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谈话场——我国文化类谈话节目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向

受互联网环境和纪实美学思潮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文化类谈话节目摆脱演播室束缚，呈现了动态的跟拍访谈空间、静态的实景访谈空间和可视化的媒介生产空间三种纪实空间。该类纪实性空间在叙事话题驱动上，能够以移步换景的流动空间推进话题转换，以历史场景唤起人物过往记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以大量非言语语言丰富人物形象，并作为符号表征人物形象。文化类谈话节目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向，带来嘉宾与主持人的社交式谈话场，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的参与式谈话场，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嘉宾的沉浸式谈话场的重构，亦为视听节目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3期。

在各类谈话节目中，文化类谈话节目是以电视或网络视听媒介为载体，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话交流为主要形态、以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念为主要宗旨的节目。近年来，在纪实美学和视听节目类型互渗融合趋势的影响下，我国文化类谈话节目呈现出新的叙事特征。

叙事学研究既存在时间维度，也存在空间维度，两者均是推进情节展开和实现意义建构的重要叙事手段。近年来，伴随“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叙事学研究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发展出空间研究的新维度。①文化类谈话节目的空间不仅是被观众直接感知的物质空间，而且容纳着各种具象事物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承载着主持人和访谈嘉宾的言语和行为，是节目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空间维度的创新使文化类谈话节目摆脱演播室束缚，有意识地在流动的纪实空间中展开故事讲述，充分发挥节目空间在叙事话题驱动、人物形象塑造和谈话场重构等方面的叙事功能，实现了文化类谈话节目的创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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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谈话节目的纪实性空间

早期的文化类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全部在演播室内录制完成。近年来，部分节目逐渐打破单一空间的限制，走进嘉宾生活和工作的现实空间，令节目空间呈现不再只依赖现场嘉宾的言语讲述或VCR影像播放，而是作为谈话发生的实在场域，实现了叙事场景的延伸。

这一变化受到以还原现实生活为目的的纪实美学的影响。影像中的纪实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突出跟踪拍摄、自然光、同期声、长镜头等特征，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②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直线、单向、单维的线性思维范式逐渐暴露出解释模式的缺陷，人们呼唤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真实”，希望从包含丰富信息的一手材料中自主探寻答案、发现意义。在此背景下，纪实美学逐渐融入谈话节目的生产创作中。近年来，我国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尝试摆脱演播室虚构场景的束缚，拓展出动态的跟拍访谈空间、静态的实景访谈空间、可视化的媒介生产空间三种纪实空间。

（一）动态的跟拍访谈空间

文化类谈话节目空间的纪实性转向首先体现在对访谈嘉宾日常生活、工作场景的纪实跟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鲁健访谈》、央视频《闪闪发光的少年》、东南卫视《鲁豫有约一日行》、腾讯新闻《十三邀》《酌见》、爱奇艺《立场》等节目中均有跟拍访谈空间的呈现。从邀请嘉宾做客演播室转变为主持人走进嘉宾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纪实性拍摄手法展现人物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与真人秀不同，文化类谈话节目大多不设“游戏规则”，嘉宾被放置于几乎不被干预的情景中，在移步换景的真实空间与主持人自然地展开交流。这种动态的纪实跟拍跳出了原有演播室谈话节目画面变化不够丰富的窠臼，赋予文化类谈话节目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特征。通过摄像机的跟拍记录，节目在轻松自然的生活空间里，还原嘉宾的自然状态，记录嘉宾在职场空间中鲜为人知的工作日常，令观众达成对嘉宾经历与个性的多方位认知。

（二）静态的实景访谈空间

除了动态的纪实跟拍，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环境中完成深度交流仍是文化类谈话节目的重要内容。主持人与嘉宾面对面地倾心交谈，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人物故事，触达人物隐秘的心灵角落。当下，一些文化类谈话节目突破了节目演播室的“沙发式”访谈场景，在生活化的实景空间中展现出一种贴近日常的交流状态。例如，腾讯新闻《酌见》中，主持人与企业家好友伴着佳肴美酒在饭桌前建立起熟人式谈话场，让观众在类似好友饭局的氛围中洞见中国企业家的真实群像；知乎《荒野会谈》将主要谈话空间设定在户外野营地，主持人与青年们在露营的社交氛围中探讨Z世代的社会议题；搜狐视频《送一百位女孩回家》中，主持人担任女孩们下班路上的陪伴者，在汽车内同乘夜聊的氛围中展开话题，探寻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和松弛自在的氛围，令访谈嘉宾更易向主持人敞开心扉，在镜头前展露真实的内心状态。

（三）可视化的媒介生产空间

在传统的谈话节目中，包括主持人在内的节目制作团队在搭建好的演播厅内按照节目策划台本展开访谈与录制，谈话场景的布设、谈话内容的确定、谈话流程的设计等媒介生产制作环节对于观众而言是完全隐匿的。当下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将原先不可见的节目团队策划和制作环节展现于镜头前。在《十三邀》《送一百位女孩回家》中均有主持人与节目导演商议如何改善访谈环境或改进提问方式的内容，有些节目还呈现了在访谈前架设摄像机、给嘉宾化妆、佩戴麦克风的节目组工作场景。节目组对媒介生产过程的自我披露，令观众得以在想象中参与节目制作，像节目组的成员一样完成与嘉宾“面对面”的平等交流。那些原本藏匿于镜头之外的媒介生产过程具有了“可见性”，在某种程度上对专业机构的媒介生产过程进行“祛魅”，消解了节目制作团队的神秘感。这种改变受到了以连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媒介内容生产不再局限于职业从业者，而是体现出参与性和协商性的特征，趋于开放的媒介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职业边界，形成对受众的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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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性空间对叙事话题的驱动

纪实性空间承载着一系列可触可感的真实事物，能够传递特定信息，或勾起嘉宾对特定事件的回忆，因此具有调动嘉宾谈话兴致、驱动叙事话题的天然优势。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以移步换景的流动空间引入话题，以历史场景唤起人物的过往记忆，实现节目叙事话题的延展与推进。

（一）以移步换景的流动空间推进话题转换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社会是流动的，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等液态的时代特征。③该特征辐射到微观的个体生活层面，带来了“流动的生活”，即生活也好似液体，在空间上不能持久地维持它的形状或者形式，在时间上没有持久性。当下，我国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中呈现的如流水般变动的实景空间，不仅体现着视听语言在广阔空间的自由运动之美，还意蕴着一种流动人生的况味。

访谈过程中，话题开启与转换的流畅度不仅影响嘉宾的讲述意愿，而且影响节目整体的谈话效果。在传统演播室谈话节目中，话题的引入与转换除依赖主持人直接提问和引导外，往往通过播放视听资料、邀请意外嘉宾、展示道具等手段辅助完成。当下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让流动的纪实空间发挥了引入新话题和推进叙事的作用，主持人跟随嘉宾在真实空间中交流互动，场景变化促成了访谈话题自然而然地切换。腾讯新闻《十三邀》第五季采访法学学者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与嘉宾一起穿梭于北京胡同，二人途经明朝著名谏臣杨椒山祠、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故居等不同场景，激发了主持人与嘉宾对古代法制、现代法律观念的探讨。再如东南卫视《鲁豫有约一日行》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与歌手逛唱片店和琴行，映入眼帘的不同唱片和乐器令嘉宾不由自主地开启话题，讲述音乐启蒙的童年故事、分享音乐创作观念等。由此可见，移步换景的空间发挥了推进叙事话题的作用，场景的直观变化使叙事线索更好地被锚定在特定空间中，嘉宾与主持人自然流畅地完成故事的诉说，最终形成完整的节目叙事。

（二）以历史场景唤起人物过往记忆

历史是现实的由来。文化类谈话节目不仅旨在呈现嘉宾当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还重在挖掘嘉宾记忆中的过往故事与人生经历。记忆与时间息息相关，而时间作为一种“先验的感性形式”，只有以空间为基准才能考察和测定。④简言之，记忆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空间是记忆的承载物，人物记忆总是和一些具体的空间联系在一起。

在文化类谈话节目中，除通过嘉宾言语讲述其过往经历外，还可以借助实体空间将观众拉回到所述历史发生的情景中，实现对嘉宾过往经历的重温。在《鲁健访谈》采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鲁健跟随麦家走进其出生和长大的村宅，老宅中的一景一物勾起嘉宾的过往记忆。麦家在奶奶房间的窗台前回忆儿时借月光写日记的经历，在简陋的卧室中讲述儿时做过的关于苦难的梦，进而引出对写作初期英雄情结的探讨。在东南卫视《鲁豫有约一日行》、腾讯新闻《十三邀》《我的青铜时代》等节目中也有主持人与嘉宾一起探访其成长过程中难忘场景的环节，如嘉宾曾就读的校园、曾出演某角色的影视剧拍摄场地、曾挥汗如雨的训练场……这些空间凝缩了访谈人物的成长历程，能够唤起嘉宾的“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

认知心理学家托尔文（Endel Tulving）将“情景记忆”定义为一个系统，能够接收并存储过去某个时间的情节或事件的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⑤事件可以根据它们的“可感知属性”存储在情景记忆中，而实体空间作为一种可感知、可见的媒介，能够储存并激活人们对于过去某个情景的回忆。换言之，在与回忆相关的真实场景中，嘉宾更容易触景生情，从而全方位地调动自身记忆，更生动地完成对该段历史的回顾。这种基于现实空间的记忆回顾，填补了观众对访谈嘉宾过往经历的想象，再现了人物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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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性空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对文化类谈话节目具有重要意义。当下，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借助纪实性空间中嘉宾丰富的非言语语言和空间意象刻画出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

（一）纪实性 空间中的非言语语言丰富人物形象

语言包括言语语言和非言语语言。人们不仅使用言语语言（即狭义的语言）进行交流，也运用表情、身体动作、体态、衣着服饰等非言语语言传递信息。非言语传播具有独立表意和伴随言语两大功能，既能单独完成信息传播和情感表达，又能伴随言语实现补充、强化、否定、调控等功能，与言语共同表意传情。⑥在传统谈话节目中，由于演播室空间所限，信息传达更多依赖主持人和嘉宾间的言语和副言语（如音色、音高、语调、语气等），以及人物在固定地点（通常还是某一个固定位置）极其有限的表情、手势、体态等非言语语言。由于绝大部分的信息传递依赖于人物“说话”，某些视听谈话节目甚至降维为收“听”即可的广播节目。文化类谈话节目转向纪实性的叙事空间，改变了嘉宾的心理环境，减少了嘉宾在陌生演播室环境中的拘束感，不仅令嘉宾更愿意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而且能够激发其产生更为丰富的非言语信息，从而强化了视听节目可“听”更可“视”的媒介特征，刻画出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

例如爱奇艺《立场》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走进嘉宾在宁夏的义诊现场，在设施简陋的休息区与嘉宾探讨其所坚守的公益之路。一方面，熟悉、忙乱且真实的慈善义诊工作环境令嘉宾更易真实展现内心对慈善事业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还捕捉到义诊服务状态中嘉宾时刻关注周围工作状况的紧张神态、大步急切的步伐、匆忙吃饭的动作……这些纪实环境中人物的非言语语言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现了嘉宾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义诊观念、有大爱且忘我的慈善态度，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

（二）纪实性空间作为符号表征人物形象

在文学叙事作品研究中，有学者提出“空间表征法”是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书写一个特定的空间，利用“空间意象”来表征人物性格及其形象。⑦换言之，空间能够发挥符号的表征（Representation）功能，不同的空间意象能够表征人物的不同个性或特征。譬如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中对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等不同住所环境的描写，象征着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居住之人不同的个性特点，预示着不同人物的命运走向。文化类谈话节目纪实性空间的运用亦是如此，将谈话空间选择在代表访谈嘉宾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场景中。例如在《十三邀》中，电影演员的老家村宅表征了嘉宾淳朴平实的个性，反映出其追梦路上的拼搏精神；企业家藏书众多的书房传递出嘉宾博览群书的阅读习惯、象征着其远大的教育理想；相声演员的养马场象征着嘉宾恣意洒脱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等。与访谈嘉宾经历和性格息息相关的空间意象，能够让观众迅速建立起对访谈嘉宾形象的感知，帮助观众了解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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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性空间对节目谈话场的重构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社会）空间既不是一种物，又不是一种产品，而是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是一连串和一系列运转过程的结果。⑧换言之，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场所”，还表现为各种事物的相互连接，容纳和承载着一系列的关系。

在文化类谈话节目中，多样态的空间扩展不仅呈现了更丰富的节目内容，还体现了更复杂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节目制作团队、主持人、嘉宾、观众多方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谈话时的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关系系统创设出多元的谈话“场”。“场”（Filed）这一物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已经被广泛引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讨论之中。如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场论”，认为人类行为是由个人内部心理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种关系被称为“心理场”。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场域”概念，即“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figuration）”。⑩“场”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和关系性思维，不仅指一个时空范围，而且包含了事物间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由此理解谈话节目中的“谈话场”，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多个话语主体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以及这一系统中信息和心理感受的存在和流动方式。

传统演播室内拍摄的谈话节目中通常存在三重谈话场：嘉宾和主持人的谈话场，演播室内观众、主持人和嘉宾的谈话场，以及屏幕外观众和演播室内部所有成员（主持人、嘉宾和演播室内观众）之间的谈话场。随着谈话节目纪实空间的拓展，演播室内的观众设置消失了，主持人、嘉宾、屏幕外观众互动关系的改变带来了谈话场的重构。

（一）嘉宾与主持人：互动关系下的社交式谈话场

在传统演播室内的谈话节目模式中，主持人作为节目的“主人”、嘉宾作为到访演播厅的“客人”，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主客式的谈话场。主持人与访谈嘉宾之间是一种“提问与回答”或者“引导与讲述”的主客型对话关系，主持人通常作为提问者、倾听者很难真正融入嘉宾的话语空间。在当下部分谈话节目中，实景空间的拓展改变了这种主客型对话关系，主持人走出演播室“闯入”嘉宾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真实的社会空间中被赋予了同伴或好友的角色身份，与访谈嘉宾之间建构起更为日常化的社交关系，创设出一种社交式的谈话场。

如腾讯视频《今晚九点见》中，主持人夜访嘉宾，与嘉宾一起划船赏夜景、踢足球；在搜狐视频《送一百位女孩回家》中，主持人与嘉宾在户外共同体验野营、越野、水果采摘等娱乐活动；腾讯新闻《仅三天可见》（第一季）中，主持人走进明星嘉宾的生活和职场空间，与嘉宾紧密相处三天后完成一次访谈；优酷《锵锵行天下》（第二、三季）中，主持人与其老友嘉宾们摒弃传统室内对谈形式，深入西北、畅游江南，深度体验各地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与当地的文人、专家进行多场景的对谈和互动，在旅行途中展开对中华文明和人生哲学等的思考与探讨。这些交往活动使主持人与嘉宾间构筑起一种亲密的社交关系，轻松自在的社交式谈话场激活了访谈嘉宾的谈话欲望，使节目的叙事张力得到提升。

（二）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主持人身份转换建立参与式谈话场

在传统谈话节目中，就屏幕外观众而言，主持人仅是观众与访谈嘉宾之间的沟通媒介，完成观众欲知却未知问题的提问。在当下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不仅是挖掘嘉宾故事与观点的“提问者”，还是走进嘉宾工作与生活之实地的“观察者”，接受导演团队提问并陈述个人感悟与想法的“陈述者”，实现了从单一的采访者到兼具采访者与受访者双重身份的转换。主持人身份的转变使主持人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参与式谈话场。

一方面，就主持人而言，参与式谈话场的建构改变了过去以访谈嘉宾为核心主体的节目模式，提高了主持人的话语权，增强了主持人在节目中更为深度的参与性。当下很多文化类谈话节目中，均有主持人面对镜头直陈对嘉宾看法的环节设计。例如在《十三邀》采访导演李安的节目中，主持人坦言自己借由对李安的访谈，更加清楚地审视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挣扎；在《仅三天可见》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总结了自己对嘉宾的感悟，表示自己眼中的受访嘉宾并非观众看上去的那样老到、顽固，而是拥有自己的世界、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置身于实景空间中的主持人成为与访谈嘉宾一样被屏幕外观众观看和凝视的主要对象。《十三邀》《锵锵行天下》《酌见》中的主持人，基于自身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向观众输出独到的个人感悟与观点，不仅构成了节目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其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与话语风格，令节目烙印了更加鲜明的主持人的人格化特征。毫无疑问，在越来越多视听节目开始启用AI虚拟主播的当下，通过节目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变实现谈话节目主持人功能的升维是紧迫而且必要的。

另一方面，就观众而言，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不在场”的屏幕外观众观察嘉宾，并将原本只能隐藏在访谈问题之中的真情实感以自我陈述的方式直接分享给屏幕外的观众，拉近了观众与主持人乃至与节目的心理距离。同时，节目对主持人在节目策划与工作过程的纪实呈现，令观众获得了参与其中的“在场”感，提高了观众的收视兴趣，增强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理解和对节目所传递价值观的认同。

（三）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嘉宾：纪实拍摄下的沉浸式谈话场

在谈话节目中，构建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嘉宾之间的谈话场是谈话节目进行大众传播的最终旨归，影响着节目内容的传播效果。近年来，文化类谈话节目沉浸式谈话场的建构一方面源于主持人与嘉宾“中台”行为的呈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以舞台为隐喻，将人们的日常行为划分为“前台”和“后台”，⑪“前台”呈现的是社会环境中面向“观众”的公开行为，人们以不同的角色应对不同的“情境”（Situation），以此控制“观众”的印象生成，而“后台”则是人们隐藏起来的、不可见的行为。其后，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从技术主义视角扩展了戈夫曼的理论，认为电子媒介引发了各种现实情境的融合，给人们传统的行为呈现带来了新变化。他将电子媒介生成的这种新情境定义为“中台”，在此新情境中出现的行为即为“中台”行为。⑫在当下的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既减少了以往“前台”行为的表演性，也并非完全具备“后台”行为的隐蔽性，属于一种“中台”行为的展演。

在传统谈话节目模式中，节目主体空间的建构接近于一种虚拟的情境创设，主持人与访谈嘉宾于演播棚内的精美舞台上进行“会客厅式”谈话，嘉宾和主持人展示的是特定身份下的“前台”行为。而随着纪实空间的拓展，节目呈现出主持人与访谈嘉宾立足于现实情境中的交流互动，展现的是传统节目演播厅中不可见的“中台”行为，例如主持人与嘉宾在工作间化妆、共同在家中备餐做饭、在街道上衣着朴素地聊天闲逛等一系列行为状态。虽然在跟拍记录下嘉宾和主持人仍旧能够感受到被摄像机观看，其行为依然具有“前台”属性，但由于在真实的生活与职场空间中的纪实拍摄追求一种接近生活的原生形态，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演播室陌生化因素的干扰，从而弱化嘉宾和主持人在演播室舞台中的表演性。节目通过展现嘉宾和主持人的“中台”行为，提高了人物和节目内容的可信度，使观众能够在“正在进行时”的纪实跟拍中，对节目内容产生沉浸式的卷入感。

另一方面，这一谈话场的构建源于纪实性视听语言对于人物和环境记录的完整性。纪实性视听语言追求表现一段相对完整的事件过程，并且注意生活逻辑的还原，因此具有表达信息完整的特性。⑬如前文所言，在平实质朴的纪实拍摄下，节目呈现了主持人与嘉宾的言语语言和层次丰富的非言语语言，包括他们意趣盎然的社交行为。在开放且生活化的空间中，观众能够体察到主持人与嘉宾海量而生动的信息，并自主得出评价和结论，获得更具沉浸感的审美愉悦。同时，纪实跟拍手法亦充分保留了环境现场的同期声，包括人物语言、现场音响（自然音响、环境音响、动作音响）等。展现时空关系的现场音响通过刺激观众的听觉能够唤起观众“身临其境”的心理感受。

结语

空间在叙事文本中发挥着思想的、社会历史的、认知的、存在主义的等多方面的意义，⑭叙事学研究中出现的“空间转向”既为叙事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又为叙事作品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创新之源。在当前节目类型融合互渗的潮流中，部分文化类谈话节目通过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向实现了叙事内容、形式和意义多层次的革新，带来了文化类谈话节目叙事话题驱动策略和人物形象塑造手段的升级，并重构出互动关系下嘉宾与主持人的社交式谈话场，由主持人身份转换而产生的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的参与式谈话场，以及纪实拍摄下屏幕外观众与主持人、嘉宾间的沉浸式谈话场。面对日新月异的节目生态和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文化类谈话节目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向为视听文艺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是未来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需进一步着力的创新方向。

（作者王韵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叶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电视艺术

网址：重构谈话场——我国文化类谈话节目叙事空间的纪实性转向 https://mxgxt.com/news/view/14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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