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引领人类走向第二个轴心时代

马丁·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将引领人类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
马丁·塞利格曼，这位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近日发表重要言论，指出积极心理学有望引领人类步入第二个轴心时代。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人们期待着积极心理学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希望与力量。
塞利格曼，这位犹太裔的心理学家，于1942年诞生在美国纽约。与众多心理学家相似，他对心理学的兴趣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然而，不同的是，他在年仅13岁时便与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18岁时，塞利格曼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哲学。但就在他步入大四的那个暑假，命运发生了转折。他第一次参与了一项心理学实验，这让他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并未选择继续哲学之路，而是转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理查德·所罗门教授，开始了对“习得性无助”的研究。

凭借卓越的学术天赋，塞利格曼仅用两年零八个月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担任心理学助理教授。随后，他又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接受了为期两年的住院医师临床培训，师从后来被誉为“认知行为疗法之父”的艾伦·贝克。

在此期间，塞利格曼的学术生涯迎来了重要转折。他不仅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更在1976年晋升为教授。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与团队致力于完善和扩展抑郁症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模型。

1998年，塞利格曼接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一职，这标志着他从研究抑郁症转向了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之路。这一转变不仅为他个人的学术生涯带来了新的篇章，也为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积极心理学的领悟

在担任APA主席的前两年，塞利格曼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他深受学会会员的拥戴，却并未得到理事会的全力支持。同时，他在习得性无助与抑郁症、悲观主义领域的研究已颇有名气，如何在任期内实现更大的突破，成为他思考的焦点。

这个转折点出现在他与小女儿妮基·塞利格曼的一次对话中。当时，家里正在进行除草活动，而妮基却兴致勃勃地跳着、唱着，还将杂草抛向空中。这一幕触动了塞利格曼的心弦，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育儿观念。

妮基告诉他，自从5岁生日那天起，她就没有再哭过。这让他不禁思考，如果连孩子都能做到如此坚强，那么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发脾气或陷入悲观呢？

这个领悟让塞利格曼意识到，心理学不仅应该关注如何消除世间的弊病，更应该研究那些适应良好、快乐幸福的人。他们的幸福秘诀完全可以成为普通人学习的榜样。于是，他开始致力于推动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帮助更多人找到幸福的钥匙。
1997年1月，塞利格曼接任APA候任主席一职，与此同时，他脑海中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创建“积极心理学”。

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变

在1964年，当塞利格曼步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时，他遇到了同样对心理学充满热情的实验室研究生史蒂夫·梅尔。他们发现，尽管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在校园内已有所闻，但此前的研究仅限于一项经典的条件反射实验，缺乏深入探讨。于是，塞利格曼与梅尔决定以这一现象为研究课题，共同探索其背后的心理学原理。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他们逐步完善了“习得性无助理论”。该理论指出，当动物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无法改变现状时，会逐渐放弃努力，认为未来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这种无助感会削弱它们应对消极事件的积极性。

习得性无助实验的深入探索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梅尔将研究焦点转向了神经科学，试图揭示动物大脑回路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而塞利格曼则持续推进这一实验项目，历经十多年，逐步构建了抑郁症的无助理论模型，并广泛应用到人类抑郁、心理治疗、学校教育以及军事领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梅尔重新审视了“无助”这一现象。他的最新发现颠覆了原先的习得性无助理论：无助并非通过习得，而是哺乳动物面对不良事件时的一种自然反应。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梅尔进一步开展实验，在老鼠大脑中发现了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的MPFC-DRN回路。这一神经通路被塞利格曼称为“希望回路”，预示着未来可能发展出新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尽管目前科学技术还无法直接识别人类大脑中的这一回路，但人类大脑皮层的功能已足够强大，让我们能够在面对不良事件时习得控制感。因此，我们依然可以积极地向他人传递一种信念：未来的不良事件是可控的，这有助于缓解我们的无助感和焦虑情绪。

对于塞利格曼而言，这样的研究成果并非孤例。梅尔所发现的神经回路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人类情感的方式。

走进第二个“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由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将其定义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历史阶段在北纬25度至35度范围内所发生的人类文明与思想的巨大飞跃。这一时期，全球三大文化区域——古印度、亚洲西南部-古希腊以及中国，均涌现出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犹太教先知、释迦摩尼、孔子、老子等杰出思想家。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们开始对世界进行宗教性和哲学性的解释。这些解释和观点经过深化、改造、综合、更新，或者相互之间的作用，产生了世界性的宗教信仰和对人类的哲学性解释。然而，自16世纪中叶科学革命兴起以来，第一轴心期的二元世界观受到了冲击，卡尔·雅斯贝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

如今，我们仍然生活在发端于“第一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世界里，但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思潮推动下，跨国家、跨种族、跨文化的交流带来了融合、对峙和冲突等复杂现象。或许，未来全球将诞生一个主体文化，它源自新创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思想体系。这个更好的文化结构有望解决诸多因不同文明、种族和宗教而引发的冲突和困境。

塞利格曼也认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正步入第二个轴心时代。与第一个轴心时代相比，第二个轴心时代在人类心理需求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从自我主义转向集体主义，从减轻痛苦转向创造幸福，以及从过去导向转变为未来导向。积极心理学为这一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塞利格曼对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憧憬，更是推动人类从思想启蒙走向积极的科学心理启蒙的宣言。
[4]程竺.迈向第二轴心时代的跨文化探索[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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