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广州茶楼粤曲歌坛概说

　　粤曲是流传于广府地区的传统曲艺，这一艺术形式在20世纪初的广州与当时流行的茶楼休闲文化相结合，在茶楼中开设专门的粤曲演出场所，称为“歌坛”。“歌坛”的商业化竞争促进了粤曲艺人队伍的职业化发展和粤曲音乐的定型，创造了粤曲在近代的黄金时期。

　　经济发展刺激新粤曲繁荣

　　粤曲原本为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八音班在民俗节日、婚丧嫁娶时演出的粤剧班本清唱。19世纪末，随着广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商贸活动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分化，大量资金、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八音班逐渐衰落，新的粤曲从业者瞽姬（盲人师娘）进入城市卖唱。同时，城市经济的活跃刺激了市民娱乐消费需求，商贸往来和新兴阶层的出现也需要新的社交平台，这时期广州新建了大量的茶楼，据资料显示，“1921年广州市政厅公布全市茶楼数目为380家，到了1928年，全市茶楼有416家”。

　　茶楼林立形成了行业间的商业竞争，为招揽生意，开始有茶楼开辟歌坛请瞽姬驻唱。与戏班繁复的表演、化妆、多角色制带来的高成本相比，歌坛中粤曲清唱“一人多角”的形式无疑成本较低，而且与市民日常的饮茶需求相符和，能够同时满足公众娱乐和社交多元化的需求，一经推出便受到了欢迎。此后，粤曲开始拥有固定而专门的演唱场所，而“歌坛”也逐渐成为粤曲演唱的代名词。

　　红伶成就广州歌坛鼎盛时期

　　20世纪20年代左右，明眼“女伶”逐渐代替了盲眼“瞽姬”，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女伶队伍迅速发展，大批女性艺人涌入此行业。据资料记载，“1927年至1936年间，为广东曲艺的全盛时期，（女伶）人数便增到300多人”。随着女伶的兴起，应运而生了一批教弹琴唱曲的职业教师，以及培养（收养）女伶的堂口，女伶表演、唱腔、唱法受到严格的培训，使得行业的职业性日渐加强。

　　女伶数量的壮大导致这一行业竞争激烈，为了平衡各茶楼间歌坛的竞争，减少茶楼支出，并满足茶客的猎奇心理，有茶楼老板成立歌坛行会“唱书团”，女伶的演出均由唱书团安排日期、工价，轮流演唱，从而形成“轮唱”制度。轮唱制度为歌坛注入新鲜的活力，并捧红了一批技艺高超、才华卓绝的女伶，如著名的粤曲平喉四杰：小明星、徐柳仙、张月儿、张惠芳。红伶为歌坛和茶楼带来了稳定的顾客和收益，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歌坛出现了争艳斗技的局面，成就了广州歌坛的鼎盛时期。

　　商业化竞争促使粤曲歌坛革新

　　早期粤曲主要演唱粤剧班本，其声腔主要以梆子和二黄为主，其音乐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粤曲歌坛商业化的竞争促使粤曲最终通过音乐的革新完成自身独立性的确认。其主要表现有三点：其一，粤曲新曲目的出现。为了在歌坛商业化的竞争中获胜，女伶纷纷竞唱新曲目，从而引导了歌坛撰写新曲的风气，促生了一批后世流芳的粤曲经典曲目，如小明星的《风流梦》，徐柳仙的《再折长亭柳》。

　　其二，粤曲唱腔的革新。为吸引观众，新曲撰曲家突破了原有粤曲声腔中单一的板式结构，吸收了南音、龙舟等地方曲艺，以及大量的民间小曲，如《彩云追月》、《茉莉花》等，甚至西方乐曲，从而使粤曲融合成为一种具有曲艺和戏曲多种声腔元素的复合型曲艺音乐形式。

　　其三，唱腔流派的形成。早期歌坛艺人的唱法都是仿照粤剧演员的唱法，其发音并不适合粤语九声的咬字正音，因此逐渐地发展出一种用广州方言演唱、真声发声的平喉唱法。平喉唱法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歌坛的主角，并在各人的处理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粤曲独有的唱腔流派，如小明星的“星腔”、徐柳仙的“仙腔”。这些唱法经由歌坛的传播而成为后世粤曲的传统声腔流派。

　　总体来看，粤曲歌坛是20世纪初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粤曲与茶楼互赢的产物，其发展与繁荣过程也是粤曲脱离农村而城市化的过程，更是粤曲自身文化属性与音乐形态特点定型的过程。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粤曲脱离了粤剧成为一门独立的曲艺艺术。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广州荣华楼演员，一招一式，点滴间流露着粤剧的精魂。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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