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娛樂時代,明星形象經不起過度透支
原標題:互聯網娛樂時代,明星形象經不起過度透支
在真人秀中耍寶,在社交網絡上吐槽,在直播中賣萌……
當觀眾習慣這樣的“人物設定”后,演員還能再撐起嚴肅的角色嗎?
在這個互聯網新媒體的文娛時代,明星的形象塑造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除了亮相於傳統的舞台、影視作品之外,明星們還在真人秀中耍寶、逗趣,在社交網絡上吐槽、晒照,全新的展示方式正不斷撬動、修正著大眾對他們的形象認知。當明星日漸從作品的“角色”中脫離出來,這對於明星自身、對於作品、對於演藝生態來說,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本期百家圓桌,以國產電影 《空天獵》 為案例,聚焦這個話題。
一一一編者
■ 對話嘉賓:厲震林
上海戲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許雲澤
文藝評論人、編劇
採 訪:錢好
本報記者
記者:由李晨、范冰冰主演的電影《空天獵》盡管跟《戰狼2》題材相似,但票房和口碑卻遠遠沒有達到預期,這其中主要是什麼原因?
許雲澤:《戰狼2》 打破票房紀錄后,看上去類型相似的《空天獵》就給觀眾帶來很大的想象空間。李晨之所以將自己導演處女作交給了這樣一部類型駕馭難度較大的電影,除了個人愛好使然,更多是在試圖去尋找電影類型層面的紅利。但李晨並沒有找到那把打開觀眾共鳴、帶來巨大觀影狂潮的鑰匙。觀眾帶著同樣的愛國情懷和觀影期待進入影院后,在解救同胞空戰大戲到來之前,已經被尷尬的表演和不接地氣的台詞狠狠沖擊,這樣的預期落差是造成口碑崩盤的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空天獵》 失敗帶給我們另一個警醒:藝人流量與現實票房數據的轉化難題仍然難解。李晨在熱門綜藝中本來累積了足夠的流量和資源,電影上映前半個月,他求婚范冰冰成功這一“大新聞”,在網絡空間話題熱度上對同檔期選手進行了碾壓,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上映之前。不僅如此,隨后范冰冰成為金雞獎最佳女演員,更是對自家的這部電影獻上高品質的流量助攻。任何片方遇到如此排山倒海的熱度與流量,做夢都會笑醒。
然而電影的表現卻與熱度大相徑庭:隨著開畫后口碑和上座率雙雙下降,前期的預期與熱度在失望中形成了反噬,讓電影走勢一路下跌,毫無翻身逆襲機會。一個鮮明對比是,前期熱度一直平庸的《羞羞的鐵拳》憑借強勢口碑形成的巨量討論,一夜逆襲成為話題之王。其實無論是電影本身話題、宣傳熱度、演員獎項、明星陣容等,《羞羞的鐵拳》都不是《空天獵》的對手。但電影產品的獨特在於,口碑與熱度二者都不可或缺,但最后定盤的永遠是口碑。李晨范冰冰不可能每次都將求婚結婚生子作為營銷宣發著力點,而開心麻花們隻需專心打磨產品,品牌效應和后期口碑會自動形成傳播。
孫佳山:《空天獵》的失敗,主要是受到李晨、范冰冰“人設”變動的直接影響。正是由於李晨、范冰冰在諸多真人秀綜藝節目當中,過度透支了自己的“人設”,所以盡管《空天獵》在文化娛樂工業化水平上已經達到了國產電影標杆的水准,在很多方面的表現都已可以媲美好萊塢大片﹔但李晨、范冰冰在當中的“角色”,依然不能令人充分信服,這不僅直接影響了票房,對於主旋律電影的生產、傳播,這同樣也是嚴肅的關鍵問題。
記者:兩位高人氣演員的參演反而拖了影片的“后腿”,這在以往是很難想象的。在當今這個互聯網時代,明星的形象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厲震林:在傳統的表演文化中,明星的生命見於舞台。舞台維系著明星的身份,也承接著觀眾的情感。登上舞台,從演員進入角色,從真實轉為虛幻,這是舞台的魅力,而這種魅力的產生則需要演員平日裡的苦功、后台的裝扮。最初觀眾對明星的認知是通過角色,因此,觀眾看到的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形象,是演員塑造的一個角色。
但是,明星的日益走紅促使媒體及觀眾對明星的關注從台上轉移到台下,從劇場內轉移到劇場外。隨著新興媒體的發展、社交網絡的興起,明星的神秘感逐漸消失。比如,在微博上開通私人賬號的明星通過與粉絲互動、轉發推送自己的生活瑣碎,將自己的日常與大眾分享,塑造親近感,以此與粉絲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贏得口碑,而這正是明星事業發展的籌碼。按照傳統的表演文化認知,明星的生活瑣碎都是觀眾看不到的“后台”,甚至也決不允許觀眾看到。因為“后台”代表了一種未完成的混亂、籌備中的無序,所以,“后台”往往是怕人看到的狀態。近幾年,電影界一個頗耐各種玩味的現象,就是電影明星“真人秀”的蔚為壯觀。“真人秀”節目不僅將處於“后台”狀態下的明星開放給觀眾看,而且夸張地放大了“后台”狀態。可以說,觀眾通過“真人秀”看到了更生活化的明星。
孫佳山:明星“人設”的出現是粉絲文化的產物,尤其是經過移動互聯網的媒介杠杆效應的撬動,其背后的海量粉絲的文化娛樂需求被最大程度地釋放。與這種偶像意義上的明星“人設”直接對應的,是傳統明星的“角色”,兩者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非常劇烈的時代性變遷。因為傳統明星的個人形象,基本上被限定在他們所出演的影視作品的“角色”中,在相當程度上,傳統明星的個人形象只是其“角色”的附屬品。而“人設”在某種意義上,顛倒了傳統明星的“角色”與個人形象之間的上下位關系,經過移動互聯網的新媒體浪潮的放大,“人設”已經高度日常化,明星的個人形象建構和塑造,已經逐漸超脫出傳統明星意義上的“角色”的限制,呈現出非常大的獨立性,也打破了傳統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
當然,這種“獨立性”受惠於移動互聯網的新媒體紅利。因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劇烈媒介迭代,當代明星的舞台已經由傳統的電影、電視劇拓展到了電視綜藝、網絡綜藝、網絡劇、網絡大電影,甚至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等眾多文娛門類當中,有了極大的進退、伸縮的余地,這也是“人設”能夠從“角色”中掙脫出來的最根本原因。今天的粉絲可以直接與明星通過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媒體實時互動,甚至直接參與到當代明星形象的建構和塑造的具體過程和細節中。
記者:當真人秀綜藝、網絡社交平台成為明星的重要舞台,這樣的改變會給文化娛樂生態造成怎樣的影響?
厲震林:毫無疑問,明星的“真人秀”現象以及泛真人秀現象,給表演文化生態帶來了或顯或隱的“微妙”影響。明星的“真人秀”,既秀“審美”,更秀“審丑”“審怪”。它不同於明星在電影和電視劇中的“審丑”“審怪”角色塑造,由於“真人秀”是“半真人”、“半角色”表演,“審丑”“審怪”也就與電影明星真人的智商和情商甚至人格狀態關聯,不同程度上也就容易“修正”或者“撬動”觀眾對於明星的情感以及形象認知,從而擴散到以后觀影選擇的態度。因此,電影明星在“真人秀”獲取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存在形象“損虧”的風險。
比如,觀眾喜愛黃渤電影中的角色多是幽默搞笑的形象,可是在《極限挑戰》節目中,為了達到更戲劇化的節目效果,節目組希望黃渤的“秀”更加突出一些,所以,觀眾看到黃渤在某一期完成節目組交代的快遞任務時“摔箱子”“罵臟話”。這雖然達到了節目組預期的效果,吸引觀眾眼球,引發網友熱議,但是,這一行為卻對黃渤的明星形象帶來損害。在另一檔綜藝節目《一年級·大學季》,佟大為遭遇了同樣的尷尬,為了節目的高收視率損害了自己多年苦心經營的明星形象。究其原因,首先,明星人格“商品化”是明星作為“消費的偶像”的必然,“真人秀”節目的最大賣點就是“真人”,而“真人”的看點是人性和人格。其次,“真人秀”這種節目形態給觀眾帶來的是“去角色”觀看,即觀眾觀看的就是黃渤本人、佟大為本人,觀看的是明星本人的喜怒哀樂,然而,真人秀節目的狡猾之處就在於以角色扮演騙取“去角色”觀看。
許多明星的“真人秀”節目都是日播欄目,“轟炸”似地與觀眾見面,“知名度”“洋溢”或者“飆升”到老幼皆知,但是,“曝光度”過高也會產生“逆反”心理,產生了“太熟”而無新鮮感的“溢出”效應,也會波及到觀眾對於明星以后影視作品的無吸引力或者無趣味性,審美缺乏距離,演員形象“透支”的問題或早或晚會出現。青年演員過多涉獵“鬧猛”的電視“真人秀”節目,在心態上容易“飄浮”起來,而影響到“心靜”地進入影視角色的咀嚼、體悟和創造,從而牽涉到表演的整體品質,甚至導致流於表層的喜劇風格的表演泛濫。
孫佳山:今年以來,從歌手薛之謙的婚姻丑聞,鹿晗、關曉彤談戀愛事件,以及《空天獵》票房不佳,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星形象、舞台發生改變所帶來的影響。歌手薛之謙除了唱歌之外,受到社會一定程度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其參與了幾檔頗受歡迎的真人秀綜藝節目,再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長期的形象塑造,使得其在並沒有太過成功的歌曲和影視作品的情況下,依然擁有了較好的“人設”形象。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一旦其實際生活與“人設”所呈現出現的形象相悖,自然就陷入到了新媒體上的口誅筆伐。同樣,鹿晗這些典型的偶像意義上的粉絲明星,有著不同於傳統高高在上的明星與追星族的被仰視 仰視關系,他們與其粉絲之間有著更為平等的互動關系﹔或者說,粉絲是建構和塑造他們形象的根本力量,這就是成千上萬的粉絲在聽聞鹿晗、關曉彤談戀愛消息之后拍案而起的原因所在———這在既往的任何認識結構中都得不到合理的闡釋。千萬不要小瞧這些海量粉絲的巨大能量,在這個年代能夠讓微博這種巨無霸互聯網公司服務器宕機的事件其實屈指可數,其效果甚至可以媲美一場黑客攻擊。
今天,從“角色”到“人設”,變遷中的影像倫理並不僅僅是一個電影、電視,或者文化娛樂工業的內部問題,這也是我們觀察今天社會發展趨向的一個有力切口。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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