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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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不长，但极有见地和学术价值。——跃农

十八世纪时，英国学者亚当·斯密以一本《富国论》成为经济学的创始人。说到“富国论”，社会经济学界都会提到这位经济学家。其实，比亚当·斯密早1700年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经济学的观点：“《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室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司马迁这一观点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独具只眼，发人之未见，在世界上也许都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学的观点的人。

《货殖列传》是《史记》的第129篇，除第130是司马迁自传，这一篇便是压卷之作。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对社会经济的“一家之言”。货，是货物、商品、财富和意思；殖，就是增殖。从标题的意思看，这一“列传”是对社会财富增殖的研究。

司马迁对经济的研究相当广泛深入，从文中列举的一系列商品来看，汉代经济领域已经十分周全：山西的木材、竹、谷、旌、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江南的楠、姜、金、锡、丹砂、玳瑁、珠玑、齿革，龙门以北的马、羊、铜、铁等，这都是当时流通相当普遍的货物。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是：让各地的特产自由流通，在本地低廉的东西，在别处便会增殖。这一观点与一千七百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交易原则”基本是一致的。

在《货殖列传》中讲到：“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意思是说，让老百姓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拿出各自的特产，适应流通的需要，哪儿缺啥，随时就补充，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社会经济自然运行，那么，人们所需的衣食货物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和流通。

经济搞好了，“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人们的贫富则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他的给予或夺去的，聪明而灵通的人会致富快一点，笨拙的人会显得慢一些，这都是市场的规律，由不得哪个人投机取巧。他写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文中列举的富豪，都不是贵族或官员或犯法弄奸而富起来的，而是踏实苦干，与时俯仰，获取其利的。鲁国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十分敛啬，低头走路拾东西，仰头见物取下来，结果积蓄成为亿万富翁。齐人刀闲看重奴仆，教他们到处跑着做生意，靠家奴“起富数千万”。司马迁为商贾列传也不是没有选择，他所推崇的是“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商人，至于靠权势成为富人的人，不屑为其列传。

在讲经济上富裕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经济与礼仪同步发展：“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艰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他记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范蠡的发家史。这个用十多年时间辅佐勾践雪耻复国的上将军，功成名就后，清醒的知道君王只能与臣下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所以及早避祸，改名换姓，远避他乡，经商为生，十几年后成了有名的“陶朱公”。富裕后，陶朱公仗义疏财，把钱财分给亲朋和穷人，司马迁认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也就是说，只有富裕了，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做回报社会的事。这一观点与封建时代所谓的“为富不仁”的论调也是大不一样。

归结起来看，司马迁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中发现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品流通原则，并由此得出“富国富家论”，这个发现的确是史学眼光。可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学家的前瞻眼光却一直未能得到伸展和广泛应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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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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