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尼斯创始人性侵丑闻落槌：长达六十余年的性侵潜规则

日本舆论场上延烧数月的喜多川性加害丑闻终于得到“官方”确认。

2023年8月29日，日本娱乐公司杰尼斯事务所，罕见地正面回应盘桓在其创始人喜多川身上数年的性侵疑云。公司官网上，杰尼斯事务所发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余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定，杰尼斯前社长喜多川存在性侵问题。

2023年8月29日，杰尼斯事务所官网公开调查报告书，认定其创始人强尼喜多川确实长期发生性侵他人的行为。调查此事的特别小组敦促杰尼斯娱乐第一任社长藤岛景子辞职。（视觉中国/图）

2023年3月，自BBC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播出起，便陆续有现在或曾经的娱乐圈人士，对喜多川提出性侵害指控。4月12日，现年27岁的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考安召开记者会，公开指控2012年至2016年期间，曾遭喜多川性侵害二十次，并称自己至少知道其他三名受害者。

7月，时年78岁的演员服部吉次（日本知名作曲家服部良一次子）向日媒透露，约七十年前，自己还是小学生时，曾遭喜多川多次性加害。喜多川当时与服部家族交往密切，侵害多发生在喜多川在服部家留宿时。“（喜多川假借按摩为由头）双手先是移到了肩膀上，然后又移到了全身，不知不觉间，已经伸进了裤子里……”服部吉次这样描述第一次侵害发生的过程。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即陆续有前杰尼斯艺人在公开出版物中讲述被侵害细节。

1989年，北公次在日记出版物《光GENJIへ》中声称，曾受喜多川所迫，长期与其发生性关系。1996年，前SHADW成员平本淳出版《关于杰尼斯的一切 少年爱之书（ジャニーズのすべて　少年愛の館少）》，记录自己在杰尼斯的五年练习生生活，书中提到曾遭喜多川性侵的艺人。一年后，丰川诞发表自传《一个人的旅程，前杰尼斯偶像丰川诞半生记（ひとりぼっちの旅立ち―元ジャニーズ・アイドル 豊川誕半生記）》，揭露自己和喜多川曾发生性关系。

喜多川性侵害事件最早作为公共事件被媒体披露是1999年。日本《周刊文春》连续十四周发文，详细记录十二位曾经目睹或遭受喜多川性侵受害者的经历。丑闻爆出后，不少西方媒体跟进报道。《卫报》曾撰文称，这位花费三十七年，建筑起日本最大娱乐公司的掌舵手，“正站在一个可能使他的帝国倒台的丑闻中心”。

但此后二十余年，日本社会和媒体却对喜多川的性丑闻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纽约时报》当年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娱乐记者的说法代表着噤声媒体的典型顾虑：“如果你是电视台，不听从杰尼斯的意愿，那么所有当红明星都将退出你的节目，你的综艺节目将无法接受任何明星采访，你的收视率将直线下降，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出版物。”

二十三年过去，喜多川的“帝国”依旧坚固，几乎垄断着日本男偶像生产的渠道。2019年，喜多川去世，一百五十余名偶像艺人参加了他的追思会。纪录片《猎食者》的出镜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路采，询问他们对喜多川的印象，一个典型的回答是：“他是神。”

2019年7月10日，日本东京户外大屏幕上播出喜多川去世的消息。但此后四年多时间里，其性侵事实仍未得到杰尼斯事务所确认。（视觉中国/图）

2023年8月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在经过问询调查后，召开发布会表示：“遭受性剥削和性虐待的人可能涉及事务所的数百名艺人。”

2023年5月26日，杰尼斯事务所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防止复发特别小组”（以下简称特别小组），由律师林真琴、精神科医生飞鸟井望以及临床心理师斋藤梓三人领衔的团队，对41名相关人士做了相关调查，其中有23人为受害者。三个月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显示：自1950年代前半期至2010年代中期，喜多川的性侵害从未止歇。受害者大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遭遇性加害，最小的时年仅13岁。

娱乐大亨的性侵丑闻

多年来，喜多川实施性侵害，遵循着某种“程式”。通常情况下，他会钻进受害者的被窝，起初以按摩为由，之后再进一步实施口交、肛交等侵犯性行为。第二天，根据“做的事情不同”，喜多川会给Jr（注：练习生）一笔钱，一万、三万或五万日元不等。

纪录片《猎食者》的出镜记者莫宾·阿扎尔（Mobeen Azhar）采访的一位受害者面对镜头回忆，在完成只有喜多川一个面试官的试镜后一周，他第一次去上课。当晚，他去了喜多川被称为“合宿所”的高级公寓。在一群Jr面前，喜多川对他说，去洗澡吧。

他和喜多川一起进了一间有电视和游戏机的浴室。喜多川给浴缸放满水，要求他将上衣脱掉，随后脱掉了他的裤子、内裤和袜子。喜多川穿着衣服，“像对待人偶娃娃那样”给他洗身子。

从浴室里出来，大家似乎都知道发生了什么。Jr们对他说：“你的梦想全毁了。”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早已成年的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晚，喜多川看着电视，以按摩为由，像摸玩偶一样，摸他“摸到了凌晨”。

第二次被叫去的晚上，喜多川则做了“更超过的事”。“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因为不喜欢而退出，他们都在默默忍受，喜多川是宿舍里唯一的成年人，所以在那里也没有人可以商量。”这位受害者说。

1999年，类似侵害细节在《周刊文春》发布的系列报道中得到披露。这是近二十多年来，为数不多正面强攻该事件的媒体。文章发出后，杰尼斯公司很快以侵犯喜多川名誉权为由，将其告上法院。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杰尼斯胜诉。《周刊文春》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

在东京高等法院，《周刊文春》系列报道中的两位受访者出庭作证，遭受侵害时，两人都还是初中生。证人审讯以非公开方式进行。不过，2002年，日本月刊《噂の真相》报道了证词细节。作为证人的受害者A透露，侵害发生当晚，因工作太晚，没有电车，A和其他少年一起住在合宿所（Jr们的集体宿舍）。“我在合宿所睡觉的时候，喜多川走到我身边，开始按摩我的脚。有点讨厌”，之后“渐渐升级（为性行为）”。

诉讼阶段，喜多川曾经辩称，二十多年前，自己因手术而丧失了性功能，并不能对少年施行淫乱行为。东京高等法院查阅喜多川提供的诊断书后，并未支持这一说法。四个月后，东京高等法院认定性侵事实存在，判决《周刊文春》胜诉。杰尼斯选择上诉，但被最高法驳回。

2023年4月12日，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Kauan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称他在青少年时期曾被杰尼斯事务所原社长喜多川性侵。（视觉中国/图）

事实上，这并非喜多川首次被诉性侵男孩。早在1960年代，新艺能学院院长名和太郎就因经济纠纷，将喜多川诉至法院。他指控喜多川对学院的十五名男生实施性侵。

案件审理阶段，四人团体“杰尼斯”成员中谷良曾作为证人出庭。在法庭上，面对质询，中谷良等人未确认性侵害的发生。但在1989年出版的《杰尼斯的逆袭》中，中谷良透露，自己在法庭上作了伪证。在书中，中谷详细记载了第一次和喜多川的性接触，那时，他只有11岁。

独裁的掌舵者

喜多川1931年出生于美国，1952年回到日本，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工作。1960年代，喜多川结识了一批棒球少年，组建了四人团体“杰尼斯”。在新艺能学院，喜多川一边让少年们接受歌舞训练，一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杰尼斯事务所”。

杰尼斯事务所缔造了日本养成系男偶像制度。每年，杰尼斯会招募约两百位练习生，他们的年纪大多在8岁到15岁之间，由喜多川亲自把关、筛选。这些新入社的练习生被称为Jr（Johnny’s junior）。随后，Jr们会接受培训，在前辈们的演唱会上担任伴舞，参加专为他们打造的综艺节目，展现歌舞等各方面能力。

这套成熟的造星体系，自1980年代起为日本娱乐圈输送了大量男性偶像：光GENJI、SMAP、岚、木村拓哉、赤西仁、山下智久等引领潮流的人气明星皆出自他手。也因此，喜多川荣膺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制作了最多演唱会的人”“培养了最多金榜冠军歌手的人”“制作了最多金榜冠军热曲的人”。

但与此同时，某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在选拔中固定了下来。造星工序呈现为金字塔状，喜多川无疑占据最高位，掌握着练习生们出道的生杀大权。

纪录片《猎食者》中，杰尼斯事务所里的喜多川画像。（资料图/图）

在Jr群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受到喜多川的性加害，就会受到优待。如果拒绝，就会受到冷遇。”Jr们置身于一种畸形的出道规则中，他们被洗脑“接受性侵害是理所当然的通过仪式”“上高中的时候，性加害就会停止，所以就忍着吧”，而说出被性加害的真相，则一定会被“炒鱿鱼”。

站在演艺界的门口，男孩们首先接触的是它混乱不堪的一面。多位遭受性加害的男孩尚未有过性经验，遭遇性加害后的漫长时间里，一些人对性表现出恐惧、不安，对和同性的身体接触过敏，甚至“在心里的某个地方认为自己是肮脏的存在”。

“从杰尼斯事务所退所后，被问到喜多川性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坦白说，自己可能会被当成变态，有这样的想法很痛苦。另外，把过去的性侵害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回忆起来也非常痛苦。因此，对于自己过去的性侵害，我尽量不去想。”一位受害者对特别小组说。

因此，有受害者表现出另一种创伤反应，他认为特别小组在“多管闲事”。“杰尼斯的事，是在自己心中盖上盖子结束的过去。”这位受害者说，每次看到相关新闻，心里都会闪回当时的状况，心情变得不好。特别小组是在把自己好不容易盖好的往事重新翻出来。

“性虐待的加害者会驯服孩子，并对孩子说：‘只要听话，就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如果不听话或告诉别人，就不会有好事发生。’让孩子这样想，就好像是孩子出于自由意志接受了性加害一样，这是惯用的手段。”特别小组在报告中写道。

纪录片真的让日本社会警醒了

如此恶性的青少年性侵事件在经过媒体曝光、法院事实认定后，喜多川却并未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和舆论审判。

日本律师穗积刚曾分析过原因。在2017年之前，日本法律对强奸罪的描述，并不包含同性，且强奸罪在当时为“亲告罪”而非“公诉罪”。“如东京高等法院判决所言，对于只有十几岁的被害人而言，他们出于认知、恐惧等各种原因，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父母，更何况向警方提出控告呢？因而，喜多川长期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行为，却几乎没有人提出控告，警方也无从启动调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1999年，中村龙太郎参与了喜多川性侵丑闻揭露报道，他原本确信那些爆料会毁掉喜多川的职业生涯，并且让音乐产业更加健康、良性。但现实令他沮丧。“我联系了我的各种媒体朋友和同事，请他们跟进我们的故事，”中村在接受ABC采访时说，“我告诉他们应该处理严重的人权问题，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在文章《日本媒体为何“无视”BBC对喜多川性虐待问题的关注》中，中村龙太郎不无悲观地说：“自1999年以来，我一直对日本媒体感到绝望。”

一位《朝日新闻》记者撰文分析了日媒集体沉默的原因。“在终身雇用制度下，日本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更像是受薪工人，而不是记者。记过系统比绩效系统更普遍。上班族记者的主要目标不是冒险和抛出独家新闻，而是按照上级的意愿完美地完成日常工作。”

另一个原因是记者报道领域垂直划分较细。“《朝日新闻》有两千名记者，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国际新闻、地方新闻、科学等部门。不打扰各部门内其他记者区是基本原则。在娱乐领域，除了杰尼斯的负责人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人采访和撰写有关杰尼斯的文章。”他说。

“当我们开始制作这部影片时，（日本）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不要麻烦了——没有人会跟你们说话’。但自从这部纪录片的新闻在日本爆出后，它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一大堆人联系我说‘我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可以和你谈谈’。”阿扎尔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这将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我确实认为这种变化过程正在非常、非常缓慢地发生。”

在前述中村龙太郎的文章中，他曾悲观预估，“这个BBC（纪录片）在日本不太可能被广泛报道”。但幸运的是，恰恰是这部纪录片，让一些受害者愿意站出来讲述受害经历。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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