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伊朗演戏走红:观众被中伊文化碰撞吸引
张梦晗在伊朗电视剧《首都3》中的剧照(图)及海报。她认为自己“走红”,是中伊文化碰撞的结果。受访者供图
■ 对话人物
张梦晗 34岁,河南洛阳人,德黑兰大学波斯语文学博士,因出演伊朗电视剧《首都3》中的女主角“春常”,在当地走红。
■ 对话动机
春常火了。
走在德黑兰的大街上,人们指着张梦晗喊“春常、春常”,还要跟她合影。她收到观众的礼物,享受过剧迷的免费咖啡。不久前播出的第四季中,春常搭乘的飞机失联,观众跟着她的丈夫一起哭。
在伊朗热播的这部电视剧《首都3》中,张梦晗扮演“春常”——一名嫁给伊朗农村青年的中国姑娘。
在伊朗留学(微博)6年,张梦晗认为,喜欢春常的人是被中伊两种文化的碰撞所吸引,“伊朗人也因为有外国人用他们的语言来演本土剧,重拾因经济封锁丧失的文化自信。”
在网络和现实中,张梦晗发现,中国人对伊朗存在着“标签化”的认识,而伊朗人对中国很多时候“一无所知”。这也让张梦晗“更愿意在中伊文化交流方面做点事。”
“很多伊朗男孩有娶中国太太情结”
新京报:什么机缘巧合让你成为伊朗电视剧的女主角?
张梦晗:剧组请使馆帮忙找一个中国女孩。我常去使馆找一些兼职工作,使馆的老师像开玩笑一样告诉我这个消息,结果我真的接到剧组的电话。
新京报:《首都》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张梦晗:是部喜剧,一个伊朗农村家庭渴望通过各种努力搬到首都德黑兰,农村人进城,不懂各种规矩,闹了笑话。这和中国的情况有点像,很多小地方的人充满了对大城市的渴望。第三季的剧中,我的丈夫是个卡车司机,农村奋斗青年,他在土耳其的中餐馆爱上了当服务员的我,一个中国姑娘就此要嫁到伊朗。
新京报:有没有问过导演,为什么会在剧中加入一个中国角色?
张梦晗:导演没有特别说过,编剧倒是提过,现在的伊朗,中国产品充斥着当地市场。我个人觉得,中伊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嫁到伊朗的中国姑娘也很多,电视剧也是一个现实反映。我认识的很多伊朗男孩,他们都有娶中国太太的情结。
新京报:演这部剧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怎么克服?
张梦晗:台词和肢体语言。起初台词不多,后来越演越多,编剧加词。硬背我是搞不定,但剧组很聪明,他们会利用我的语言习惯,颠三倒四的语法不合规矩,他们也不纠正,就那么拍下去,播出的时候,反而成了笑点。
还有肢体语言有差异。比如我们表达“不”的时候,摇头、摇手就行。但在伊朗,说不,下巴一边上扬,嘴里还要配合“啧”的一声。喜怒在伊朗人脸上,肌肉拉伸的都很夸张。
“文化认同让困境中的伊朗人感动”
新京报:出演春常让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梦晗:起初,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他们“春常、春常”的叫我,让我有点小开心。后来就有点不堪压力,他们总要和你合影,个人生活有点受影响。波斯语的称赞也让人有点接受不了,他们会说,“春常说话像夜莺一样”,肉麻麻的。
新京报:春常在电视剧中的经历和你的真实生活有重合吗?
张梦晗:我在伊朗生活的一些趣事也被设计到春常身上。比如,伊朗人对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特别好奇。有一次我在一场会展做翻译,中午吃饭的时候,围了几层当地人来看我们用筷子吃饭。剧中,春常和丈夫一家人就被设计了一场去中餐馆吃饭的戏。
新京报:当地观众怎么评价剧中的中国姑娘?
张梦晗:看评论都是好话,没有批评。我并不认为我演得多好,这是伊朗人的民族性格,他们喜欢赞美和夸奖别人。当你知道他们的习惯时,你就不会太相信他们真的是在夸你演得好了。
伊朗人很注重礼仪和素养,全国受教育的程度是80%。人们即使不喜欢,也不会在网上谩骂。这点比中国观众更宽容。
新京报: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个中国人演的角色?
张梦晗:一个剧迷在街上流着泪告诉我,“春常”让她过了个幸福的年。2014年,第三季播出时,伊朗处于西方世界经济制裁的第三年,货币已经大贬值,失业的人很多,当地人生活艰难。春常的出现让很多伊朗人觉得,一个外国人,用波斯语,波斯文化,出演了他们的电视剧,这让他们感动,也让很多伊朗观众重拾起一些文化自信。
“室内的伊朗女性令人害羞”
新京报:6年前,你去伊朗前,对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想象?到达德黑兰后想法有什么变化?
张梦晗:和很多人一样,没去之前,觉得那里是个战乱国家,有穿着黑袍的女警,是个好战民族。到了德黑兰,发现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善。波斯语中,中国的发音有点像“秦”。他们会对我这个“秦”人说,“来,到我家去,我给你做饭吃。”他们的热情非常实在。
新京报:在德黑兰,最让你意外的印象是什么?
张梦晗:最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对知识的重视。德黑兰大学门前的革命街,我叫它“书街”,不夸张地说,在这条街上,你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的书籍,他们对知识的包容度很强。
伊朗的老街上,随处可见咖啡书吧,地方不大,但有咖啡的地方就有书籍。对于德黑兰人来说,“没知识、没教养、没文化”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他们对有学历的人非常尊重,从你读博士的第一天起,这个学位就和你的名字挂钩了。出演电视剧前,菜市场里的人都叫我博士女士。在中国,女博士可能就和书呆子画等号了。
新京报:“沙漠”、“黑袍裹身的女性”,你怎么看待一些人对伊朗的这些标签化认识?
张梦晗:伊朗的女性变化挺大,我刚去的时候,女人的服饰都是黑、灰、深蓝色系的罩袍。几年前,伊朗有一场服饰革命,衣服颜色和样式都丰富起来,现在的伊朗,戴头巾的女孩比上海的姑娘穿得都时尚。
当然,女性服饰仍然在政府的宗教规定范围之内,比如上衣必须遮盖臀部,不能穿短袖、短裤。
新京报:穿黑罩袍的伊朗女性常被别人误解保守封闭、地位低下,真实的伊朗女性什么样?
张梦晗:我身边的伊朗年轻女性很开放,在室内的聚会,她们衣着清凉,性感程度有时都让我不好意思,但只要出门,一定会重新穿上长裙、长袍,戴上头巾。在伊朗,年长的女性思想意识往往比年轻人更开放和成熟,因为她们经历过伊朗70年代的政治改革。在伊朗,女性的政治地位比较低,比如不能从政,工作机会较少。但是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很高,因为她们教育子女,因此受到尊重。
“在伊朗规则不如诚信重要”
新京报:中伊在历史上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在你看来伊朗和中国在文化上有什么相同的?
张梦晗:做事讲感情,这一点上两国人很像。和伊朗人做生意,要先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信任你,就会和你做买卖,在伊朗,规则不如诚信重要。说话做事喜欢引经据典,两国也很像,伊朗也是有古老文化的国家,也有很多成语、谚语,说话的时候和中国人一样,不时说个成语。
新京报:你身边的伊朗朋友,对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张梦晗:大部分人不了解中国,也有点标签化的认识,比如他们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就会说“你们制造的东西一用就坏”。
他们会问“你们中国有电视塔吗?有雪山吗?”甚至有时还问“中国一年有四季吗?”这样可笑的问题。
比起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对中国女性比较好奇。因为在波斯语的诗句里,经常会有形容“中国美人”的词汇。他们叫中国人的眼睛是“巴旦杏眼”,觉得杏核般的眼睛最漂亮。
新京报:去年,伊朗导演阿巴斯来中国时,你受邀作为他的翻译,今后会选择当演员吗?
张梦晗:不会,我不是专业演员,演戏和我学波斯语一样,需要一个字母一个单词地积累。再者,在伊朗当演员很辛苦,尤其是女性,禁忌要求比演技看得还重。我拍《首都》时,剧中有一场戏是我来伊朗见我的未婚夫,我说见面时可以拥抱一下,全剧组的都说“不行不行”。但在伊朗的电视塔放孔明灯的那场戏播出后,当地的街上开始卖中国的孔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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