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54：在60多年前，我们如何看待电影演员的“劳动”？

发布时间：2024-12-08 18:41

文 / 赵丽瑾

新中国建立之初，电影演员通过表演工农兵英雄，获得表演声誉但不凸显个人成就，为观众认同但不以票房为价值判断，愉悦观众精神情感但以教育为根本责任，他们是“十七年”电影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最生动的文化表征符号。“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演员主要由解放区文艺战士、国统区明星和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培养的新生代演员构成。

新中国“22大明星”的构成正是“十七年”电影演员构成状况的缩影：崔嵬、张平、于蓝、陈强、田华、于洋、谢添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曾在延安解放区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以舞台表演参与革命宣传；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孙道临等在国统区有银幕表演的经历，不少是进步文艺的代表人物、旧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明星；而庞学勤、王心刚、金迪、王晓棠、谢芳、李亚林、张园、祝希娟等青年演员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学校培养或从文工团选拔的新生代演员。

新中国电影演员和其他电影工作者一样，标举“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而劳动，新中国电影工作者成为区别于旧中国、好莱坞电影从业者和电影明星的最突出身份。

《大众电影》在1954年举办了笔谈会“怎样认识电影演员的劳动？怎样实现做电影演员的愿望？”召集读者、演员、导演参与笔谈，经编辑部组稿整理，可以看做是对新中国演员身份的一次阐释。《大众电影》组织这次笔谈，是因为编辑部“不断收到许多青年读者的来信，说明自己希望做电影演员或准备报考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要求《大众电影》编辑部给予帮助，“以便实现自己的愿望”。编辑部选择观众提问中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

可见，观众对电影演员存在的普遍的思想认识问题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并最终以笔谈形式公开讨论，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包括：“怎样认识电影演员的劳动”，想当演员的读者观众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编辑部希望通过讨论，“互相提高认识”，明确对新中国电影演员身份的正确认识。

笔谈时间在1954年，新中国电影事业经历了初期的探索，在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下开始进入规范化生产制片阶段。此时，一方面已经完成了对好莱坞电影和旧社会消极电影的清除，并在1952年第一次文艺整风运动中正式开始对电影演员“去明星化”的思想改造，当然有必要重塑新中国电影演员的形象和规范；另一方面，随着新中国发行放映网络的建立，观众数量迅速增加，电影和演员表演的独特魅力培育、激发了观众想成为演员的愿望，“明星梦”换了一种说法重新在观众心中蠢蠢欲动。那么，阐释新中国电影演员的身份性质，抑制个人名利欲望，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注意到的问题。由此，《大众电影》1954年第9、11、12、13、14、15期连续对此展开讨论。

参加讨论的观众、读者，大都对演员职业表现出高度的热爱，对正在从事的工作不满意。一位读者曾经给东影厂及演员田华写信，认为“做一个电影演员，在银幕上经常和观众见面，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因此做梦都想当演员。他们将想做演员的愿望解释为“做演员也是为祖国服务，并可以使我发挥更大的效力”。不过部分读者反省式的自我剖析了另一种认识和“动机”。

一位读者描述自己在台上演戏听到观众席上的鼓掌声，便激动心弦，感觉做演员容易受人欢迎，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出现在银幕上，演的是个重要的“英雄人物”，到处受人欢迎、鼓掌，这有多好呀。读者羡慕演员职业“多么光彩”，“但是这样的想法，却是自己一样不肯承认的”，因为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和‘风头主义’的思想”，还有的读者“想到群众对他们的爱时，就想到自己也可以出一出‘风头’，演好了戏，群众还会称我明星，报刊也会登上我的照片”，越想越带劲，就一心想做演员了。

追逐名利的“私欲”有其基于人类本性欲求发生存在的解释，而服务国家人民的“功德”也不乏出自本真的理想抱负，但是在“十七年”文化和政治语境中，“私欲”不简单是人性，而是阶级性，是被批判被否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必须克服和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电影演员的工作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工作一样的“劳动”，北京演员剧团演员组组长桑夫首先就提出要“正确认识演员的劳动”。因为“电影演员的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

首先，要具备的是政治修养。因为人民演员不仅要通过艺术实践正确反映现实生活，还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新中国电影演员是艺术形象创造的劳动者和人民精神情感的教育者，而不是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从业者，桑夫因此以“严肃”描述电影演员的工作。为此，演员自己必须先受教育，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断地提高政治修养，以正确认识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的思想。政治修养是“人民向他们的要求，人民为他们规定的标准”。

其次，要具备集体主义品质。人民演员“都应当具有高尚的集体主义的品质及一个健全的革命工作者的作风”，所谓“健全的革命工作者”，是以“工人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品质、作风作为自己的品质、作风”，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人民演员，才是“属于人民”并且“为人民服务”的，也才能完成“通过自己的创造来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因而新中国演员必须彻底改造资产阶级品质和作风。

同时，集体主义精神也是资本主义电影演员和社会主义电影演员的本质区别之一。无论已经成为演员还是抱着成为演员的愿望，都要听国家的安排。“在旧社会里，电影演员算一种‘自由职业者’（即有一部分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但在我们社会里，没有这种‘自由职业者’”。就是说，新中国电影演员是国家建设事业中的螺丝钉，自己并没有选择的权力，一切服从国家分配，而这一切都有社会制度和体制的约束和保障。

再次，关于演员必备的艺术修养，实际上是在政治框架之内的，演员只能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不断以艰巨的劳动和实践提高表演。以上的描述清晰区分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演员、电影工作者与资产阶级电影明星的区别，新中国电影演员应当有这样的决心和志向：“不计较一切的个人名、利、得、失，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克服一切的困难。”新中国电影演员以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彻底否定和摒弃为基本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如果抱着为‘个人成名’的目的来做电影演员工作，也不会得到成功，因为任何工作都必须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决不能把演员工作当做“轻松的、容易‘出头’的工作”。

演员田华也参与了这次讨论，田华因表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几乎一夜成名，收获了颇多观众的喜爱与好评，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几年在观众中最具知名度的新中国演员，因而也是《大众电影》读者来信特别关注的演员，面对读者对演员工作的向往，她说演员只有“真正在广大人民中起到了教育作用，提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帮助人们摆脱了旧社会所遗留给他们的影响和毒害”，在对祖国有一定贡献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荣誉，劝解想做演员的读者“不应首先考虑到做演员如何光荣，如何容易得到荣誉”。

而演员黄宗英作为国统区昔日明星则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因为在旧社会过早辍学，在新社会缺少劳动知识的困窘遭遇，而新中国演员“都在工作中，在业余时间，艰苦地加倍努力的在学习，充实自己”。因为新中国演员的劳动，“要有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术”，和“一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热诚”。

北京演员剧团演员组组长桑夫直接告诫读者，要“打破对‘明星’的幻想”。他严厉批判“明星”：“过去在旧社会里会有不少青年被它诱惑”，“明星”的照片成为廉价的商品，“明星”的一言一动都使得好奇的人在寻味欣赏，“明星”的服装成为时装的标准；制片厂的老板也把“明星”作为他赚钱的唯一招牌，因此使好多青年在脑子里做着“明星梦”，这个可怕的“梦”，直到解放后才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击破。但是它还时隐时现的出现在有些青年朋友中间，因此我们必须清除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人民电影事业的演员不是“明星制”，也不是像过去的所谓“电影皇后”或者“电影皇帝”……演员的艺术是集体创作的艺术，我们是以集体创作的精神，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所谓“明星”是旧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畸形状态。旧社会“在黑暗中为争取光明自由勇敢斗争”的演员，“从不把自己看做是什么‘明星’，而是把自己的工作当做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赵丽瑾著《表演、体制、观众：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电影明星》，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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