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成就了年轻人的明星梦

    《中国好声音》为什么这样火，给人哪些启示？请看音乐理论家靳学东答本报记者问——
             中国好声音，成就了年轻人的明星梦

    2013年的整个夏天，无数观众被一场以“那张鱼网”（那英、张惠妹、庾澄庆、汪峰）为导师，与一群名不见经传的“草根”歌手的音乐狂欢所沉醉了。10月7日，随着“蘑菇头”李琦在最后的颠峰对决中胜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落下了帷幕。
    《中国好声音》并不是国人的原创，它脱胎于荷兰的一档名牌电视真人秀节目。当先进的节目理念和运营模式与中国庞大的电视市场和“草根”阶层一夜成名的梦想相契合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化合作用，成为各大电视台竟相模仿的对象。于是，自从《中国好声音》首季一炮而红后，类似的电视选秀节目，如《我是歌手》《中国梦之声》《全能星战》等，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令人目不暇接。   
    但平心而论，尽管观众对《中国好声音》的运作模式和选拔结果还有种种批评和质疑，它的收视率、社会影响力和好评度仍是最高的。尤其是它在选秀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正能量，它对渴望成功的年轻人的激励作用，以及这种发现和培养乐坛新人的崭新理念和先进模式，对当下中国的艺术教育，是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作用的。近日，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理论家靳学东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就相关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好声音”，一种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记者：刚刚落幕的《中国好声音》据说有80万人报名，600人参加录制，56人被导师“转身”，经过三个月的征战，陆续产生了16强、4强和年度好声音。其收视率、广告投放和社会影响之高之大自是不言而喻。我觉得《中国好声音》之所以这么火，是因为它适应了“全民选秀”的时尚和“草根”阶层渴望一夜成名的梦想；而西方先进的节目模式与中国电视市场的结合，专业人士与草根歌手的结合，都使它比一般选秀节目高出一筹。
    靳学东：我的看法与你非常接近。我看了几次《中国好声音》后，感到这个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是有它道理的。首先它的运作模式先进，有一个商业运营的产业链，除了比赛外，还能为参赛歌手做唱片，参加巡演等，让一个有明星梦的孩子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圆自己的梦，让大家看到，梦想原来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刻苦努力，每个人都是可以成功的。
    记者：我的感觉是，《中国好声音》的选择标准是歌手声音的个性化，导师们之所以“盲选”，就是为了听声音，听声音的个性。
    靳学东：是这样，什么是“好声音”？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不像数学或体育比赛，没有统一的答案和量化的标准。你认为美的声音，他可能会很不屑。“好声音”选的是流行唱法，它与美声唱法不同，美声唱法虽也有风格差异，但有一个基本的美学准则和技术规范；通俗唱法看似这方面薄弱，却恰恰是它的特点：张扬个性，强调声音的不同。所以“好声音”的导师们不仅看学员的基本条件，还要看符不符合自己的“好声音”标准，以及短期内选手进步的程度，有无可塑性，最后的选择权也在导师手中。所以“好声音”不仅是考学员，也是考导师的眼力。这一点很重要：艺术人才的选拔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有时是需要导师独具慧眼、力排众议的。
    记者：如果拿“好声音”与青歌赛相比较，你认为后者的影响力为何不敌前者？
    靳学东：青歌赛是评委一起打分，最后取平均值，是要以“公平”换得公正，但实际上每位评委的水平并不均等，审美也有差异。“好声音”的成功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模式和比赛机制发展到“头”了，可试着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机制。我们的艺考中缺乏的也是这种机制。
                   节目现场释放的是一种正能量
    记者：“好声音”的成功还在于感情牌打得好。我在看节目时，不但被学员们的歌声所打动，更被现场浓浓的亲情、师生情以及比赛过程中大家既竟争又友爱的氛围所打动。在这个平台上，好象没有胜败荣辱，没有名利之争，无论台上台下，每个人都很阳光，每次拥抱和感谢都是真情的流露。印象最深的是张惠妹带“蘑菇头”赴台湾与族人会面，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
    靳学东：是的，“好声音”向观众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一种既竟争又合作，既残酷又友爱的氛围。我们的生活恰恰缺乏这样一种氛围。我觉得“好声音”现场的很多细节，很多故事，很有趣，很有悬念，吊人胃口。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导演事先设计的，但我看不出设计的痕迹；如果是作秀，则说明他们演技也不低。比如那位香港摇滚“老顽童”，天天辅导女孩毕夏，结果比赛中毕夏获胜，她激情难抑，半是难过，半是愧疚地扑到“老顽童”怀中，满脸是泪，当时的场景非常感人。在培训过程中，当学员遇到技术上的瓶颈一时难以突破时，老师便带他们到室外跑步，去健身房锻炼，参观导师的工作室，有的还去了台湾……这不禁使我想起战国时伯牙学琴“移情”的故事，想起“功夫在诗外”这句古训。“好声音”告诉我们：歌唱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不是光靠技术就能解决，还要开阔视野，增强信心，获得亲情和温暖。你背后的故事越多，声音也越厚重，越有内涵；在技术之外，还要演点做人的道理。
                   “那张鱼网”也是一大看点
    记者：那英、张惠妹、庾澄庆、汪峰四位导师，被戏称为“那张鱼网”，我觉得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也堪为一大看点。做为歌坛大腕，四位导师从盲选到抢人，从二选一到最后的颠峰对决，你来我往，相互调侃，插科打诨，妙语惊人，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加上丰富的眼神、表情、手势和肢体动作，无不令人看到了他们舞台之下“性情中人”的一面。最爱动情的是阿妹，经常面对镜头哭得稀里哗拉；最豪放和搞笑的是哈林，一到亢奋时便五官挪位双臂高举甚至猴子般跳上坐椅……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所以有时比学员比拼更有看头。
    靳学东：不错，这些导师量级很高，很多观众是冲着他们来的。这一届我最遗憾的是刘欢没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歌唱得那么好，又会作曲，文化底蕴很深，是中国歌手的最高水准。当然汪峰也不错，他的歌声很狂野，当导师却比较稳重和理性，讲话声音很有磁性，点评也很有专业风范。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庾澄庆，活泼，幽默，完全是娱乐化的风格，对活跃现场气氛的作用不可小视。至于两位歌坛“天后”，正如你说的，以前只在演唱会上看过她们的表演，没想到在生活中这么率真，她俩对学员的那种期盼、纠结和爱护，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还有盲选时导师们的“转身”，那潇洒的一拍都在某个节骨眼上，非常有张力和节奏感，让人看得非常过瘾。可以说，每位导师都充分展示了歌唱之外的天份，语言风格也各不相同，细心的观众还可听出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差异。总之，四位导师对学员的点评，本身就是一种引导，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好声音，为什么好，好在哪儿，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文化普及工作。
                   “小红帽”参赛代表了我们的态度
    记者：这一季的“好声音”中，有一个戴着小红帽的可爱女孩，听说正在贵院学习，她对《康定情哥》做了新的演绎，给我印象较深。
　　靳学东：是啊，这次非常高兴，我校的王拓进入了“好声音”16强，她是我们现代音乐系山河老师的学生，刚刚升入研究生阶段学习。这孩子在电视上和生活中都很可爱。她把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适当创新，处理得不错，成为“好声音”的一个亮点。我认为改歌犹如改画，比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更难。我们的现代音乐系十年来摸索出一条培养流行唱法新人的路子，他们多具有比较好的知识结构和素质，很多孩子的演唱令人眼前一亮，王拓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流行唱法在音乐学院往往是受排斥的，仿佛登不上大雅之堂。
    靳学东：首先，“好声音”没有涵盖民族和美声唱法。过去搞美声的对流行唱法有些偏见，习惯拿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别人，不一样时就说别人不好，这不符合当今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实际上这次“好声音”中的有些歌，技术含量并不低，音域那么宽，音色反差那么大，对流行唱法歌手具有很大挑战性。而且，需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演唱成功，不仅比技巧，还要比抗压能力和心理素质。其次，我们的美声学生不仅培养出了已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歌唱家的沈洋，金钟奖获得者于萍丽，在读研究生张岩等，而且也送出不少流行歌手参加国内外各项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如红色浆果、聚点翻转乐队及歌手。王拓参加“好声音”就代表了我们的态度。当然，如何处理好参赛与教学的关系，也是所有艺术院校都面对的一个难题。
    记者：你觉得“好声音”这种电视选秀模式，对现行的艺术教育有什么启发和借鉴作用？
       靳学东：“好声音”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包括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如何增进师生之间的亲情；如何激发孩子们在短期内充分调动才华与潜质；如何给老师一种独具慧眼力排众议选拔人才的权利，等等。“好声音”还告诉我们：成功模式很多，不一定非考音乐学院；如果社会能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成功的平台，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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