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儒家“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

王道，是儒家士子毕生追求的梦想与目标。

《尚书·洪范》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记载的，便是圣王治国时天下太平晏乐的景象。

在儒家看来，上古羲黄时代（伏羲黄帝）、尧舜禹及周文王、武王、周公治世时，天下便达到了“王道”的程度。

春秋时候，周王室日衰，天下礼崩乐坏，孔夫子起，其终生致力的最高目标，便是希望能够在世间重现王道。

当然，结果很明显，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王道”因其对治理者的要求很高而且慢成，愈发不被各国统治者所接受，并逐渐被相对速成的“霸道”、“霸术”所替代。

如春秋时候齐桓公、晋文公及后面战国各国的争雄，所用的皆是霸术，当然不只是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再往后推，“霸道”之学与用始终长盛不衰。

而透过历史的轨迹看，“王道”就好像似正派的内功心法，修炼保养起来很慢，可一旦完成了，就会连绵不绝、威力巨大，而且端正醇和，令人如沐春风，保持的时间也较长；“霸道”则似邪派的功夫，练成较快，但副作用与反作用力也大，使用者往往自身也会被反噬——天下人心逐渐被霸道思想陵替，今日之霸凌别人者，明日因失去力量往往又会被他人所霸凌，而为了维持力量，那么拥有霸权者就会不择手段。

那么二者更根本的区别在那里呢？

在阳明先生看来，所谓“王道”与“霸道”之分野，其最大区别其实是在于各自发心的起始如何。

“王道”的起始点是“仁心”；而“霸道”的起始点，则是功利之心。

为什么这样说？

如尧舜禹等圣王的治理，为什么可以达到王道的程度？其实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仁心”已修养体悟到位，其心境，已然便是百姓之心、是天下人之心。所以，他们在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的时候，如选才用人、各项制度的设立施行等，都会首先以天下及天下人为念，不会掺杂丝毫的个人私心在里面。

这样的成果就是所有事情处理起来都会非常得宜，很是恰到好处，那么自然人心悦服，百姓感叹。而且上行下效，流风所及，天下就是一片廓然大公、正气浩然的社会风尚，而人民，亦得以安居乐业，民风，则端正朴素。

而到了后世各国君主争天下的时候呢？出发点还是首先以百姓为念么？不是了，更多的是为了君主自身的权势、疆土与其功名欲，有时出于被动地报国恨家仇，但终究不再是为了什么天下人的幸福安乐。

其实就算是在本国内政治理的时候，能多为百姓惦念一些，已经算是当时的好君主了。

那么受风气影响，百姓之间也就会多狡诈且崇尚名利，为了名利则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机巧便日出。

王道霸道之别，就此分野，其实就是从那一颗初心的差异为起始点的。而由这个点为起始，日后的分野，其实也已然注定。

那么儒家最重要的任务，自然就是要正人心！在君主身上，则就是“格君心之非”。

如孟子见梁惠王，所以不厌其烦地为其巧说雄辩、循循善诱加以启发，目的无非是希望梁惠王能够保有住那一颗仁心并以此去治理国家，进而有可能的话，他还可以平治天下。

可梁惠王，终究如绝大多数君主一般，不愿意去践行这种“苦了”自己幸福天下人的“苦差事”。

孔夫子没后，后世儒家弟子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王道”的使命与理想，可王道终究没有再回来。说起来，是“王道”真的实现不了么？还是士子们本身没有再达到能够有力量推进王道的水平呢？

毕竟王道事业，首先诚非一时一代之功，它需要可能好几代人的前赴后继，连续传承推动才有可能实现；再次，推动必需要人，如果推动者本身的心尚未澄澈透明的话，那么王道又怎能指望着实现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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