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不应成为让渡隐私权的“代言人”——人民政协网

　　有网友爆料称，汪峰求婚章子怡当晚，章子怡哥嫂大闹求婚现场，并有一条自称是章子怡哥哥大骂汪峰自私的朋友圈文章在微博热转。章子怡通过微博回应：“你究竟还要黑我到什么时候！得到的还不够多吗？你伤害的何止是我一个人！”由于自称“中国第一狗仔”的卓伟是最早发布该朋友圈文章的人之一，所以不少网友都猜测章子怡怒斥的对象是卓伟。

　　近一两年来，娱乐圈里分外“热闹”，八卦与口水齐飞、绯闻共丑闻一色。明星八卦的红火也让“狗仔”这个外来词汇逐渐为大众熟悉，以往只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种种行为，诸如跟踪明星、贴身偷拍等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公众对明星八卦看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关于明星隐私权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明星是自愿将其置身于公众视野之中，让渡部分隐私权实属正常。某种程度上来说，“狗仔”的行为甚至起到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作用。

　　这种“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观点，初看之下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推敲，逻辑上并不一定站得住脚。首先，演艺明星也是公民，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他们应享有与普通大众一样的隐私权，“让渡”一说并无法律基础。其次，大多数演艺明星、体育明星实际上并非靠在公众视野中“混个脸熟”而获得收入，他们有的具有某种天赋（如唱歌、演戏），有的经过刻苦训练（如体育明星），他们提供社会服务必然要获得相应报酬。其报酬水平超出一般工作，也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并不能认为是以牺牲隐私权为代价。因此，“明星”其实也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将其特殊化作为强行让渡隐私权的缘由，实在有些牵强。

　　在笔者看来，唯一可以作为让渡隐私权理由的，只能是为公众利益而计。其最适用的人群应是时政领域内的官员群体。因为官员掌握的是公权力，一旦公权力行使不慎，将对社会公平正义产生影响，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这种危害性与演艺明星离婚、劈腿带来的社会影响绝不可等量齐观。严格来说，只要明星没有触犯法律，曝光明星的私生活除了满足公众的窥私欲外，并不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影响，更谈不上什么公众利益。

　　当然，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如何界定，本就是一个尚无定论的法律前沿问题。在探索较早的西方国家，虽然已形成了一些判例或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至今充斥很大争议。而在我国，这一问题引来关注较晚，具体操作中几乎完全凭借记者或“狗仔”的自我判断行事，比如有的认为只能在公开场合偷拍，有的认为只要窗户没关，明星在家中的活动也可窥探。正是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乏统一而明晰的判断标准，才使得公众人物人人自危，公众自身则越发沉溺在“娱乐至死”的情境之下，默认明星被“黑”为常态更是一种荒唐。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娱乐圈的炒作之风，让一些虚假报道、恶意报道更加肆无忌惮。

　　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应鼓励更多明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名誉。除了起到保护自身隐私的作用外，对于遏制有失控倾向的“狗仔”行为也是好事。另一方面，学术界、司法界还要加强对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研究。目前我国法律对于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并不完善，隐私的界定、范围等基本概念尚有争议，精神赔偿规则也不完善。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才能让保护公众隐私权更深入民心，操作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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