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姿幻影｜民国影坛风云激荡背后的繁华与落寞
西风东渐的潮汐声中，电影以西洋影戏的名义登陆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国，并很快在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的城市扎下根来，成为都市红男绿女、达官贵人们最热衷的消遣模式之一，茁壮成民国时期最先锋时髦的热门艺术。纵观民国时期的影坛中心上海，毫不夸张地说，可谓真正的“东方好莱坞”，其电影制作水准、商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成熟和完善至今都有着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可以从公司化、明星制和类型片这三个方面领略其曾经风姿绰约的芳华岁月。
公司化：推动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发动机
电影自1896年首次在中国上映以来，这一稀奇的洋玩意儿便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随后美国、西班牙、法国等外来电影放映商闻风而至，不过这些早期的外来电影由于水土不服只能惨淡经营。
很快，闻到商机的国内人士便跃跃欲试，1905年，经营照相馆任景丰第一次尝试着拍摄电影，这就是由京剧演员谭培鑫主演的《定军山》，这种现代电影技术与传统戏剧文化的结合真正促成了电影产业在中国的萌芽。
这些早期的尝试之作为国产电影的发展积蓄了最初的洪荒之力，而直到民国之后，国产电影才真正走向了兴旺发达的辉煌之路。国产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郑正秋、张石川以美国人创办的亚细亚公司为依托，并以郑正秋组建的新民公司的名义摄制的。具体来说就是新民公司负责摄制工作，亚细亚公司负责提供资金和发行。这部电影的成功开启了国产电影制作公司制的雏形，随后很快黎民伟在香港成了华美影片公司，采用同样的合作模式创作了《庄子试妻》这部电影。而后诸多电影制作公司如张石川创办的幻仙公司、商务印书馆的商务活动影戏部、实业家张謇牵头组建的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但杜宇联合组建的上海影戏公司以及由影迷联合组建的中国影戏研究社等，这些早期的电影制作公司有些很快昙花一现，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拓荒的意义。
就像当时的电影人郑君里所说的那样：“电影的商品形态也和一般商品不同，它通过电影院与观众发生关系，因而电影便在市场上带来一种新的商业的机构。”由于电影制作需要投入巨资，而且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市场风险，故早期的电影公司有些一部片子不成功便迎来倒闭的命运，但随着部分商业片的轰动效应，导致诸多的投机资本很快进入了这片领域，自民国十年以来，各种影片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据资料记载，到1925年，全国各地有电影公司175家之多，其中上海更是有140余家，但这些公司中有很多只是拍了一部片子便关门大吉，而在这样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潮流中，明星公司、民新公司、长城公司、神州公司、天一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友联公司、月明公司等，这些构成而来这一时期电影产业的中坚力量。
随着电影市场洗牌的加速，在默片时代的中国电影影坛上，最终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老牌电影公司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以及新派公司联华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家公司中，天一公司以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如《忠孝节义》《梁祝痛史》《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等符合传统文化趣味的古装片占得先机，而明星公司以代表性的影片武侠神怪片片《火烧红莲寺》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新派的联华公司则高举“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旗帜，以更加关注现实、注重艺术而后来居上。
电影技术在三十年代以来了革命性的跨越，由默片逐步过渡到有声片，在色彩上也逐步尝试将彩色引入银幕之中。在这样的技术迭代更新的时期，加上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一些老牌公司由于技术和观念上的陈旧和着手战火的毁坏等而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除了明星、天一、联华公司三巨头之外，1933年成立的艺华公司、1934年成立的新华公司与当时的左翼文化同声相和，与明星公司、联华公司一道，推动了现实主义电影在影坛上的崛起，组合分化中形成了五分天下的局面。但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天一公司将重心逐步向香港转移，特别是孤岛时期至抗战胜利前一批日伪电影机构如上海伪“华影”、长春伪“满映”、北平伪“华北电影公司”等也在当时特定时期的影坛上也占据一席之地。
而随着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官办的电影制片公司占据着当时影坛的重要位置。此外，最值得一提战前联华公司同仁1946年组建的联华影艺社，后于1947年与昆仑公司合并重组成立的新的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在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影片。还有拍摄了《小城之春》《假凤虚凰》的文华公司、开启了真正的商业巨片的香港永华公司等民办电影公司，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产业发展中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明星制：加速民国电影产业崛起的助推器
谈电影，离不开明星这个话题。
民国影坛也不例外，正是明星制的形成才是是加速电影产业繁华与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电影这一艺术进入国内的时候，民风尚未完全开放，而早期的电影大多情节简单，更带有一种猎奇性质。不过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银幕上的演员形象越来越成为的一个热门话题，由是形成了明星制这样一种电影艺术的核心支持体系。
在民国电影史上，银幕上的男女电影明星们的一蹙一颦演绎出的人生百态，使演员这样的一个职业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早期的电影明星中，很显然颜值以及电影题材比演技更重要，而且炒作也是重要的一个手段，就如民国时期影坛上著名的男星龚稼农回忆录中说的那样：“……演员能潜心钻研演技，进而使作品获得艺术上成功的人，到底不如争名逐利者众。”
就男影星来说，很显然处在一个绿叶的陪衬角色，这是民国影坛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早期的男星如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著名小生龚稼农、反派明星王献斋、谐星黄君甫等人以各自不同的表演风格被人们所熟知。而后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在30年代的的影坛上诞生了当时影坛上的第一位影帝，这就是在1932年上海电影周刊《电声》举办的明星选举中，一举以最高票数夺得“影帝”的称号的金焰，这位出生于韩国汉城（今首尔）中国籍韩裔男演员成为民国电影史上众多男星中一个旗帜性的人物。除此之外，还有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等人都以小生的形象而在当时的银幕上光芒四射，而反角、丑角以及童星等也涌现出各有千秋的代表性人物。从民国时期的男电影明星来看，最受到观众热捧的大多都是那些风度翩翩形象光鲜的小生类型。此后，后期还有刘琼、陶金、石挥等人也都在银幕上塑造了不同的角色而在当时名噪一时。
在民国影坛上女星之间的争奇斗艳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她们在民国电影史上的风采在当时更是广为人知，她们出演的电影更是票房的保证，甚至一个女明星撑起一个电影公司的现象也很常见，成为各电影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这些女明星中，影后胡蝶和因“人言可畏”而自杀的阮玲玉成为民国影坛上经久不息的传奇。胡蝶先后由友联公司到天一公司，再转入明星公司等，一直都是所在公司的台柱子，成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影后；阮玲玉最早在明星公司出道，后转入大中华百合公司，并随着该公司并入联华公司，最终在银幕上大放异彩，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默片时代的第一位影后张织云，以及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夏佩珍、徐琴芳等早期的女星，以各自或端庄、或妖冶、或靓丽、或刚烈的形象展现出不同的风采。后期的女明星如周璇、上官云珠、王人美、秦怡、黄宗英、王莹、白杨、舒绣文等人都曾经在民国影坛上大放异彩。
明星制的是民国电影制作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各个明星在银幕上的倾情演出促进了民国电影产业的崛起，他们的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促使民国影坛涌现出一批风格各异的银幕佳作，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类型片：展现民国电影产业风格的万花筒
在众多的民国电影中，类型片这样的一种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从民国电影的萌芽到发展等不同阶段来看，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类型片占据着当时影坛的主流，这其中的更迭演变与时代的特点和当时的审美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民国电影各个阶段独具特色的类型片。
一是古装传奇片先声夺人。早期的电影大多与传统的戏剧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最早大多都是以传统戏剧为底本的戏曲片崭露头角，比如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一部戏曲片，还如梅兰芳的《春香闹学》《牡丹亭》等，通过对传统戏剧精华的银幕呈现很好地使电影这门崭新的艺术门类在国内扎下根来，而后脱胎于这类戏剧片的古装传奇片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类型片。这类影片大多取材于传统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自1926年起最先掀起高潮，取材于四大名著的影片如天一公司的《西游记女儿国》《刘关张打破黄巾》、神州公司的《卖油郎独占花魁》、长城公司的《火焰山》《武松血溅鸳鸯楼》、民新公司的《木兰从军》、上海影戏的《杨贵妃》等这类片子在影坛上成为最先崛起的类型片。这些影片开启了电影这门新锐艺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的新探索，并契合了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味，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武侠神怪片火爆一时。随着古装传奇片的热潮渐渐消退，取材与当时报刊上连载的武侠小说演绎而成的武侠神怪片很快便风靡影坛。始作俑者乃是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改编自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中的章节而拍摄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上映后很快便轰动整个上海滩，由此趁热打铁一部接一部的一气拍了18集，并于1935年在香港拍出了第19集。这部电影引起的热浪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一时间各类“火烧片”蜂拥而出，成为当时影坛一道奇观。而除此之外，各类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江湖二十四侠等》《关东大侠》《荒村怪侠》《女镖师》等女侠片、大侠片掀起了武侠神怪片的热潮。这一类型片占据着当时影坛上出品的影片的半壁江山还多，也成就了中国电影至今最具有东方魅力的一个类型片。从当时特色的时代特点来看，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面前，市民阶层中那种出于朴素的对正义的渴望，那种渲染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武侠神怪片正好与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同频共振，从而促成了这一类型片的火爆。应该来说，这类影片中常见的飞檐走壁、腾云驾雾、刀光剑影等场景的再现，在电影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上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其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却呈现着每况愈下的趋势，最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以提倡迷信邪说的名义最终被查禁。
三是社会风情片蔚为大观。民国时期的都市市民文化十分繁荣，而反映当时社会风情的电影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在这一类型中，更全面地展现出民国电影的整体质量和价值取向，既有取材于当时风行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都市爱情片，比如《玉梨魂》《啼笑因缘》《欢喜冤家》《落霞孤鹜》《秦淮世家》《脂粉市场》等，还有更多的立足于现实主义立场的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电影更是成为近现代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比如《都市新女性》《姊妹花》《神女》《渔光曲》《马路天使》《天涯歌女》《十字街头》《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广度和思考深度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在这类电影中，尽管价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尤其是后一种类型的电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如《小城之春》等在艺术探索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一类型片对中国近现代电影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民国电影中最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丰硕遗产。
当然，民国电影中也还有诸如纪录片、侦探片、动画片、喜剧片、恐怖片等诸多类型的电影，这些从影响力来说要居于次席，但与上述三种类型片共同构成了民国电影的整体风貌。
总体来看，民国电影不仅在当时成为东方电影的代表，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隐隐中有分庭抗礼的态势，其影响力在南洋一带更是十分巨大。但在民国风云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面前，电影产业也是泥沙俱下，在繁荣鼎盛的表象之下，潜藏的暗流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日伪孤岛时期的各类逆流类的电影更是写下了民国电影史上黯淡的一页。此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诸多影片的拷贝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并最终走向了繁华之后的落寞，在“零落黄泥碾作尘”中恍如隔世，那些斑驳的依稀碎影在历史深处幽幽地叙说着一个“闲话说玄宗”的前尘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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