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公益之怪现状:从“诈捐”到“炒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明星参与到慈善公益活动中来。明星们的善举义行，为无助之人带来希望，为向善行善树立了榜样。但由于种种原因，明星们的慈善公益行为，也经常引来“沽名钓誉”的责难和“借机敛财”的猜疑——

充满喧嚣与骚动的网络语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有人狂欢热捧，就有人横眉冷对，有人交口赞誉，就有人竞相批评。而刚刚起步的明星公益事业，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领域。

每天的娱乐新闻板块，似乎都少不了各路明星助力慈善的消息，名目繁多的公益活动，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无不洋溢着一片大爱无疆的气氛。然而，赞赏之外，社会上也出现了“沽名钓誉”的责难和“借机敛财”的猜疑，网民的口水仗更为此打得不可开交。

这不禁让人困惑：中国的明星公益，究竟是怎么了？

明星公益之“怪现状”

谈起公益和慈善，国人并不陌生，但要说文体明星成规模地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新世纪以来成立的明星慈善组织，就包括了壹基金、阳光文化基金、嫣然天使基金、韩红爱心慈善基金、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等如今业内赫赫有名的“旗帜”。

尽管高擎道德标杆，但这些公益慈善组织的成长，却并不如众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明星公益机构遍地开花之际，关于明星参与慈善与公益的负面新闻却接踵而至。2012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财务报表被爆“48亿元巨款下落不明”，矛头直指成龙慈善基金会；2013年，由李连杰发起、长年活跃于赈灾前线的壹基金，遭受“挪用汶川善款”的诘问；2014年，旨在救助唇腭裂儿童的嫣然天使基金，被举报“至少7000万元善款下落不明”，也让创建人李亚鹏伤透脑筋。而此前，早有章子怡、杨幂等遭遇“诈捐”风波，以及姚晨、陈坤等身陷“炒作”丑闻，质疑与呛声齐飞，讥嘲与爆料不断。方兴未艾的明星慈善，就这样蒙上了阴影。

面对来自全社会的声讨浪潮，聚光灯下的明星们也怀抱一肚子苦水。伴随每一次爆料的几乎都是当事人的极力否认，以及“做好事却被侮辱”的叫屈。更多旁观的圈内明星，则对慈善一事变得更加谨慎，乃至置身事外。

相比于成立自己的公益组织，一些“有心出力”的明星选择了低调行事。为躲开媒体耳目，他们或与有公益热情的个人合作，或直接回归到原始的行善方式。一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他所接触过的明星：“他们既怕被说是作秀，也不想陷入一些难以预料的复杂环境。”有明星更是表示：“你让我出钱就行了，别让我接受采访。”公益之现状如是，实在不能不令人反思：何处是出路？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不妨来看看国外的明星们是如何从事公益事业，并自持“清白之身”的。

美国应当是世界上明星参与慈善事业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从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到乐坛天后玛利亚·凯莉，从饰演“阿甘”的老明星汤姆·汉克斯到“90后”小明星贾斯汀·比伯，几乎都以不同方式投身于公益慈善。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可谓演艺圈里的慈善家。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她和丈夫不仅热衷于捐钱捐物，还收养了来自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越南的多名孤儿，为妇女和儿童争取权益。然而，这位充满时尚气息的著名女星，却甚少遭遇“作秀”“圈钱”的质疑——究其原因，还是同背后成熟的慈善机制不无关联。

好莱坞明星从事慈善，往往离不开“术业有专攻”的专业团队支持，譬如传奇女星芭芭拉·史翠珊，就仰赖于美国慈善顾问的领军人物玛格丽·塔班金为其从事公益出谋划策。塔班金有一句名言：“明星们知道，打理慈善投资要像打理金融投资一样。”此言一语道破现代慈善事业“科学化管理”与“企业化运作”的本质。这也是慈善资金得以高效利用并实现可控的重要保障。

与高度市场化的管理机制相配套的是更加透明健全的监督机制。按相关规定，美国慈善组织的日常管理费应低于总费用的3%，所以当简·方达、奥普拉·温弗瑞等人的基金会暴露出运营费过高的问题时，都曾饱受质疑。而相比公共组织，政府对于透明度较低的个人基金会，会施加更严格的法律监管和审计，并辅之以民间组织的评估报告和强大的舆论监督。因此，很少有慈善机构敢在账面上“造次”，存在丑闻的可能性也就被大大降低了。

除美国外，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实现了慈善机构资金流向的透明化，管理者的权力受到明确限定，而英国甚至由王储兼任红十字会的会长，用国家形象为公信力买单，足见其对慈善管理的重视。

以人之长 补己之短

回到我国的公益场。面对尚不规范的明星慈善行业，我们不惮为其把把脉，希望“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甚至开出几服发汗去疴的“猛药”来。

首先，慈善观念要实现“现代化”。不少坐拥巨资的明星对慈善的理解，还停留在“散尽千金”“扶危济贫”的阶段。然而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想法难免有些过时。

现代慈善事业，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管理者须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经营基金会，这也是保证社会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的必然趋势。因此，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以及咨询机构的出现，既是慈善活动重回正轨的需要，也是将诚惶诚恐的明星们从“行善不力”的泥潭里解脱出来的不二法门。

其次，现代化的公益和慈善观念，要求这些热衷公益的明星们将“炒作”的惯性替换为“宣传”的合法性，而且宣传的目标自然是慈善组织或公益活动本身，而非明星个人。有人也许会说，借公益活动扩大自身影响力，这样“双赢”的结果何乐而不为？“双赢”自然不错，但我们可曾常常见到在商标附近签字盖戳的老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宗旨性的问题。明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公益事业站台，着眼于反馈社会，这才是业界的健康生态。

再者，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没有监管的市场必然会陷入混乱与无序，缺乏监督的公益事业也难免遭遇此前的“怪现状”。

2015年两会期间，慈善事业法开始被提上了日程——在依法治国的时代浪潮之下，公益慈善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正是首要保障，亦是民心所向。此外，政府监管、行业监管和民间评估的多管齐下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四方监督、八面来风，更有利于驱散“阴影”，形成“健康透明”的公益之心。

此外，作为“生民之耳目”“社会之喉舌”的媒体，在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也应努力做到宽容与鼓励。毕竟，公益不代表义务，慈善也绝非强制，对这些有心回馈社会的名人群体进行道德绑架，不仅无助于慈善事业往前发展，反而会让旁观者心寒。允许人性的小瑕疵，用更加开阔的眼光来审视其整体社会效益，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理性监督——唯有如此，明星公益之路才能一扫阴霾，走上“阳光普照”的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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