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林玮,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视听传播艺术发展新年论坛演讲嘉宾。
相比于传统高雅“文艺”与通俗“娱乐”二分年代,“文娱”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成型意味着偏重个体的文艺“创作”和偏重产业的娱乐“生产”有了深度融合的空间。文艺不再曲高和寡,而力图通过大规模的传播,实现覆盖更多的人群;娱乐也不再只是寻求感官刺激,而要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公共形象承担舒缓情绪、化解压力,乃至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作用。就此而言,“文娱”进入了一个复杂生产的时代。
以下为林玮教授在本届新年论坛的主题发言:
一、复杂生产的三重语境
从目前来看,文娱领域中“复杂性”最为突出的形态类型是视听传播艺术。它有着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最为庞大的受众市场,同时也纠葛着技术、资本与意识形态的某种博弈关系。当前,作为行业的视听传播艺术创作和传播至少面临三重特殊的语境:
一是2012-2013年前后,以安卓智能操作系统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开始实现大规模商用。 特别是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移动互联网与智能互联网的融合可以几乎完整地记录下每一个端口的涉网行为,用户成了“行走的数据”。这在促使人与人之间形成网络化的交往状态,激活更为丰富的社交与消费场景的同时,也为“文娱”的复杂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覆盖技术。更不用说,一批随着移动互联网而成长起来“Z时代”(生于1995年之后)也正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学生涯。他们与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机成就了“文娱”的无孔不入。
二是2019-2021年前后,以新型冠病毒疫情全球流行而出现的隔离状态为典型的“宅”文化达到了顶峰。 以往讨论得并不充分的“孤单社会”“无缘社会”等话题,转化为在线直播、网红经济、流量明星等与视听传播艺术相关的“流媒体形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连院线电影都把首映放在了视频网站上,让智能互联技术的介入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三是2021-2022年前后,国家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对明星生态、平台生态和饭圈生态进行了“出重拳、拿硬招、见实效”的有效整治,使整个行业的风气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激励青年人为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文艺愈加彰显其社会影响力。
二、复杂生产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把屏幕变小”的做法在促使视听传播艺术加快传播与流动的同时,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埋下了变革的因子。人们开始越来越适应“流量”,带有审美接受意味的更注重场景与视听效果的“观众”则在减少。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剧了这一趋势。
从调研数据看,2019-2020年,全国28家重点影视传媒类上市公司中实现盈利的公司数量从11家下降至8家,总资产亏损数呈现逐年上升的状态。2018年,我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600亿元大关,但影院数量及观影人数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上映影片294部,较2019年下降46%;电视剧总量从2019年起同样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21年上半年备案剧为240部,比2020年同期的362部下降34%,与2019年同比下降44%。2021-2023年度持《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的机构从2019-2021年的73家骤减至41家。这给“文娱”生产带来了可以想见的危机:创作生产面临困难,而行业则趋于垄断。
就明星生态来说, 片酬过高、道德失范等问题都频频出现,导致的结果是部分影视公司因失德艺人而无法上映作品,坏账额度不断上升。而这就使得明星生态演变至整个产业生态,并进一步使产业本身失去了公信力。因此,制片方与平台方联手降低片酬,是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平台垄断问题,特别是要避免平台方借助分发渠道优势,将责任向制片方倾斜。后者将使制片方失去“文艺创作”的自由,转而成为迎合流量的精巧生产。譬如为了植入广告、吸引用户充值会员卡而更改剧情、替换演员,甚至出现不当言论等。
就平台生态来说, 以技术逻辑为核心很容易造成一方独大。
这至少会产生以下六种问题:一是算法分发导致“审美茧房”。与传播学上的“信息茧房”类似,算法分发下的文艺传播也存在“茧房”问题,视听传播艺术的丰富性很容易丧失在算法“加持”中。二是流量排布导致“明星依附”。平台有流量控制和节目编排权,明星开始从依附制片方的“上游”转向了依附平台方的“下游”。三是嵌入智媒导致“渠道受挤”。视频网站远比传统电视台早布局移动互联网,它飞快地吸引用户,导致传统电视台大受影响。四是介入创作以求迎合受众。从传统主要卖给电视台的版权剧转向主要卖给视频网站的版权剧,平台方对创作的直接介入越来越深。五是垄断发行以求利润最大化。平台以范围经济优势不断扩展,中小型企业(如宣发机构等)很难在产业中生存。六是通过话语权而控制整个文娱产业的基本生态。
三、复杂生产的未来走向
以“移动”为特征的智能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视听传播艺术的表现形态与接受可能,对一种艺术门类的丰富与迭代贡献了巨大的基础性力量。但是,过分强调技术逻辑,就可能造成平台方的话语权不断提高,而直接参与创作生产的制片方则逐渐失去话语权。近年来,网络自制剧和网络大电影从粗糙到日渐精致的广为流行,就反应了这一现象。
以视听传播艺术为代表,文娱领域的复杂性就在于四股力量的交织与博弈:意识形态、资本、技术和美学。而其中,最能发挥作用的是行政主管部门。文娱领域如果能够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图与明星生态结合起来,而且结合得天衣无缝,它一定会获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这要求主管部门在把握全程数据监测的基础上,指导生产者(制片方)深入展开调研,进行用户画像,利用区块链、云计算、智能写作、数据库、知识图谱等新技术更好地为创作服务,有效推进中国影视工业化和智能化水平。特别是把平台方的部分话语权有限度地转移到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制片公司手里,从而保证创作生产的艺术性(而非消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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