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埃德蒙森新书《正确的失败》 Right Kind of Wrong: The Science of Failing Well，Atria Books...

Right Kind of Wrong: The Science of Failing Well，Atria Books/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2023年9月出版，368页。

作者艾米·埃德蒙森Amy C. Edmondson是哈佛商学院教授，组织行为学研究中心理安全方向的拓荒者。前作《没有恐惧感的组织》（2018，Wiley，2020，东方）。

本书获得《金融时报》2023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对于埃德蒙森教授，《金融时报》这个奖项好像有点迟了。相对而言，2018年出版的《没有恐惧感的组织》对管理界的启发和冲击更大一些。

《没有恐惧感的组织》中文简体版2020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简体版书名《无畏的组织，构建心理安全空间以激发团队的创新、学习和成长》。2023年繁体版上市，书名译为《心理安全感的力量：别让沉默扼杀了你和团队的未来》。

书中的关键词是心理安全。心理安全是一组可以观察到的团队现象，用于衡量成员是否敢于冒险，而不担心受到羞辱。比如，在团队会议时，成员敢不敢说话？

1999年，埃德蒙森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心理安全与工作团队的学习行为”，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她的论断很坚定，心理安全是团队绩效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个讲法多少有点违背直觉，却有心理学实验研究作为依据。

埃德蒙森是有影响力的学者，这篇论文的引用达到13000次，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发表的相关主题论文有1000篇。在企业实务中，心理安全也是一个相关性非常强的主题，和前沿企业管理经验密切相关。

论文发表前后，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新企业，它们很关注团队绩效。比如Amazon，这家公司规定团队必须控制成员数量，以订餐不超过两张披萨饼为限。

Google也是一家试图通过小型团队保持创业精神的企业。2015年，Google发起亚里士多德项目。对公司里的400支团队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团队绩效的决定因素。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总结出能够预测团队绩效的五项指标。其中第一项就是心理安全，并且心理安全是其他四项的前提。其他四项分别是可依靠、结构与清晰、工作的意义和工作的影响力。Google的研究成果引发了企业界对埃德蒙森研究的关注，在此期间她还发表了有关心理安全的TED演讲（2014）。

《没有恐惧感的组织》可以看作埃德蒙森研究成果的学术科普，应当可以列入21世纪以来最佳管理图书。基于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写作通俗读物，是美国市场特别典型的非虚构作品类型。不过在现实中，要做到心理安全或改进心理安全是很难的。

在组织中，团队管理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有些领导可能觉得心理安全并非优先级事项。还有一些领导则认为，心理不安全是有价值的，甚至是领导所追求和利用的。这些现实考虑会影响心理安全理念在企业中的应用。也许是看到理论应用展开不够，五年之后埃德蒙森又推出了《正确的错误》（或译《将错就错》）。

新书和前一本书的区别在于更强调心理安全的应用场景，解释心理安全如何帮助组织提升创新能力和洞察力。艾德蒙森从一个管理学的老生常谈开始，组织应当如何看待失败。

教科书上说，有效的团队必须学会和失败相处。在管理实务中，对于失败主要有两种态度，要么主张避免失败，要么主张尽早失败。艾德蒙森认为，泛泛地谈论失败并不可取。组织首先应当理解失败的性质，根据不同类型的失败采取不同的方案。

她将失败分为三类，基本的失败、复杂的失败和智能的失败。基本的失败是操作失误，这属于质量管理的主题，戴明质量管理法适用，其中就有关于心理安全的要求。第二类是复杂失败，是组织力求避免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失败，比如航天飞机失事，花旗银行错误地汇给顾客9亿美元。避免复杂的失败特别需要心理安全。

前两类是组织希望避免的失败，智能的失败却不同。这类失败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启发，形成新的洞察，也就是正确的失败。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发现，只有营造心理安全的环境，才能鼓励员工报告和研究智能的失败。全书共8章，其中对三种失败类型的分析，以及针对三种失败类型的管理对策占了6章。

智能失败的概念来自科学研究。和一般团队相比，科学家团队通常更擅长和失败打交道。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失败，如何从正确的失败中获得最大利益。当然，他们也要学习避免破坏性的失败。

埃德蒙森介绍了她在哈佛医学院参加的一个研究项目，用医疗错误率来衡量团队绩效。这项研究是在哈佛大学民航机组案例绩效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为民航安全要求高，所以需要研究团队安全绩效绩效。

研究人员使用两个机组在模拟机上进行操作，一个机组经历了好几天高强度飞行，另一个机组至少休息了两天。研究假设是休息好的机组绩效更高，因此保证休息才能提高机组安全绩效。然而实验结果却得出相反的结果，疲劳的机组安全绩效更高，因为他们经过团队合作，相互了解，从而建立起更有效的团队支持，降低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这项研究成为民航机组资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的重要原则，提高了飞行安全。对于研究者，实验假设的失败激发了对团队功能的思考，这就是正确的失败。

哈佛医学院认为医疗错误和飞行安全相似，因此也准备开展一次医院团队绩效研究。埃德蒙森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她的研究假设是好的团队医疗错误少，差的团队医疗错误多。评估团队的标准是她的导师开发的团队诊断问卷，比如好的团队应当愿意分享知识，愿意追求更高的目标，工作量公平。

团队的医疗错误率则由护士负责记录，为此动员了两家医院的数百名护士，花了半年时间来做记录。埃德蒙森回忆说，当时她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研究项目，只是将民航机组安全研究在新的行业中重现一下，得出相似的结论就算是成功了。

埃德蒙森没有想到，在整理数据时却得出了意外的结果。根据问卷调查和对应的差错率研究数据，好团队的错误比差团队更多，并且这种联系具备很强的显著性。看来，研究假设是错误的，好团队而不是差团队才是医疗差错更多的一方。这样的结果违反常识，研究似乎陷入了失败。她的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一度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

经过反复检查，研究设计没有问题，实验过程也是可靠的。那么，会不会在研究设计中有哪些考虑不周到的地方？她开始思考为什么实验结果会是优秀团队的错误率更高。如果相信团队理论，排除优秀团队绩效更低这种可能性，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好团队医疗错误数量高。

埃德蒙森做出一项大胆的猜想，问题可能源自报告偏差。好团队报告的医疗错误更多，差团队报告的更少。她向医院方面的研究代表请教这种可能性，对方不大高兴，质问她为什么怀疑本院人员的诚信。

埃德蒙森认为，报告偏差与专业诚信无关，更有可能与团队的特点有关。比如，好的团队内部气氛轻松，成员乐于讨论错误，导致报告数量多。差的团队内部气氛紧张，成员不愿意或不敢讨论错误，结果就出现较少报告医疗错误的现象。

她的运气很好。团队诊断问卷中有一个现成的问题与她的猜想有关。这个问题是，如果你犯了错，团队会对事不对人。分析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和医疗错误报告率正相关。

之后她又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请一位新的研究员调查这些团队，研究员不知道哪些是好团队，也不知道哪些团队报告的医疗错误更多。研究员在调查中发现，医疗团队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其中一项差别是团队内部对错误的看法。

有的团队对错误持开放态度，经常谈论，而有的团队则相反。埃德蒙森根据研究员的调查整理出团队谈论错误的开放程度，再将这项指标与团队的医疗错误率对比。结果发现，团队越开放，医疗错误报告越多。相反，不愿意谈论错误的团队，医疗错误报告率就低。结论是，好的团队并不是犯错误更多，而是更愿意谈论错误。

心理安全概念本身不是埃德蒙森提出的，20世纪50年代卡尔·罗杰斯就提出心理安全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80年代戴明提出质量管理14法，其中第8项就是让员工免于恐惧。

埃德蒙森为组织行为学贡献了新的知识，在心理安全与团队绩效之间建立起前人不知道的联系。由此出发，埃德蒙森进一步发展了心理安全的概念，成为她长期学术生涯的核心。

管理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奖项，Thinker 50，两年一届，评选行业内排名前50位的管理专家。埃德蒙森连续两届评选为第一名，这也可能是《金融时报》今年颁奖给这本新书的理由。

过去，人们理解的心理安全往往与表达不同意见联系。有人批评说，员工轻松了，会导致激励不足。《正确的错误》里面讨论了心理安全与学习，特别是通过失败来学习联系起，强调心理安全是接受失败和正确处理失败的前提。比如民航是对事故零容忍的产业，但民航之所以安全不是因为对失败不容忍，而因为不得不经常面对失败，研究失败。全书提供了50个从失败中获益的案例。

与埃德蒙森的学术荣誉相比，心理安全的应用市场显得很不充分。尽管有大量研究支持心理安全与团队绩效的关系，并且也开发出心理安全的诊断工具，但企业仍然很难掌握改进心理安全的技术。管理顾问们也没有想出好的方法，和OKR这样方便推广的管理工具相比，心理安全呈现出更软性，更难执行的特点。

组织在选拔和考核管理人员时很难将团队心理安全作为筛选依据。在激励系统设计中，我们也很少看到与失败或未预期到失败相关的指标。这会导致组织成员不知道如何报告未预期到的失败，他们自然倾向于不报告失败。此外，智能失败还要求人人做研究者。但操作人员和研究者是两类人，组织和成员都会困惑。

当然，也有一些组织成功地在整间组织内部发展出容忍失败和挑战失败的态度，DARPA是这类组织的代表。

DARPA的主要任务是验证前沿技术概念，其立项研究项目的成功率只有5%~10%。如果这项指标上升，DARPA反而会认为项目难度不足，可能错过重大技术突破。DARPA成立于1958年，它的长期成功也许说明埃德蒙森的主张在组织条件下是可持续的。DARPA模式：没有技术惊讶（上）

《正确的错误》区分了不同类型的错误，其中涉及复杂错误和智能错误的认识与反应，可以用于理解组织效能和机能异常。新冠疫情期间，传染病预警系统的表现曾经引发媒体的讨论。据经济观察网报道，疫情暴发早期，网络直报系统没有提供病例监测数据。（杨功焕的追问：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的传染病监测机制，在武汉肺炎疫情中运行如何？）

网络直报系统是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建设的全国性传染病监测系统，它可以将原本需要5天的报告时间缩短到4小时，2007年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奖二等奖。

直报系统覆盖到98%的县级医疗机构，96%的乡级卫生院。医生在接诊过程中，只要在电子病历系统中输入传染病名称缩写，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传染病报告卡，供医生填报。

在中国疾控中心，直报系统每隔2个小时人工登录，报告病例5例以上就会自动报警。投入运行后，直报系统发挥了预定的监测功能，多次发现传染病早期病例。就在2019年7月，直报系统还举行过全国演练。

直报系统在设计时已经考虑过可能影响效率和功能的因素，比如直报本身就是指不得拦截和审查。上级机构可以看到报告，无法阻止报告。对于不明病因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也有专门的类别用于报告。

考察直报系统2004年上线后的成果，结合直报系统的设计意图，重大技术改进的余地似乎已经不大。202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第39条将网络直报纳入监测制度，这主要是提高了直报系统的法律地位，不涉及技术上的要求。

修订草案新增第50条规定，“对及时发现并依法报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新发传染病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经调查排除传染病疫情的，报告的单位和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

媒体将第50条称为吹哨人条款，它为系统外监测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保护。这一条款相当于承认在官方监测系统之外，个人和单位有可能获得重要的传染病信息。条款的用语是“报告”和“依法报告”，对于自行发布信息的行为没有做出规定。（本文首发公众号“北京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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