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还原真实的父亲季羡林并不会使偶像倒掉——中新网

　　还原真实的季羡林并不会使偶像倒掉

　　——专访季羡林之子季承

　　在北京蓝旗营附近季承先生的家中，父亲季羡林的照片悬挂在客厅墙上最中央的位置，照片上的背景是傲然绽放的红梅。

　　季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与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有将近30年的合作。

　　在季羡林去世一周年前夕，季承著书《我和父亲季羡林》，并在博客中发表言论：“我一直不认识你们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在季承看来，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季羡林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阴谋的泥沼而难以自拔。

　　在世人眼里，季家是一个特殊的世纪家庭。但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却又分明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缩影——对亲情的淡漠与纠结，几乎是一个时代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子为父隐”的传统伦理道德角度上讲，季承没有资格说自己的父亲是人生的失败者。

　　季承此番著书，试图把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师还原到读者面前。关于父亲，关于这个家，关于自己，季承内心又有几多纠结呢？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走进季承家中，与他面对面对话。

　　我和父亲之间的感觉更像朋友，而不是亲人

　　记者：不为尊者讳，剖析自己的父亲，需要勇气，尤其是您的父亲季羡林先生是一个国宝级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则需要更大的勇气。您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那么，我想知道，您的父亲曾经给过您怎样的启发？您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季承：我说他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主要是指他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父亲朴实无华，爱国爱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学术上是很成功的，他非常勤奋刻苦，对于做学问很执著。此外，他为人本分，粗茶淡饭、棉布衣衫足矣，这些对于子女来说都是很好的榜样。

　　他一辈子不管不问家里的事情，在国外求学一待就是十几年，回来之后到北大教书只是往家里汇钱，对于教育儿女的事情从来也不操心。可以说，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援，父亲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学术成就。

　　记者：您出生才几个月，季羡林就远赴德国留学了，一别就是11年。父亲从小与你们没有过多的亲情。因此，我觉得您其实很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管自己，多给自己一些亲情。

　　季承：的确如此，我和父亲之间的感觉更像朋友，而不是亲人。当时，我们姐弟两个学习都很刻苦，对于我们的考学，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我当时还是期待父亲给一些意见，但他的为人风格不是如此。他说，你要自己判断，对与不对都自己负责。父亲从小过继在叔叔家，个人目标和兴趣都是自己定，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家人的指导。

　　记者：您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中大谈季老的家庭生活，对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文化老人来说，这固然重要，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真实得让人感到苦涩和悲怆。您怎么看“为尊者讳”这样的说法？

　　季承：父亲过继到叔叔家，当时和我的几个姨妈住在一起，母亲行三，但他对四姨荷姐感兴趣。娶了母亲之后，他在感情上并不认可，因此对家庭显得很冷漠。他的婚姻恋爱，直接导致了他一生以及我们整个家庭的状态。这是一切的“因”，不需要隐晦，即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不需要为此隐晦。我只是为试图理解季老的人们，提供一把钥匙。

　　很多人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血肉的季羡林，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真实的季老

　　记者：您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您这个细节也同样让我惊奇。作家老鬼同样也写过母亲杨沫，对亲情的淡漠，是不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特点？

　　季承：我的父亲季羡林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否能够代表那一代人，我也说不清楚。在他身上，有我无家，有学术情怀和爱国的大感情，但对亲人却很吝啬，甚至以流露个人感情为耻。在亲人面前，他把一个人所具有的丰富感情都隐藏起来了。我和姐姐与父亲见面以前，都要先合计一下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以谈论国际大事、国家的时政大局为主，不涉及家庭生活。

　　记者：在您之前，已经有几个研究者写过《季羡林传》，都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您看过吗？如何评价？

　　季承：很多人宁愿相信一个没有血肉的季羡林，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真实的季老。这是不好的习气造成的——以叙述虚假的人物为乐事。社会上对父亲季羡林的描写都缺少情感、婚姻、爱，没有欲望，很完美，这一切都阉割得很自然。好像我父亲除了学术以外就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孤零零的像个偶像，这样并不好。

　　记者：您对于写传记的标准是什么？

　　季承：不夸大，没有虚词。有十说八，而不是有八说十。我5年到10年之前就有写父亲这个想法，原来想叫《我们这一家》。

　　我不是怨妇，对父亲也没有什么仇恨

　　记者：1994年2月8日，你们父子俩发生了一次比较激烈的争吵，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后来季羡林与您长达13年的不来往，当时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是“花盘事件”。你们分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季承：深层次分手的原因是，我母亲当时生病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他在这个时期总觉得我对他不好，对我母亲好。当时他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说：“我妈是谁？她是你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尽管后来他为这话向我道了歉，但我觉得这是他的心里话。

　　记者：当时你的母亲从济南来京定居，是您主张并背着父亲把她接来的。实际上，您对母亲的感情的确是要更深一些吧？

　　季承：作为子女对于母亲，特别是儿子对于母亲的确感情上偏重一些。父亲出国，我从小和母亲一起长大，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情和父亲没有办法比。不过我大了以后理智了，不会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太明显。实际上，每次回家都和父亲说话说得多，但内心深处对母亲和叔祖母更近，对父亲有隔膜和距离。比如说父亲的书房是我们姐弟的禁区，不敢轻易进去，书也不敢轻易翻，除了叠被子，打扫卫生，他的东西没有人敢动。

　　记者：与父亲一别就是这么长时间，当您看父亲的要求被他身边看护人多次拒绝时，您有没有想过采取特殊的手段见到父亲？

　　季承：采取特殊办法闯到医院里去不是不可能，当时父亲正是在气头上，加上身边的人在不断挑拨，我怕事情会闹得很僵，强扭的瓜不甜。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他的想法变了。有人带话给我说：“他不是不见你，是怕你不见他。”当他得知，季承想见你，来了多次都被挡了回去时，明确表示，“我要让他来。”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您是用这样一本书了断和父亲的过节？

　　季承：我写书是因为对父亲的爱，希望公众能够真正理解父亲和我们家，并在理解后再去爱和尊敬，以求得更大的和谐。我不是怨妇，对父亲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也无怨无悔，我和他相处的最后那8个月早就和解。

　　我告诉大家一些真实情况，偶像是不会倒的

　　记者：有人说，您没有资格评论自己的父亲，并说他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

　　季承：不对，我当然有资格评论。因为我父亲不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评论的时候要讲真话，不能掩盖实事。我活到70多岁，自己的事业也很成功，现在不是靠这个要名气。

　　记者：我看到网上很多留言都是抨击您的，说得很尖锐。季羡林先生是偶像，但您发布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把这座完美的偶像给推倒了，公众不能接受。

　　季承：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公众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偶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这是不真实的。我告诉大家一些真实情况，偶像是不会倒的，尽管他有严重的人格缺陷和性格障碍，他的品格和学术成就依然值得人尊敬。他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和道德生活，求仁得仁，尽管压抑自己，创伤很大，但还是一个君子。

　　记者：季羡林先生临去世之前还在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为陕西一家民办高职院校专升本的问题呼吁。据我所知，他担任的社会职务特别多，对此您怎么看？

　　季承：我父亲在世时，身上有100多个名誉协会会长、理事长的头衔，他并不拒绝这些头衔，也享受某种虚荣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坏事。可在内心深处，他还真没有把这些头衔当回事。包括“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他也没当回事。我父亲是一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作家，他沐浴其间，很干净。

　　记者 桂杰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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