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明星学术造假的“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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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才妃 韩天琪 见习记者 许悦

“明星学霸”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近期引起舆论持续关注。舆论重压之下，翟天临对其错误反省、道歉，表示愿意配合调查，并申请退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相关工作；北京大学对翟天临作退站处理，对相关合作导师作出停止招募博士后的处理；2月19日，北京电影学院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取消其导师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和南大“404”事件中的梁莹一样，翟天临事件揭开的是中国学术圈的一大隐痛——天下文章一大抄，而在文体界这样一个特殊的圈子里，则更像网友揶揄的，“摘了一个瓜，牵出一片瓜田”。面对明星学术不端，除了指责，我们更需认真厘清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解锁”明星学术不端背后的“三重门”。为此，本报专访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尹兆华。

学历门：追求高学历用处几何

如今，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提升自身素质、竞争力的必经之路，明星们也不例外。

越来越多的明星选择攻读更高学位，以高学历包装自己，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然而究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拥有真功夫就很难预料了。此次翟天临事件就为我们敲响警钟，让人不禁思考究竟还有多少翟天临混迹高等学府？还有多少人视高等教育和学术为儿戏？明星究竟该不该追求高学历？

明星在高校镀金高学历，对明星自身发展有用吗？

别敦荣：对于明星追求高学历的行为，总体上我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在今天这样的学历社会中，学历、学位是社会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共性要求，追求高学历本身无可厚非。在我看来，明星只要有知识基础和强烈的学习愿望，他要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当然，这里我所指的明星更多的是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则不太相同，他们的教育有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制度。

对于明星自身来讲，攻读高层次的学位对其职业发展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丰富其职业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提高其所在职业的整体水平。

程方平：从研究生培养目标来看，硕士训练是打研究基础，博士阶段则是用硕士阶段培养的基础进行真正的学术训练，旨在完成对研究领域学术有贡献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往往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是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不管从事什么专业和职业，即便读了博士不从事研究工作，经过这种训练对开阔思维、拓展眼界也大有助益。

但如果把这种“有用”理解成贴标签，这就与研究生培养的根本目标相背离了。现在很多人为了功利目的读博士，不排除某些明星在高校读博士“镀金”也是为了“贴标签”。博士的“标签”之所以“有用”还在于我们在人才评价方面过于看重学历。

尹兆华：明星也需要学习。大学集中最好的教育资源，对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日后长期发展大有裨益。但是，通过高学历加持明星的光环，制造学霸人设，这就是对高学历的利用，不过是掩耳盗铃。人们评价明星，主要还是看其是否有好作品和精湛的演技，而不会因为“博士后”这一标签将其归为好演员。因此，在我看来，制造学霸人设，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明星搞学术，也要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把表演当作一门学问去探索、研究，之后的学术成就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

明星学生宽进宽出，是否与教育公平相背离？应该怎样对待？

别敦荣：教育的公平、公正主要体现在入学、培养、毕业这几大环节上。是否背离教育公平，关键在于高校是否严格执行了招生、培养、毕业等几个环节的要求。

首先高校应该树立权威性，真正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不论明星在社会上受到多少人的追捧，进入校门，他们的身份就是学生，应该接受学校的管理，达到学业的标准，遵守学校的规定。高校不应该自降身份，特殊对待，甚至放松要求。当一所高校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已经不能称之为高等学府了。这样的高校可以称作“学店”。

程方平：让明星学生宽进宽出是有违教育公平原则、有违人才培养规律的。明星学生因其社会影响力对学校和社会有示范效应，如果明星投机取巧，普通学生也效仿，久而久之学术风气就被破坏了。

有观点认为由于举国体制，我们的很多运动员从小没有接受完整的全日制教育，尤其对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应该给予读大学的机会。这种教育补偿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以背离教育公平和摧毁学术规则为代价。

对待明星学生进大学深造，首先建议其选择与自己所从事领域相近的专业。从事文艺工作的学文艺，从事体育的学体育，这样在实践上还有优势。如果专业跨度太大，而明星学生在该专业的基础太差，“放水”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其次，明星学生招进来后可根据其自身情况设置个性化课程和培养方案，授课教师和明星学生本人都要多下功夫。目前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年限一般是三年，但允许延长，现在有些学校可以延长到8年。时间的延长已经等于给研究上比较吃力的学生机会了，所以没必要放水。不能让学术标准不达标的人毕业，学术标准是最终的标准。

尹兆华：真正的公平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基础不同，因材施教。

一些明星、运动员读大学，初心还是希望学习真本领。但针对不同的群体还是要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体育明星从小训练艰苦，因训练耽误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却要求他们和普通学生的标准完全一致，可能也不是很公平。

高校一般会针对这一特殊群体设计不同的培养方案、毕业要求，这些要求要通过一定程序获得大家认可，要求确定后就要遵守。如果高校把这些明星学生当“混文凭”的情况对待，“送”给他们一个毕业证书，也是没有价值的。表面的“学霸”人设只会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已。

制度门：高校真的守规矩吗

翟天临论文抄袭，博士学位是如何获得的？怎么能被北京大学MBA博士后录用？引发了公众不小的争议。事实上，高校对于明星学生的录取以及准予毕业，多年来一直让公众们“看不懂”。如早年间，台球神童丁俊晖曾发表读书无用论，却被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三所大学哄抢。那么，面对明星学生，高校真的严守学术标准了吗？

明星学生报考、录取是否存在合规性问题？

别敦荣：主要还是靠学校政策把关。这里就不得不区分一下体育明星和其他明星了。体育明星是在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而影视明星很早就已市场化。体育明星为国争光，是为国家荣誉做出了贡献的人。他们在运动队期间和退役后求学，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照顾，无可厚非。影视明星则不同，他们应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考试，达到标准后入学。

不论是对体育明星还是影视明星，在招生时与普通学生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特殊之处。共同之处是都要达到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要求，特殊之处是要考虑到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的特长和优势，所以会存在特殊的招生选拔条件和政策。

程方平：重点在于规则制定的过程。看是由学校集体讨论通过的，还是由某些个人自主决定的。如果高校确实需要某些明星带来一定的正面效益，可以经过集体讨论，从全校整体角度出发，经过严肃综合地考量，在不会对学校的学术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录取。如果只是由少数人决定，就有可能对报考和录取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产生影响，背后也许会隐藏着学术腐败问题。

尹兆华：翟天临只是个别现象。他申请的是北大MBA博士后，就得按照MBA的标准录取。高校录取研究生、博士后，一般是基于他某方面学术兴趣或现有学术成果做出的录取决定，并不会因为他的明星身份而忽视了合规性。

一些明星学生在读期间拍戏、比赛、论文抄袭，却能安然毕业，制度是否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

别敦荣：在培养过程中，明星学生出现论文抄袭等不良现象依然安然毕业，是学校管理出了问题。

高校应该因材施教，不论古今都是共同原则。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育要求和教育方式。比如，体育明星求学中要打比赛，教学该如何进行？这就需要高校制定相应的教育要求，实施特殊的教育培养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要求，甚至纵容学术不端的出现。高校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该严格要求的地方绝对不能够放松。

尹兆华：这就涉及怎么看待“网开一面”的问题了。在我看来，高校应该针对不同群体因材施教。对于从事表演、体育竞技的明星学生，要求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在实验室里待若干小时，做实验、写论文，可能就不叫因材施教，也不符合教育的现实和规律。要根据专业特点、学生特点设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并给予他们不同的毕业标准。

但这并不等于放松要求。允许明星学生去拍戏或参加比赛，但是他的毕业论文要达到一定水平，或者要求他拍出达到符合毕业要求的作品。也就是说，要允许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毕业要求，但毕业要求这把“尺子”不能因为明星身份而改变。现在每所高校都有这把“尺子”，每个专业也都有人才培养的方案和管理办法。我相信像翟天临这样的事例只是个案。

文化门：高教文化生态如何建

当前，随着内涵式发展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高校对于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也在日益加深。于是，“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也常常成为高校对文体明星敞开大门的重要理由。然而，在包罗万象的高校文化生态建设中，所谓“明星”的加入，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明星读大学，对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改进是否有用？

别敦荣：明星读大学给高等教育文化生态带来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不可一概而论。

从高等教育发展来讲，明星读大学，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社会并不要求很多行业从业人员攻读大学学位。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要接受硕士、博士学历等更高层次教育，这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职业水平提高的功能表现。所以，影视明星攻读博士、硕士学位，对于高等教育和其所从事的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程方平：我国高等教育文化生态方面的现状表现为，高校人文艺术教育方面的熏陶和教育仍存在缺失，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相对较弱。

目前的社会现状是文艺体育明星炒得太热，其影响力、号召力和知名度太高，在很多方面就有可能拥有特权。如果凭其明星身份在读大学、拿学位等方面“放水”，不但对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改进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有可能腐蚀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有计划地合理招收文艺和体育特长生、课程安排中增加人文艺术通识课程、建设优秀人文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师资队伍等，都可以起到改进高校文化生态的作用，没有必要完全依靠明星。

尹兆华：在我看来，明星读大学对高等教育文化生态没有改进作用。明星选择读大学，虽然他在某个方面有特长，但对高校而言他只是一名普通学生。学校不会因为其明星的身份就给他特殊待遇。

因为明星在年轻人中的号召作用，学校也希望用明星的光环引导学生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比如邀请明星参加文体活动，希望用他们的名气带动学生更多关注公益活动，但并不会依靠这些明星博眼球、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等。我觉得在对待明星的问题上，高校还是很理智的。

《中国科学报》 (2019-02-2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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