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视频中，41岁的演员于清斌身穿外卖员制服，手提餐盒穿梭于北京街头，这一幕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激起了公众舆论的微妙分歧。一些人感慨“明星沦落至此”，也有人质疑其“炒作博眼球”，更有不少人展开了关于“演员送外卖是否应被同情”的激烈争论。
于清斌的转型之路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这位曾参演过《新萧十一郎》和《跨过鸭绿江》的演员，自2020年在北京南六环购房后，面临影视寒冬，片酬暴跌至十年前的水平，接连收到来自银行的催债短信。为了维持生计，他选择成为外卖骑手，并在直播间里哽咽道：“我不是想当网红，只是想活下去。”这样的生存焦虑并非个例，其他艺人也受到了类似困扰：TVB演员姚亦澧在长沙街头开了一家咖啡摊，前TVB花旦于淼则在超市收银台和地摊之间奔波，而中戏毕业生许鹏则接过了爷爷的赶集摊位。当聚光灯熄灭，这些曾在镜头前灿烂的人们正在以最朴素的方式对抗生活的重压。
公众对演员送外卖的关注，本质上反映出了一种职业认知的偏差。当程序员转行开网约车、教师兼职做微商被视为常态时，演员却从事起体力劳动，反而被贴上“特立独行”的标签。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社会对演艺行业的认知错位。事实上，在横店影视城，超过60%的群演月收入甚至不足5000元，而在各大直播平台，不少过气艺人正通过带货维持生计。演员并不是与普通劳动者有本质区别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存困境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地摊商贩并无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于清斌事件中所流露的同情心，却在流量逻辑的推进下逐渐变质。当“含泪送外卖”的视频片段被剪辑成短视频传播，当房贷逾期短信成为展现其“惨况”的道具，这种自我暴露式的生存展示，已然模糊了个人困境与商业运作的界限。正如学者所言：“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苦难正在成为可被量化的流量资产。”当演员们开始通过展示自己的生存窘境来换取职业机会，这种“卖惨”的行为，实则是在逃避行业的结构性问题。
真正值得探讨的是：为何演员送外卖会引发如此广泛的探讨？这其中隐含着一种职业等级观念——似乎演员就应该永远位于聚光灯下，送外卖则被视作“自降身价”。然而，职业的尊严从来都不是由职业的光环决定的，而是由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及对待工作的方式所决定的。当TVB演员能够坦然在茶餐厅端盘子时，当好莱坞明星能够自如转换为出租车司机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摒弃对演员职业的刻板印象，以平常心去看待他们的生存选择？
在这个经济下行周期，没有哪个群体能独善其身。无论是程序员、教师，还是会计和设计师，每一个行业都在经历着阵痛，而每位劳动者也都在努力寻找出路。当演员卸下明星的光环成为外卖骑手，这不仅不需要过度同情，也不应仅仅被视为励志故事，而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时代洪流中生存的真实写照。与其纠缠于“该不该同情”的问题，不如反思：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能够为所有劳动者提供更为体面的转型通道？我们的就业市场何时才能摆脱“35岁焦虑”？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后，或许演员送外卖的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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