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永不落幕的明星原文摘录

发布时间：2025-05-1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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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永不落幕的明星》的原文摘录

按热度排序按页码排序这种短暂性——不愿被束缚在某一个地方或位置——是摇滚文化的主要特点。摇滚诞生于主流之中，是在独特的一代人的情感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一代人依靠的，是一个消费者受管制的社会所提供的舒适与特权，但同时他们又被这种管制所束缚。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摇滚文化是对管制型社会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超越的尝试，其手段是接纳那些日常财富与特权之外的符号：摇滚把日常生活之外、建构其他音乐和声音的场所纷纷据为已有。这些声音及其所标志的地点彰显了摇滚文化中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但这些声音却是由丧失日常生活的人们发出的，他们生存在那个形成摇滚、日日重复的世俗社会的特权空间之外，然后，通过占据日常生活构成之外，乃至日常生活所缺失的真实形象与声音，摇滚开始攻击，或至少试图去超越它自身所在的日常生活，以及它自身的可能性条件。从这个角度出发，《像一块滚石》——强调丢弃上等学校的虚饰，被迫“流浪街头”来换取自由——会被认为是典型的摇滚歌曲，绝非巧合（在2004年《滚石》杂志的民调中，这首歌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歌）。为了破坏主流社会的日常生活，摇滚文化给其圈内成员定了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然面，与民谣复兴一样，这种计划注定会走向失败因为它没有考虑身在其中的环境因素：“它理所当然地把日常生活的奢侈与特权当作可能性条件，去对抗日常生活的庸俗;它也未能阐明毁灭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条件。” 由于没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足以取代自身特权场所的政治替代品，摇滚文化只是通过对不稳定性、短暂性和不安全性的宣扬，来破坏它日常的生活节奏。”流动性优先于稳定性……空间优先于场所” (查看原文) 明星是商品。明星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个体可以变成产品。虽说明星不同于手提包之类的商品，但他们也促成了商品的形成，“他们既是劳动力，又是劳动的产物”。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明星总是参与到明星身份的创造和维持中，也就不言自明了——明星是其自身宣传的一部分。明星在创造其明星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部分解释了为何对明星来说，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区别。然而，这也表明，所有企图逃离名声的尝试，注定会归于无果的循环，而逃离名声的欲望，则会成为名声本身的一个中心元素。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葛丽泰・嘉宝渴望能独身而居。 (查看原文) 明星是商品。明星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个体可以变成产品。虽说明星不同于手提包之类的商品，但他们也促成了商品的形成，“他们既是劳动力，又是劳动的产物”。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明星总是参与到明星身份的创造和维持中，也就不言自明了——明星是其自身宣传的一部分。明星在创造其明星地位中所扮演的角色，部分解释了为何对明星来说，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区别。然而，这也表明，所有企图逃离名声的尝试，注定会归于无果的循环，而逃离名声的欲望，则会成为名声本身的一个中心元素。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葛丽泰・嘉宝渴望能独身而居。 (查看原文) 与此同时，某一明星形象一旦出现（超出狭窄的社交圈，如当地音乐领域），便不再受控于这个明星了。明星身上包含的意义不是由明星或经纪人编造出来的，而是由听众建立起来的。明星也可以努力自我塑造形象，去拍“严肃的”电影，发行民谣专辑，接受特定杂志的采访，但最终，决定明星形象含义的仍然是大众。“严格来说，名人塑造的公共面孔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因为只有当得到大众的肯定时，这面孔具有可信性。 (查看原文) 对包括民谣歌曲在内的民间文化怀有兴趣，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基于工业化的影响和日常生活的合理化，艺术家们将目光投向民间文化，寻找在黑暗的撒旦磨坊之前即已存在的，更为鲜活的人文主义。因此，“民间文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前现代时期，并没有“民间文化”这一标签），而且一直都是通过特定的社会视角一从一个更为崇高的社会或文化角度去向下观看一来呈现和包装的。这未必是指以轻视或批判的方式“向下观看”，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以一种十九世纪中产阶级对待未受教育者的家长作风式的态度，去看待民间文化（尽管在美国，这实为一种母性主义的态度）。然而，这对如何理解“民谣音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1900 年左右，剑桥毕业生塞西尔·夏普在英国领导了一场民谣复兴运动，他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将导致民间文化的消亡。为防止民谣的消失，夏普承担起了记录民谣歌曲的工作。但是，夏普没有去深究“民谣”唱的是什么，而是对这个项目中哪些歌曲可以被称为“民谣”，给出了明确定义：除去一切来自城市的歌曲，除去来自工厂工人和音乐厅的歌曲。这样一来，民谣显然只包括人们实际歌唱的一小部分歌曲，更重要的是，夏普这种死板的规定，导致了对“民谣歌曲”的盲目迷恋（客观化），俨然使它成了一件人工制品。“民谣歌曲”不再富有生命力，不再是进行时动态文化的一部分，而是成了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一些高等文化背景的人力图将通俗文化拾至新的高度，使其足以与传统高雅文化相媲美。1938 年，在纽约的高雅文化殿堂一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约翰·哈蒙德的“从灵歌到摇摆乐”演唱会，使这一进程发展到顶峰。诸如哈蒙德与艾伦·洛马克斯等致力于宣扬民间文化的人，都是品行高尚（和政治激进）的代表，但民间进程会从“冻结”走向“文化”，只是他们付出努力后一个不幸的副产品。即使民谣复兴运动者竭尽全力“重申”民谣音乐的工人阶级血统仍难以推翻对“民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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