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偶像崇拜中的光环作用与榜样作用之差异

*来源：中国德育（ID：zhongguodeyu），作者：岳晓东、张宙桥

偶像崇拜的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崇拜是指人们对作为象征上帝的人物或对象的崇拜。起初，偶像是一个宗教人物，他或她的精神力量或伟大吸引了他人极大的崇敬。偶像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它能诱导人们的崇拜。此外，偶像可以是当代的或历史上的人物、虚构的或真实的人物，他们比名人更多样化。因此，偶像崇拜和名人崇拜也有不同的测量。[1][2][3]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流行明星、名人或体育英雄正日益成为偶像，因为其才能、成就地位和/或外表而受到崇拜。[4][5][6][7]如果一个偶像想要吸引年轻人的崇拜，他（她）需要看起来有吸引力和真实。

在心理学上，偶像崇拜是一种没有回报或没有明确表达的关系，以幻想的频繁发生为特征，它是心理认同和情感依恋的结合。[8][9]崇拜者对偶像的夸大，可能包括过度增强、理想化，甚至神圣化偶像的个人属性，形成光环效应。由于光环效应，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到他们的偶像身上，偶像不仅是遥远的人物，而且是有依恋感的重要人物。

（一）偶像崇拜的两个概念模型 

关于偶像崇拜的本质，有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型：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absorptionaddictionidolatry）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identification-emulationidolatry）。（见表1）

1.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

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将偶像崇拜视作有强迫症倾向的吸收和成瘾行为，具体来说，吸收代表一个完全的注意，包括将可用的知觉、肌肉运动、想象力等完全地投入到形成对注意力对象的统一表征。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信仰，让崇拜者相信自己与偶像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因此，粉丝们被鼓动着去迷恋偶像的魅力、财富和外表，并寻求接近他们。这种吸收可能会导致上瘾的行为模式，因为粉丝经常把他们崇拜的偶像视为绝对的“生命中的阳光”。

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娱乐—社交（entertainment-social）、紧张—个人化（intense-personal）和边缘—病态（borderline-pathological）。[10]具体来说，

娱乐—社交部分指的是崇拜者因为偶像的娱乐能力而崇拜他/她，偶像成为社会互动的来源。

紧张—个人化意味着崇拜者对他们的偶像表现出强烈的强迫性的感觉和倾向。

边缘—病态是指崇拜者对他们的偶像表现出无法控制的行为和幻想。

研究普遍认为，过度的偶像崇拜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抑郁、焦虑、社交障碍、解离、上瘾倾向、犯罪倾向、跟踪行为以及强迫性购买。[11][12][13]偶像崇拜的高水平表现为对偶像强烈的个人和边缘病态的兴趣，这更可能与这些负性结果有关。

2.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

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偶像化人物的强化或理想化属性的认同，是对他们的一种想象的亲近感，[14][15]与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不同的是，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认为偶像崇拜是每个人身份形成的正常组成部分，因此可能有利于发展崇拜者的核心自我评价。此外，偶像并没有被神秘化为绝对的“生命中的阳光”，反而被他们的粉丝当作个人抱负和自我成长的榜样。换句话说，受人尊敬的偶像因他们的魅力、才华和个人成就而受到赞赏，并被视为理想的发展“路标”。

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由五个部分组成，即依恋、消费、理想化、认同和浪漫化。[16][17][18]具体来说，

依恋意味着与偶像建立密切的从属关系，把偶像当作朋友或家庭成员，为崇拜者提供安全保障。因此，依恋的偶像很可能是强大的、和蔼可亲的和保护性的。[19]

消费意味着对偶像的物质化，偶像不再作为一个人产生影响力，而是作为拜物教的商品。它处理商品和与偶像相关的任何其他物品，主要来自提倡商品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娱乐和媒体行业。[20]

理想化就是将偶像神圣化，使之成为神，拥有最大的力量。

认同意味着将偶像作为学习和成长的榜样。[21]在个人成长中，认同维持自我，并将自我与偶像区分开来。它促进身份的发展，这使崇拜者独特和自给自足。[22]

浪漫化指的是对偶像的喜爱或迷恋，进而对偶像产生一种虚幻的爱。[23]在幻想的爱中，崇拜者想象自己和偶像是相同的或联结的。因此，崇拜者只是偶像的延伸或一部分，反之亦然。[24]

研究表明，虚幻的浪漫、具体化和美化预示着较低的身份认同。[25]认同和模仿预示着更高的自尊和认同形成。[26]有研究者还提出了将明星偶像与角色楷模区分开来的方法，即使用二分法，将明星偶像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绝对主义进行六边形对比，将角色楷模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行对比。[27][28]有研究报告称，香港青年可以同时拥有偶像和榜样，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绝对主义与前者联系更紧密，而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与后者联系更紧密。[29]此外，在对香港和深圳1,095名中学生的研究中，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是成就导向的偶像崇拜的心理机制焦点。[30]与魅力导向的偶像崇拜相比，成就导向的偶像崇拜参与者表现出更大的渴望去荣耀、理想化、认同、仿效并依附于所崇拜的偶像。结果表明，成就取向可以增强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

这些概念在单独的研究中对检验它们的相关性是有用的。然而，还没有研究直接考察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关系。这给本研究留下了一个空白，以便阐明不同偶像崇拜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澄清偶像崇拜、名人崇拜、性别、年龄和粉丝俱乐部成员身份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两种偶像崇拜类型的研究思考 

本研究的实证澄清是为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与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模型融合了3个《名人的态度量表》的因子和5个《偶像崇拜问卷》的因子。从本质上讲，我们认为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判别的。同时，该模型保持了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粉丝俱乐部成员身份、年龄和性别的敏感性。本研究期望发现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r＞0.4）。此外，本研究还试图证明它们与粉丝俱乐部成员身份、性别和年龄之间的差异关系。

换言之，澄清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和判别对于理解它们的原因和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在现有的关于偶像崇拜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的。这两种崇拜形式都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特别影响其问题行为和生活方式，包括违法行为和药物滥用。[31]这两种崇拜形式在与粉丝圈的关系和相关活动中也很重要，包括与经济和社会秩序相关的消费和流氓行为。[32]

香港一直是粉丝文化的天堂。[33][34][35]香港的自由市场体系加速了偶像的普及。由于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枢纽和桥梁，西方流行文化纷纷涌入香港，淹没了当地的媒体。香港是适合研究偶像崇拜的地方，因为虽然香港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保持其文化和结构上的独特性。本研究将补充现有的研究，使人们对青少年偶像崇拜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三）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粉丝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提供了崇拜偶像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娱乐界或体育界明星的崇拜。本质上，粉丝俱乐部的功能是促进俱乐部成员的偶像崇拜。[36]人们崇拜同一个偶像，很容易形成粉丝俱乐部。因此，根据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说法，粉丝俱乐部的成员比非成员更有可能表现出对偶像的崇拜。此外，粉丝俱乐部的成员似乎更可能表现出越轨行为，如跟踪和药物滥用，即上文的吸收和成瘾行为。[37]

相比男性，女性可能有更多的机会遇到并因此崇拜偶像。这样的机会可以出现在宗教或其他团体生活，以及有关音乐的活动参与中。这种性别差异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很明显。[38][39][40][41][42]

年龄较大的青年可能很少有机会学习和参加偶像崇拜。与学校教育和群体生活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自主、现实或浪漫。[43]前者会强化青少年的名人崇拜，如对娱乐界名人及网红人物的关注；后者则强化了青少年的社会崇拜，如对社会模范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敬仰。[44]因此，年龄较大的青年似乎表现出更低的偶像崇拜倾向。

综上所述，以下是验证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作为偶像崇拜方式的充分性的假设。

研究假设1：粉丝俱乐部的会员身份可能会提高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得分，但不一定会提高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得分。

研究假设2：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得分。

研究假设3：年龄较大的青年可能获得更低的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得分。

02研究方法

（一）被试情况 

一项对香港1,310名青少年的调查提供了本研究的分析数据。这些被试均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中学生来自香港不同地区的五所学校；大学生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岭南大学，其平均年龄为17.7岁。所有被试中，49.3%为女性，50.5%为男性，其中有21.6%为粉丝俱乐部成员。

（二）测量方法 

本研究问卷包括《偶像崇拜问卷》（IdolWorship Questionnaire）和《名人态度量表》（CelebrityAttitudesScale）。这两个部分的每一项都使用五分制来记录回答，以得出从0到100的分数。因此，得分分别为0、25、50、75和100，代表最低、第二、第三、第四和最高分。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部分用于消除测量中的测量误差。[45]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测量基于《名人态度量表》，它由23个条目组成，用于测量三个维度。[46][47]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测量基于《偶像崇拜问卷》，通过15个条目来测量五个维度。[48]通过对中国社会收集的数据进行定性和统计分析，该方法已经发展了十多年。[49][50][51][52]《偶像崇拜问卷》和《名人态度量表》的每个维度和条目的信度是令人满意的（见表2）。

（三）结果分析模型 

一般来说，结构方程模型包含验证性因素分析部分和涉及背景影响的结构关系。因子分析部分拟合了3种模型，作为通用模型的表示方法。

模型1指定了9个一阶因子，包括5个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因子及3个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因子等8个特质因子，以及1个方法或默许因子，涉及其他8个因子的指标，作为提取其他8个特质因子的控制因子。[53]即每项指标均反映一项特质因子和一项方法因子，因子分析就是把特质因子抽出来。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利用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5个因子和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3个因子来确定2个二阶因子。模型2比模型1简单，因为模型2没有指定一阶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3从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5个因子和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3个因子中确定了1个二阶因子。模型3比模型2简单，因为模型3只指定了1个二阶因子来表示两组崇拜因子。（见表3）

03研究结果

（一）主要发现 

对于原始数据的分析显示，被试报告的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分数基本处于中下水平（M＝29.5~58.1，见表4）。

其中，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中“认同”这一条目的分数是最高的（M＝58.1），其次是“依恋”（M＝54.7）。相反，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中的“浪漫化”（M＝29.5）和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中的“痴迷”（M＝31.0）这两个条目得分是最低的。

这些结果凸显了认同在偶像崇拜中的重要性。并且，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现象都不是非常严重，因为所有指标的平均分数都远低于80。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所有模型都适配于数据（见表3）。即使有大量的变量输入，标准化均方根残差小于0.06，近似值的均方根误差小于0.07，相对拟合度指标接近0.95。[54]然而，模型2指定了2个二阶因子，是贝叶斯信息准则中最简洁的（270963＜271107或271053）。模型3只指定了1个一阶因子，与模型1和模型2相比，其适配度明显较差（相对拟合度指标为0.941＜0.951或0.948）。[55]因此，模型2和模型1优于模型3，这表明了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差异。

在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所有因子中，两个模型的因子负荷度都很高（见表5）。

也就是说，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5个一阶因子、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3个一阶因子，以及在一阶因子的基础上的2个二阶因子，都获得了显著的因子负荷或收敛效度。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一阶因子与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一阶因子也保持着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共同的崇拜基础（见表6）。

其中，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依恋”和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痴迷”之间的相关度是最高的（r＝0.722）。每个因子的收敛效度，即特质因素的均方根，都是显著的（0.496～0.973）。然而，方法因子的收敛度，即负荷度的均方根，是相当高的（0.408～0.470）。判别效度，即特征因子与方法因子的差，是显著的（0.167～0.319），但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痴迷”的判别效度除外（0.025）。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因子的判别效度比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因子的低。总的来说，二者的因子是可辨别的并都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见表2）确定了相应的因子之后，基于模型2识别的二阶因子，可以发现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r＝0.704，p＜0.01）。这种相关关系本质上是由于控制了背景特征和方法因子。

基于识别出的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因子，粉丝俱乐部会员身份和女性性别表现出较显著的效应。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1和2，而非假设3。具体来说，粉丝俱乐部会员身份对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二阶因子有显著的积极影响（β＝0.259），但与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并无此关系（β＝0.130）。并且，相应的效应之间在统计学上是有显著差异的（Χ2（1）＝22.5，p＜0.001）。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1。另外，女性性别对两种形式的崇拜均有显著影响（β＝0.276-0.431），这支持了假设2。相反，年龄对二者均无显著影响，这与假设3不符合。

（二）结果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其相似性在于两种形式的崇拜之间的高度相关和共同的性别差异。这种相似性维持了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之间的兼容性。此外，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崇拜倾向。

关于两种形式的崇拜之间兼容性的发现为二者未来测量发展提供了支持。鉴于现有测量方法的不足，这些测量发现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当下的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测量不涉及认同。在崇拜现象中对偶像的认同是很明显的，所以当下的测量是不够的。偶像和名人不仅仅是娱乐、消费、理想化、浪漫化或依恋的对象，他们也是隐性的教师，被其粉丝们所认同、学习和模仿。

其次，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现有因子表现出非常高的因子内相关或收敛度，这意味着因子间存在冗余，而在西方这些因子间的内相关更低。[56][57][58]这个发现表明这些测量并不像适合西方学生一样适合香港学生。这个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测量方法过于依赖单一的维度，包括外在的和病理的层面。因此，这种测量没有深入挖掘不同形式或不同维度的偶像崇拜。这一问题的另一根源可能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小型信息网络区域内文化元素的集中、紧密、巩固和自我包容。[59]这个文化特点使得偶像对年轻人各方面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

此外，两种形式的崇拜成分之间的具体相关关系表明，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依恋”维度与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相关性最高（r＝0.694~0.722，见表6）。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一个现实：娱乐产业和相关媒体把对偶像的依恋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偶像崇拜形式。相反，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认同”维度与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之间的相关性最低（r＝0.470~0.489，见表6）。这恰好凸显了两种形式的崇拜之间的差异。

有趣的是，这两种形式的崇拜还与粉丝俱乐部会员身份、性别和年龄有关。这些关系大多证明了研究的假设，从而进一步支持了两种崇拜形式的有效性。粉丝俱乐部身份能预测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这一发现符合有关粉丝俱乐部对偶像崇拜的放大效应的理论和研究。相反，粉丝俱乐部会员身份并不会影响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这些结果仅仅反映了粉丝俱乐部是前者的典型形式。

同样有趣的是，女性对于两种形式的崇拜水平高于男性，这与一些理论和研究结果相一致。[60]其中，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中“浪漫化”这一维度的性别差异最大，这符合大量理论和研究结果。最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都没有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意味着崇拜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同样强烈，也意味着崇拜现象可能会发生在所有年轻人身上。这凸显了有关青少年崇拜研究的重要性。

（三）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许多偶像崇拜并不只是为了娱乐、社交、个人化、痴迷、上映或病态的参与。这些偶像也不会有粉丝俱乐部，让人们变得狂热。因此，偶像可以是认同、依恋、浪漫化、理想化和消费的对象。这意味着偶像并不单一地是致病因素，他们也可以是成就和成功的良好榜样。同时，偶像崇拜不受年龄限制，也会影响到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因此，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是一个充分和完整的偶像崇拜模型，包括认同、依恋、浪漫化、理想化和消费等组成部分。这五个成分及其组合有较高的收敛和判别效度，也对粉丝俱乐部成员身份的相关性较小。换言之，偶像崇拜并不只包括娱乐化、个人化和痴迷化等消极的方面，也可包括心理认同、榜样学习、个人奋斗等积极的方面。由此，采取什么样的偶像崇拜模式，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在于社会的引导。

（四）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首先就是它受限于数据收集时地点、来源和时间点的单一性。香港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无法作为世界范围内偶像崇拜的原型。值得注意的是，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关性过强，这与其他地方的研究结果不同。这说明在香港青少年中，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的三个层次是尤其难以区分的，而原因可能在于自由市场环境加强了他们对偶像崇拜的吸收和沉迷。

其次，香港较为紧密和封闭的环境可能也会强化偶像崇拜。例如，在香港，偶像容易被接近，这很容易会引起沉迷、上瘾和不同程度的崇拜。这种影响可能会通过许多香港年轻人所属的粉丝俱乐部而发挥作用。无论如何，市场、娱乐、媒体和各种社会机构都能加速偶像崇拜。偶像崇拜的增强可能会消除各种崇拜形式中的细微差别。

最后，未来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比较两种崇拜形式的内在关联性。也就是说，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或许能包含五个维度的偶像崇拜。值得注意的是，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不仅涉及娱乐和社会活动，还涉及迷恋、学习、模仿和鼓励。基于共同概念的比较对于减少因概念化而产生的差异至关重要，而不同的概念化又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理论和经验。可以推测，沉湎—成瘾型偶像崇拜和认同—模仿型偶像崇拜的当前测量差异可能是由于测量来源的文化差异。随着由概念化而造成的差异的减小，将来的研究应更好地评估两种崇拜形式的差异及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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