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仕钊文学视野中的《南漳文学人物》

地域书写之《南漳文学人物》

在中国文学的宏大版图中，地域文学始终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根系。吴仕钊在《襄

阳文学人物之南漳巡礼》中对都正康《南漳文学人物》的推介与解读，不仅展现了一位资深

文化研究者对地方文学谱系的深切关怀，更折射出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文学书写本质的深

刻思考。这位以“老朽不才突奇想”自谦的学者，实则通过看似朴素的个体叙事，构建起一

个关乎文学根基、人文精神与时代使命的理论框架。他的文学视野，恰似荆山楚水间绵延的

文人传统，既有对文化血脉的执着追寻，又饱含对当下文学建构的忧思。

一、地域文学的价值认知：从历史碎片到文化基因

吴仕钊对都正康《南漳文学人物》的推崇，本质上是对地方文学田野调查式整理的价值

确认。这部收录 148 位现当代南漳文学人物的文献，以近乎社会学档案的严谨态度，将王正

刚的从政轨迹、夏世清的教育实践、卢鸿赓的剧本创作等零散记忆编织成网。这种全景式扫

描并非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是试图在“民俗角度看人文”的框架中，寻找地域文学的生命密

码。

在吴仕钊的阐释中，这些人物谱系构成的文化图谱具有双重维度：横向的，它呈现了南

漳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既有基层干部王正刚跨越半个世纪的政治叙事，也有教育家夏世清

“四环五备六为主”的教学革新，更有卢鸿赓对鄂西北花鼓戏的民间文化抢救；纵向的，则

勾勒出文学传承的隐形链条。当夏世清在《管见篇》中提炼教学经验，当卢鸿赓将地方戏曲

融入语文课堂，这些实践本身即是文学精神在基层社会的具象化传承。吴仕钊敏锐捕捉到这

种微观层面的文化传递，将其视为抵御文化断层的韧性网络。

这种视角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写作的精英化倾向。相较于聚焦名家名作的文学史范式，吴

仕钊更关注文学如何在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生长。例如王正刚从农会主席到建设局长的经历，

表面看是政治履历的铺陈，实则暗含革命语境下乡土叙事的嬗变；夏世清将政治课教学与农

民生活经验结合的尝试，则折射出特殊年代文学教育的生存智慧。这种“下沉式”的书写策

略，使地域文学研究从文本分析转向文化生态的整体观照。

二、人文精神的内核：在坚守中寻找文学的原生力

吴仕钊对南漳文学人物的关注，始终围绕“人文精神”的核心展开。在他的解读中，这

些文学实践者的共同特质，在于对文化使命近乎固执的坚守。夏世清 44 年教学生涯中摸索

出的“启发式教学法”，卢鸿赓将地方戏曲融入语文教育的尝试，乃至王正刚在政务之余对

基层文化建设的推动，都体现出知识者在时代浪潮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

这种坚守并非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对文学原生力的深度开掘。夏世清在政治课教

学中强调“抓活思想，运用活教材”的方法论，实质上是以文学思维重构意识形态教育。他

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农民熟悉的语言系统，这种转化本身即是一种文学创作——通过叙

事重构实现观念的在地化传播。同样，卢鸿赓创作的《贪为贫》《二月火把》等地方剧本，

将革命叙事与鄂西北民间文艺形式嫁接，在政治宣传的表层功能之下，潜藏着对民间审美传

统的创造性转化。

吴仕钊特别关注这些实践中的“中间态”价值。在主流文学史难以顾及的县域文化场域，

文学活动往往呈现出政治诉求、教育功能与艺术追求的复杂交织。例如王正刚在建设局长任

内对建筑美学的关注，夏世清在地名志编纂中对文化记忆的抢救，这些看似边缘的文学实践，

实则是文化基因在体制缝隙中的顽强生长。这种观察视角，使吴仕钊的文学批评具有了文化

人类学的厚度。

三、文学书写的方法论：民间立场与历史纵深

从吴仕钊对都正康书写策略的解析中，可以窥见其独特的文学方法论建构。他称赞《南

漳文学人物》“像分镜头剧本一样”的呈现方式，实则是肯定了一种民间立场的历史书写。

这种书写拒绝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转而通过大量细节碎片的重组，建构起更具生命温度的

历史现场。

具体而言，这种方法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田野调查式的在场性。书中对人物生平轨

迹的细致考证，如王正刚 1948 年任农协主席时的工作细节，夏世清 1965 年政治课教学改

革的具体步骤，都建立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其次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148 位人物

的平行陈列，打破了线性历史的固化框架，使文学史呈现出多声部共鸣的复调特征。最后是

阐释视角的民间性。对基层教育者创作实践的关注，对地方戏曲改良的重视，都显示出将文

化阐释权归还民间的理论自觉。

吴仕钊进一步指出，这种书写方式的价值在于打开了历史的褶皱。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王

正刚在建设局长任内对城市美学的思考，或是夏世清在退休后仍坚持主编地方风物志的选择，

就会发现文学活动从未局限于书斋，而是始终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互交织。这种认知颠覆了

传统文学研究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重新置入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

四、当代启示：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共生关系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吴仕钊的文学视野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他对南漳文学人物的解读，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学如何重建与生活的共生关系。当夏世清将政

治课教学转化为“活的文学”，当卢鸿赓用地方戏曲搭建主流文化与民间审美的桥梁，这些

实践都证明：文学的生命力始终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介入。

这种介入在当下语境中显得尤为迫切。面对短视频对文字阅读的冲击、人工智能对创作

主体的挑战，吴仕钊提示我们回归文学的本质功能——作为文化基因的传承载体和人文精神

的培育土壤。他在评论中反复强调的“民俗视角”，实则是呼吁文学创作重新建立与地域文

化、日常生活的情感联结。就像都正康通过人物谱系展现的，每个普通人的文化实践都是文

学长河中的涓滴细流。

在方法论层面，吴仕钊的探索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他打破文学史写作的等级

秩序，将基层教师、文化干部、民间艺人的实践纳入研究视野；他摒弃简单的审美评判标准，

转而关注文学活动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他强调田野调查的基石作用，使文学研究获得文

化人类学的实证品格。这些都可能成为破解当代文学困境的重要路径。

结语：作为文化基因库的地域文学

在《南漳文学人物》的评论中，吴仕钊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文化寻根。那些散落在荆

山汉水间的文学记忆，被他重新编织成抵御文化同质化的防护网。这种努力不仅是对地方文

化资源的抢救性梳理，更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叩问——当我们将目光从聚光灯下的文学明星

转向基层的文化耕耘者，便会发现文学从未远离生活，它始终在民间叙事中生生不息。

这种视野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地域文学作为文化基因库的战略意义。在全球化浪

潮中，正是无数个“南漳”的文化坚守，构成了中华文明多样性的生态基底。吴仕钊以其独

特的文学洞察力提醒我们：守护这些文化根系，不仅关乎文学传统的延续，更是维系民族文

化主体性的根本所在。这种思考，使他的文学评论超越了地域局限，成为当代文化建构的重

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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