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形象类“网红”能够正确地把握受众的心理需求以便持续发展

网络红人简称“网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网络红人，大致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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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早可以回溯到文字时代，这一时代的“网红”主要是宁财神、痞子蔡、安妮宝贝等为代表的网络作家群体，以文字为主要传播内容而走红。

（2）接着开始进入了图片时代，这一时代的“网红”主要是芙蓉姐姐、犀利哥、小胖等为代表的，以发布个人隐私、恶搞、吸引受众注意力走红。

（3）当图文时代渐渐隐去，开始进入到视频时代，出现了像papi酱、李子柒等“网红新贵”。这些“网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具有各自的特色，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和超乎寻常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成功“网红”的背后还有众多昙花一现的“网红”，例如流浪大师沈巍、人类高质量男性、盐城高考送花女孩等。对于网络红人的分类，根据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从走红的原因来分，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眼球网红”和“内容网红”。“眼球网红”是指符合人的审美或审丑、言行大胆出格或具备浅层才艺可以吸引受众眼球的网络红人。

“内容网红”是以内容加工为主的网络红人。按照这个依据，早期的芙蓉姐姐、奶茶妹妹到如今的人类高质量男性、田野男孩丁真可以划分为“眼球网红”。

输出田园文化的李子柒、“毒鸡汤”作家咪蒙、知识整合社群的罗振宇等，因其大多有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输出内容，可以划分为“内容网红”。

从所在领域划分，学者们对“网红”类型划分众多，如“颜值网红”、“搞笑网红”、“电商网红”、“美妆网红”、“电竞网红”、“美食网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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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红人形象的建构上划分，研究人员把“网红”分为正面形象、负面形象、中性形象三种类型。

从网络红人形象建构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往往正面形象类的“网红”走得更为长久，其奇观效应也更为聚集，相反的，负面形象类的只会如昙花闪现，难以长远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追捧网络走红，在网络环境下，“网红”以媒介为载体，交汇图像和审美、商业和政治、信息与娱乐、真实与虚幻。

早已演变成了网络媒体神坛下的“网红”奇观，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网红”奇观文化飞速发展，吸引受众注意力，获取流量为主要目的。

当前，关于网络红人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网络红人现象进行解读

对网络红人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对网络红人现象进行解读，只是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不同。基本围绕消费主义视角，传播学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审丑视角展开。

研究者认为“网红”的内容制作能够影响到观众的情绪，由此归纳了“网红”传播策略，以期对“网红”的情绪传播策略进行反思，使其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在对“网红”现象解读中，对于女性“网红”现象的解读居多，说明在对“网红”的研究中，女性网络红人媒介形象地呈现获得比较大的关注。

而且，这类研究大多从“自我凝视”和“被凝视”两个角度，对网络上的女性“身体消费”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对其“身体消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

其次，就网络名人的影响力而言，一般将其划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由此，网络红人普遍被分为正面形象类和负面影响两类。

学者们通过分析网络红人产生的影响，从而对其进行解读。研究大多认为当下网络红人的质量良莠不齐，对“网红”现象的发展和管理机制进行了探讨，主要从平台管理、受众主体意识、“网红”自身内容质量等方面来讨论的。

在“网红”现象所造成的价值困境中，青少年是网民的主要人群，网络红人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流行产物，势必会对青少年的思想影响很大，应该引导青年群体正确辨认识别“网红”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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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对“网红”现象进行解读时，学者们还对“网红”群体做了大致的分类，主要将网络红人分为“内容型网红”、“明星网红”、“草根网红”、“直播类网红”等。

还有一种“事件性网红”，学者认为“事件性网红”是网络热门话题的当事人在网络热点事件传播过程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光环聚焦点”，吸引了大批的粉丝，才成为网络红人。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被网络红人”的概念，很多“网红”并不是自发成名的，也没有自我呈现的意愿，在走红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受网民狂欢心理和商业炒作的推动一步步走红。

从而被动成为网络红人，由此引发了对于被网络红人主体境遇的关照和一系列伦理问题思考。可以说，“事件性网红”、“被网络红人”的提出为研究“网红”群体提供了全新视角。

网络红人生产过程的研究

在对网络红人走红的媒介载体进行分析时，学界普遍认为，“网络红人”可以分为文字时代、图文时代、视频时代三个时期。

在此基础上又针对不同的平台进行了细致分析，从过去的论坛、贴吧、豆瓣到如今的知乎、微博、抖音均有涉猎，有学者研究了抖音“网红”短视频现象，认为以“李子柒”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是目前“网红”发展到“网红经济” 的典型代表。

它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标志，对我国短视频的社会应用及整个行业的发展乃至于网络红人的IP化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次，对网络红人生产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红人的生产主体，即个人和网络推手，这里的个人指的是“网红”自身，而网络推手则包含很多，涉及商业、权力、受众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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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网络红人既有内在要求又有外力因素，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网络推手助力，研究产生了一个共识，即近年来的网络红人越来越擅长炒作，以吸引注意力为主要目的。

对于内在，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网络红人形象的建构上，对网络红人的个人形象进行了分析。

其中，有学者从红人的丑态现象出发，认为以“丑”走红的网络红人是以愉悦和功利至上的，并且逐渐畸形，这将会引发人们的精神危机，引发价值虚无感。

还有一部分研究是针对网络红人的外在满足人们的审美展开的，但无论是审美还 是审丑，都和视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针对网络推手的研究，则大多是从商业上来分析的，像是“网红”生产是如何实现变现的，其中也涉及了“网红经济”的运作模式。

从对“网红经济”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到对“网红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例如直播带货、创建个人品牌等，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传递出“网红”被职业化和符号化了的信息。

这说明学界对于网络红人的研究开始聚焦于网红生产流水线，对网络红人的养成机制进行探究。

网络红人随着网络消费的发展，已经从一群自我表现的群体变成了受商业支配的符号，开始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且呈现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趋势。

不再是单纯的网络上搞笑的个体，开始从虚拟空间的自我呈现向现实的实际利益看齐。

网络红人的出现除了受到商业利益的推动外，还与受众心理有着很大关系，网络红人往往瞬间爆红，而又转瞬匿迹，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

想要长久发展，还要抓住受众的心理，正确地把握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变化的要求，网络红人才能够成功转型，才能够保持较长的声望和魅力。

在对网络红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是集图像和审美、娱乐和信息、商业和政治、真实与虚幻于一体的，虽说学者们将其放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研究，但目前将其放在“媒介奇观”视角下研究的还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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