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先锋电影教父麦卡斯：我的一切从此褪色

整整50周年的克拉科夫（Kracow）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隆重颁给了88岁高龄的乔纳斯·麦卡斯

　　于是，古老的欧洲小城比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艺术中心更早地公映了乔纳斯·麦卡斯(Jonas Mekas)的新片——长达5个半小时的《纽约的夏天，乔纳斯和朋友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乔治·麦素纳斯(George Maciunas)、约翰·列侬(John Lennon)、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彼得·库贝尔卡(Peter Kubelka)、斯坦·布拉克基(Stan Brankhage)、詹姆斯·布洛顿(James Broughton)，银幕上是一张张令人兴奋尖叫的面孔，但他们和乔纳斯的妻子、女儿一样，和一场场雪雨、一朵朵夏花一样，带着家的暖度，被捕捉进摄影机，老人告诉本刊：“这是我的人生日记，一场关于生命的欢庆！”

　　小城的几日，不仅颁奖礼上会有他激情澎湃振臂高呼，一夜接一夜的派对上，常能找到他的身影，话不多，永不离手的DV像是座独享的堡垒，被兴奋的年轻人团团围住时，就一口干掉手里的啤酒，和那些举杯的人大声说：“电影是纯真的，请相信电影力量！”

　　1922年乔纳斯·麦卡斯生于立陶宛，22岁时因为参加反纳粹活动被迫流亡，在通向维也纳的路途中被德国士兵逮捕，接着在纳粹集中营以及难民营里度过了5年。麦卡斯一贯给那些急于了解他内心的人描述这样的画面：“那是开满花朵的马铃薯田，永远难忘那些花朵的白色，我的脸贴在地上，满眼白色，后来，我看到那些德国士兵把我父亲的脸顶在墙上，枪抵住了他的后背……我所有的一切从此褪色……”他说，那时起诗歌成为他盛放心中痛楚的包裹。

　　1949年麦卡斯定居美国，是第一批进驻下东区东村艺术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后来闻名于世的SOHO艺术合作区的发起人和建设者。在美国的第6年，麦卡斯创立了电影期刊《电影文化》(Film Culture)，自任主编，并使之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3年后，又在纽约最著名艺术家杂志《村音》(The Village Voice)上开始发表影评，成为该杂志历史上最重要的影评人。

　　上世纪60年代的早期，乔纳斯·麦卡斯成立了自己的先锋电影小组，这样一些如今名声响当当的人，他们的事业就开始于此，比如，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先锋派电影的杰出代表)，或者彼得·博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制片人、编剧)。

　　这也许是至今人们言及乔纳斯·麦卡斯，还是冠之“美国实验先锋电影教父”的原因，事实上，这称谓的含金量不止于此。到达美国不久，麦卡斯就购置了自己的武器——跟随了他半世纪之久的16毫米保利(Bolex)摄影机，并再也没有停止拍摄。“就从那片马铃薯田开始，我不再理解人类，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理解了别人，所以我只好先拍摄一切，记录一切，没有任何偏见的，为什么去选择那些时刻，我不知道，是我所有的回忆让我知道何时拿起摄影机。”他说。《沃尔登》(Walden，1969)、《迷失》(Lost, Lost, Lost，1976)，都成为开篇“美国当代电影”(New American Cinema)的经典。

　　然而更多人开始接近麦卡斯，会始于那些诸如安迪·沃霍尔、约翰·列农、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的纪录片影像，在当年那座风起云涌的SOHO艺术合作社区里，麦卡斯把这群朋友们拍了十几年，他这样告诉本刊：“但仍旧是记录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拍了些我想拍的，平常人的小事情，比如闲谈，如此而已，他们都是朋友、家人，至于如何伟大，反正我拍他们时候，他们似乎没有如今这么伟大。”

　　说起这些艺术家纪录片，他开玩笑说自己就是美国的档案员，或许不久前麦卡斯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的一段总结很是明了：“在立陶宛，我是诗人；在欧洲，我是一名电影创作者；但是在纽约，我是档案保管员，是募捐者，是古怪电影资料馆的经营者。”整整50周年的克拉科夫(Kracow)电影节把终身成就奖隆重颁给了88岁高龄的乔纳斯·麦卡斯。

　　于是，古老的欧洲小城比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艺术中心更早地公映了乔纳斯·麦卡斯(Jonas Mekas)的新片——长达5个半小时的《纽约的夏天，乔纳斯和朋友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乔治·麦素纳斯(George Maciunas)、约翰·列侬(John Lennon)、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彼得·库贝尔卡(Peter Kubelka)、斯坦·布拉克基(Stan Brankhage)、詹姆斯·布洛顿(James Broughton)，银幕上是一张张令人兴奋尖叫的面孔，但他们和乔纳斯的妻子、女儿一样，和一场场雪雨、一朵朵夏花一样，带着家的暖度，被捕捉进摄影机，老人告诉本刊：“这是我的人生日记，一场关于生命的欢庆！”

　　小城的几日，不仅颁奖礼上会有他激情澎湃振臂高呼，一夜接一夜的派对上，常能找到他的身影，话不多，永不离手的DV像是座独享的堡垒，被兴奋的年轻人团团围住时，就一口干掉手里的啤酒，和那些举杯的人大声说：“电影是纯真的，请相信电影力量！”

　　1922年乔纳斯·麦卡斯生于立陶宛，22岁时因为参加反纳粹活动被迫流亡，在通向维也纳的路途中被德国士兵逮捕，接着在纳粹集中营以及难民营里度过了5年。麦卡斯一贯给那些急于了解他内心的人描述这样的画面：“那是开满花朵的马铃薯田，永远难忘那些花朵的白色，我的脸贴在地上，满眼白色，后来，我看到那些德国士兵把我父亲的脸顶在墙上，枪抵住了他的后背……我所有的一切从此褪色……”他说，那时起诗歌成为他盛放心中痛楚的包裹。

　　1949年麦卡斯定居美国，是第一批进驻下东区东村艺术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后来闻名于世的SOHO艺术合作区的发起人和建设者。在美国的第6年，麦卡斯创立了电影期刊《电影文化》(Film Culture)，自任主编，并使之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3年后，又在纽约最著名艺术家杂志《村音》(The Village Voice)上开始发表影评，成为该杂志历史上最重要的影评人。

　　上世纪60年代的早期，乔纳斯·麦卡斯成立了自己的先锋电影小组，这样一些如今名声响当当的人，他们的事业就开始于此，比如，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先锋派电影的杰出代表)，或者彼得·博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制片人、编剧)。

　　这也许是至今人们言及乔纳斯·麦卡斯，还是冠之“美国实验先锋电影教父”的原因，事实上，这称谓的含金量不止于此。到达美国不久，麦卡斯就购置了自己的武器——跟随了他半世纪之久的16毫米保利(Bolex)摄影机，并再也没有停止拍摄。“就从那片马铃薯田开始，我不再理解人类，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理解了别人，所以我只好先拍摄一切，记录一切，没有任何偏见的，为什么去选择那些时刻，我不知道，是我所有的回忆让我知道何时拿起摄影机。”他说。《沃尔登》(Walden，1969)、《迷失》(Lost, Lost, Lost，1976)，都成为开篇“美国当代电影”(New American Cinema)的经典。

　　然而更多人开始接近麦卡斯，会始于那些诸如安迪·沃霍尔、约翰·列农、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的纪录片影像，在当年那座风起云涌的SOHO艺术合作社区里，麦卡斯把这群朋友们拍了十几年，他这样告诉本刊：“但仍旧是记录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拍了些我想拍的，平常人的小事情，比如闲谈，如此而已，他们都是朋友、家人，至于如何伟大，反正我拍他们时候，他们似乎没有如今这么伟大。”

　　说起这些艺术家纪录片，他开玩笑说自己就是美国的档案员，或许不久前麦卡斯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的一段总结很是明了：“在立陶宛，我是诗人；在欧洲，我是一名电影创作者；但是在纽约，我是档案保管员，是募捐者，是古怪电影资料馆的经营者。”

　　独家专访乔纳斯·麦卡斯

　　三联生活周刊：在刚刚闭幕的戛纳电影节上，戈达尔先生一言不发，唯一的话是说，电影已经死了，而你在这里振臂高呼要相信电影的力量？

　　麦卡斯：是的，我知道戈达尔的那个说法，我完全不同意。你知道，至今，我多么爱电影！我觉得他对电影的定义和我不一样，我把电影看成动态的画面，绘画，不管被什么样的媒介生产出来的动态画面——胶片、数码，甚至就是电脑的一个摄像头——我都觉得是电影。既然电影是绘画的另一种，那就意味着观者可以由远到近，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你都找得到你要的内容，对我而言，好的电影，外表可以很简单，内部却是一棵大树，延伸出的枝枝杈杈，苍劲有力，是生命的象征，怎么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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