜莱坞》全用娱乐元素，很单一，很纯粹，视觉效果好，收视情况也好，有其可取之处。但要进一步提升，还需要嵌入主流价值观。讲到“三俗”，许多时候不是讲现象，而是讲现象背后的价值观。近年来，主流价值观本身在不断扩展，很多过去不被认作主流的价值观逐渐得到接纳。比如，慈善是一个古老概念，但在世界的好多地方，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时尚的概念，类似地，捐赠、志愿，另外还有绿色、环保、关爱等都进入时尚概念之列。国内的富人还在讲品牌、比奢华，但一些发达国家的时尚潮流人士会去专门从事慈善捐赠物品变现的小店买二手衣物，他们首先不是图价格便宜，而是实践环保理念，资助困难人士，这样的做法已成为时尚潮流的一部分。反对低俗是应该的，但祛邪必先扶正，低俗的东西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不低俗的东西少，在批评低俗之外，能不能生产出不低俗、体现主流价值观念的节目，这才是关键所在。

　　四是引导对生活的解读。江苏台的《非诚勿扰》前阵子有点炒作过度，尽管如此，节目本身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在这个节目中，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女嘉宾，而是男嘉宾。在男嘉宾的选择上，导演很注意表现当代中国城市男性的不同面相，让不同阶层的人士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素质，才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和节目的最大看点。每个男嘉宾上到舞台来之前，都有自己的方案：面对女嘉宾，我该是什么形象？怎样才能打动对方？专注于女嘉宾，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顾忌摄像机，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形象和表现，所以，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某种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指男嘉宾的表现，而是他们表现背后的自我策划。可是，大家往往关注男嘉宾少，关注女嘉宾多，个别女嘉宾的雷人雷语受到舆论批评，引起争议最大的是女嘉宾的一句话： “情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无论这样的人还是类似的观念，都有现实生活的基础。

　　做娱乐节目，既要求“源于生活”的“通俗”，更要求“高于生活”的“脱俗”，否则成了变相宣扬拜金主义价值观，让人觉得俗不可耐。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物质财富的确是影响择偶和婚后生活的重要条件，但节目完全可以告诉大家，包括女嘉宾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物质条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得到证明的生活真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合理的解读，让这两种生活真理达成平衡？生活本身是平衡的，这边获益，却在那边失去，这是完全可能的，天天都在发生的，为什么不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呢？想得再深些， “情愿在宝马车里哭”的论调如果任其传播，会让很多年轻人，不单单是男青年，也包括女青年，看完节目后，产生深刻的挫折感甚至绝望感，这就不单纯是一个低俗问题了。

　　我曾在天津电视台的《沟通》栏目做过一档谈话节目，同那位曝光娱乐圈“潜规则”的女演员直接对话。报审时，有领导明确反对，认为“谈论潜规则过于低俗”，但节目播出后，不但收视率相当高，还受到表扬。这里的关键是，节目把握好了对生活现实的解读。

　　按照那位女演员的说法，她之所以揭露潜规则，是因为她想把娱乐圈里打扫干净，免得后面进来的孩子再受欺负。但我们提出，合理的方法显然不是等到娱乐圈打扫干净后，再让孩子们进来，而是告诉孩子们，娱乐圈里不干净，你们进来后，要知道选择，学会拒绝，对自己负责。

　　她还认为，女演员在娱乐圈里，不接受潜规则就没有出路。但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所有女演员都靠潜规则？现在谁都没有证据。嘉宾特别指出，做乞丐往往有贫困的原因，但并非所有穷人都当了乞丐。潜规则确实存在，但搞不搞潜规则仍然有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责任。

　　对于这样的观点，现场观众给以发自内心的掌声，这说明大家都认可这样的道理：生活中不是没有丑恶的东西，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生活中永远存在暗昧的角落，但对暗昧的生活现实的解读，应该像一缕阳光那样，照亮角落，驱散暗昧。

　　“俗”不可怕，低俗的题材确实可以做得“脱俗”，关键还是看节目设计和制作时，我们自己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节目能不能脱俗，根本上还看媒体人自己能不能免俗。顾骏

　　作者简介：顾骏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犹太文化比较方面有积累。近年来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担任特约评论员和嘉宾。现为中国视协电视文艺分会专家、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智库嘉宾、上海人才认证中心专家。出版有《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和谐社会与公众治理：顾骏时评政论集》，发表电视评论《国家与国民的对话》、《走进草根的央视春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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