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朴正熙：日韩关系史上耐人寻味的故事

近期，日韩两国围绕着征用工赔偿问题严重交恶，或许在国人眼中，日韩两国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日韩两国经历过近三十年的邦交蜜月期。两国的经济交往也非常密切。笔者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永野慎一郎所著的《相互依存的日韩关系》系列文章（原文请点击此处）中选出朴正熙与三菱有关的若干章节，以揭开昔日这段历史的一角。

在20世纪60年代，对三菱商社发展贡献最大的人就是藤野忠次郎社长。在藤野忠次郎的业绩中，最辉煌的业绩是与韩国的交易。直到1965年韩日建交为止，三井物产在日韩贸易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几乎处于垄断状态。当时，由于对韩业务过于庞大，三井物产把当时的副社长安排在了韩国，但相比之下，三菱商社却在首尔办事处只设立了部门经理副手级别的办公室。

当时，日本三菱商事在对韩贸易中远远落后于其他日本综合商社。拯救三菱商社的是总经理藤野忠次郎时期。促成这一切的是藤野和朴正熙的会面。充当两个人的桥梁是永进兴产社长朴济郁。 1961年5月16日，朴齐郁当时还是负责跑政府新闻的报纸记者，刚好在那一天，以朴正熙为中心的一群韩国少壮派军官——准确说是韩国“皇道派”军官——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而朴齐郁就在这一天无意间结识了政变骨干之一，后来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在春，而这一次相遇改变了朴齐郁的命运。

此后，朴齐郁经常与金在春见面，向其提供有关政局的建议。为了促成朴正熙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和与美国总统肯尼迪举行会谈，朴齐郁向金在春提供了一个创意。朴齐郁与擅长英语的前首尔市报纸社长张基凤商量了一通，并构想了“用未经加密的普通电报向美国白宫发出关于举行韩美首脑会晤的邀约”的奇想。电文的内容是：当时美国当局怀疑朴正熙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因此特地声明“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并表示：尊重传统的韩美友好关系，韩美两国间一切悬案均通过与肯尼迪总统进行面谈来决定。该电文经朴正熙的裁决后，从邮局以明文电报发出。 接到电报10天后，美国白宫发出了给朴正熙的回信。7月27日，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正式宣布支持朴正熙军事政权。朴正熙总统在9月12日收到了肯尼迪总统签发的正式访美邀请。朴正熙访问了美国，并于同年11月14日与肯尼迪总统举行了会谈。通过此事，金在春和朴齐郁巩固了朴正熙的信任。 朴齐郁得知，朴正熙为了从日本拿到赔款启动经济建设，急于实现韩日建交。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只要在韩日经济合作中掌握主导权，就可以自由利用朴正熙。朴齐郁推荐前韩国银行总裁裴义焕出任韩日会谈代表兼驻日代表部大使。裴大使上任后，朴齐郁也造访了东京，并通过裴大使的关系接触三菱商事，但三菱商事反应冷淡。朴齐郁选择三菱集团的理由是：三菱集团在政治经济上与韩日腐败势力的勾结相对较少（译者注：这里指大右翼儿玉誉士夫和韩国军界的某些人），而且在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比其他公司落后一些，因此，朴齐郁认为三菱集团在韩国市场不动则已，一旦有动作，必然是全力以赴。 朴齐郁最初拜访三菱商事的时候，三菱商事来了招欲擒故纵，一开始只安排负责基本业务的科长接待朴齐郁。第二次就安排了常务董事出面招待。三菱有意地测试了一下朴齐郁与朴正熙之间的信赖关系。在确认了朴齐郁确实深受朴正熙信任之后，时任三菱商事社长庄清彦与朴齐郁进行了面谈。裴义焕大使列席会议，当时在三菱商事担任常务的藤野忠次郎也陪同出席。在这里,三菱商事事实上敲定了全力以赴投入对韩经济合作的方针。 1964年7月，三菱商社和三菱重工业向韩国派出代表团，再次确认了朴正熙的意志和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姿态。当时，三菱方面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希望以朴正熙总统本人作为直接谈判对象，并请求朴正熙总统接见即将升任下一届社长的藤野忠次郎先生。

朴总统于1965年2月与三菱商社副社长藤野忠次郎进行了面谈。对于朴正熙而言,现代化路线需要资金、技术、经验。藤野忠次郎也急需做出判断：韩国的最高实权者朴正熙是否值得信赖,韩国是否值得三菱商事大举投资?对两人来说，这次见面乃是“历史性的相遇”。藤野说：“抵达金浦后，我发现整个韩国在夜间一片漆黑。如果不能让国家变得明亮，就不能给韩国国民带来希望”，并表示“作为访问韩国的企业代表，我对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统治那段不堪岁月表示歉意”，并阐明了对日本三菱集团的对韩经济合作方针。“三菱集团计划在建交以后立即投入韩日经济合作。希望为韩国实现经济开发5年计划和重工业立国做出贡献。在进军韩国的过程中,三菱将不惜一切协助韩国培养经济建设人才和本土企业。另外，我们三菱集团承诺将每年在韩国营业额的20%投资于韩国的经济建设。”

二、三菱商事与朴正熙的谈判——诚恳、自信、嫉贪如仇的朴正熙

朝鮮戦争が起きた後、米国の余剰農産物で食いつないでいます。けれども政治家は争ってばかりで、北韓の脅威も未だ存在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わが国は現在金もなく、市場もなく、何もありません。実際に暗澹としています。藤野さんのように清廉かつ経綸の高い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ご指導くださるとありがたいです（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老百姓只能靠美国的剩余粮食来填饱肚子。而政客们只顾彼此争斗，北方依然虎视眈眈。但是，我们国家现在一没资金，二没市场，两手空空。实际上前景很黯淡。像藤野先生这样既清廉又有经验的人能来指导我，我非常感谢。） 日本の陸士に在学していた時分、三菱重工業を訪問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こで造られていた軍艦と潜水艦を見て感動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れで三菱をお呼びしたので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我曾访问过三菱重工业公司，亲眼见到在那里建造的军舰和潜水艇，我为之感动。所以才请了三菱过来）。 　

尊重韩国“以反共为国是”的立场，三菱将来与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时，必定先征求朴正熙总统的允许。

三菱商事不与三八线北方做生意。

三菱集团以朴总统为直接对话对象。

这个承诺，至少在藤野率领三菱集团时得到了完全落实。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三菱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藤野如约会见朴正熙，请求谅解，并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朴正熙“不愿与新中国为敌”的口信。

朴正熙一挽起衬衫的袖子，展开地图，用手指在上面画线，“首先韩国必须得把高速公路建成，希望三菱能够参加。社会间接资本也很重要，必须尽快使国家的夜晚变得明亮。我希望三菱能够参加发电事业。”

这第一次见面处处体现着朴正熙的野心和执著，以及藤野的博学和体谅。双方一聊就超过了一个半小时。朴总统与外宾的面谈时间长到这种程度实属罕见。同席的朴济郁说“两人好像完全互相吸引了。藤野被朴总统的近代化国家战略和信念所感动，朴总统被藤野的大胆和深思熟虑的提议所感动。两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很投缘。”

三菱方面承诺以朴总统为直接对话的对象，韩国方面则指定三菱商事为三菱集团所有企业开展韩国业务的统一对话窗口，且对话对象仅限于藤野忠次郎社长一人。至此，朴正熙——藤野对话渠道开始启动。以此为契机，三菱集团积极参与了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合作。每到岁末年初，藤野就会像惯例一样前往首尔，与朴总统就国际局势和经济政策等交换意见。

1966年5月，担任三菱商事社长的藤野先生开始全力开发韩国。以与朴总统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不仅出动了三菱商事自己，还集结了三菱重工业、三菱电机、三菱银行等三菱系企业,站在了日韩经济合作的前线。三菱系企业把对韩国的业务窗口统一设置在三菱商事，三菱商事掌握了集团的主导权，藤野也因此成为了三菱集团的领袖。 直到1965年6月签署《韩日请求权协定》之前，三菱集团已经超越早一步打进韩国的三井集团，几乎垄断了韩国市场。藤野在任期间,三菱在韩国参与的代表性事业有：大韩造船公社扩建工程、新进汽车制造公司技术合作项目、三菱银行首尔分行正式成立，电梯制造技术合作，唐人里发电站建设项目、双龙水泥工厂建设项目、京仁铁路（首尔—仁川）电气化改造工程、首尔地铁工程、出口工业园区建设事业、浦项综合钢铁厂建设项目和纤维工业项目等。 1967年，三菱银行首尔分行获得了日本各城市银行中第一个在韩国开业的许可。虽然日本各银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与朴总统拥有深厚关系的三菱银行单独取得了胜利。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向韩国政府递交了要求批准富士银行首尔分行的照会。富士银行行长岩佐还是佐藤首相的亲戚，如果日本首相亲自拜托，韩国政府按照惯例是应该接受的，但即使无视惯例，也意味着三菱集团的管道非常坚固。朴正熙让中央情报部长调查日本银行事前进行了怎样的贿赂。中央情报部了解到，富士银行、第一银行、三井银行等大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向特定政客行贿。只有三菱银行没有向政客行贿，所以只有三菱银行拿到了开业许可。

1967年6月，在三菱银行首尔分行开设分行的同时，三菱集团4个社长团拜访了访韩的朴正熙总统。5月3日的总统选举，6月8日的国会议员选举一结束，对于朴正熙来说就是再次当选总统，重新开始经济开发的时期。 三菱银行行长田实涉，三菱商事社长藤野忠次郎，三菱重工业社长河野文彦，大久保镰三菱电机社长等4位三菱系企业破例集体出访外国。这是三菱集团重视韩国交易的体现，也是想珍惜与朴总统的联系的商业判断。另外，在总统选举中，据说三菱方面帮朴正熙竞选总部分摊了一些竞选经费。（译者注：在国际上，这属于正常的竞选筹款，不属于行贿，朴正熙本人在韩国素来以清廉节俭著称） 接到三菱集团社长团的访问后，朴总统心情很好，立即向三菱方面赠送了礼物。当时，韩国政府向三菱提出了支援建设岭东电气化铁路和岭东高速公路的要求。三菱方面也再次向朴总统承诺以最大诚意投入对韩经济合作。但是，岭东地铁项目的合同因政权内实力派的干扰而被定为欧洲竞标企业联合体。听到这个消息后，藤野非常吃惊，飞到首尔请求与朴总统面谈，但是没有见到。三菱商事内部也有人提出对藤野忠次郎问责。 对朴总统和藤野的关系破裂感到痛心的朴齐郁向秘书室长李厚洛要求与朴总统会面，条件是放弃岭东地铁事件。朴齐郁向总统建议将浦项制铁项目转向日本。

在总统的谅解下，事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8年2月9日，朴总统与藤野进行了会晤。当时，韩国政府围绕着浦项制铁项目正在与由美国资本主导、德国和日本资本参加的 KISA(韩国国际制铁项目贷款团)进行协商，但过程并不顺利。 朴正熙说:“藤野社长，希望日本方面能单独推进浦项制铁项目。日本和韩国同属文化圈，地理位置相近，在日本实施时，机械和原材料的运输也有利，在技术人员培训方面也有利。我们建一个工厂也完全没有经验。只要日本钢厂提供技术和经验支持，我就放心了。请藤野社长向日本钢铁厂的各位转达我的意志，表述越简洁越好。”藤野说：“原来如此。那么，我会把阁下的意志传达给日本，并将结果以信件的形式报告给您。” 回到日本的藤野为推进浦项制铁项目全力以赴。要求八幡制铁社长稻山嘉宽和富士制铁社长永野重雄两位钢铁业界巨头进行协助，并向日本政官界也展开了提供贷款的事前工作。

1968年4月，藤野向朴总统寄送亲笔信。内容是：“我与日本各界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度过了难关。向您表示祝贺。” 最终，美国主导的 KISA 贷款计划以失败告终，因此浦项制铁的建设将由日本政府贷款来单独推进。在藤野的努力下，这个项目由三菱商事负责，这不仅是经济利益的体现，也是三菱商事作为主承销商，在日本企业界扩大影响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藤野和朴总统共存之路。 三菱商事社史就韩国业务表示，“(昭和)40年代初期成功签订多数大规模合同后，后半期进入了交货时期。不仅指首尔地铁建设项目和浦项综合钢铁厂建设项目，还有为昭和49年(1974年)建成的饮料瓶工厂提供成套设备、为韩国引进用于食品公司的灌装机和洗瓶机，除此之外，还不断向韩国各肥料公司提供日本化肥。为了帮助当时缺乏外汇的韩国，我们公司也接受了包销韩国商品、以及把韩国工业品推销到第三国的政治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以三菱商事为首的三菱集团与韩国的关系，是基于朴总统和藤野的个人信赖关系，根据朴正熙的国家观和藤野的人性及企业家的先见性而维持的。其结果，说三菱为韩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不为过。另外，即使说是三菱，也充分利用了藤野和朴总统的特殊关系，对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是相互依存关系的成功例子。朴正熙与藤野一见如合，作为商谈对象，就经济建设问题参考了战后日本的经验。藤野先生作为朴正熙推进近代化政策的良好理解者，不仅坦诚地发表意见，还代表三菱集团进行了最有效的投资，为集团扩大业绩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相互合作，大家都在获益。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围绕韩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冲击下，朴正熙政权试图进行自主外交。其的动向触发了1972年7月4日在首尔和平壤同时发表的“韩朝共同宣言”。另外，随着日中关系的变化，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了三菱集团的四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三菱商社、三菱重工业、三菱电气、三菱银行)访问中国。 在三菱集团访华团出发之前，三菱商事社长藤野忠次郎飞往首尔与朴总统面谈，求得理解的同时，还提出“韩国需要与中国进行交往。中国虽然与朝鲜有同盟关系，但是也会关注韩国的经济发展。我会担任朴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使角色。”朴总统欣然接受了藤野的提议。 1973年4月访华的藤野忠次郎向周恩来介绍了朴正熙这个人物，并传达了口信。藤野每次访问中国时都会向中方传达朴正熙关于韩国问题的口信。1976年，公司总经理藤野忠次郎率领第二届三菱集团代表团来访。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式确立后，韩国的大企业，如三星集团，现代集团，大宇集团争先恐后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利用各种渠道私下活动，探索中韩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自称是朴正熙总统信使的藤野忠次郎为开通朴正熙-邓小平热线倾尽全力。藤野注意到阿尤布·汗政权的国防委员会委员，曾任国防部长或内务部长的阿布扎尔·拉芒·汗与邓小平关系密切，三菱集团就委任他为顾问。 深入参与其中的人是朴总统和三菱商社的中介人朴齐郁。根据朴齐郁的证言，1979年4月末，朴东熙和三菱商事相关人士访问巴基斯坦，向阿布扎尔·拉芒·汗表达韩国政府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态度。汗在访华期间转告中方，中方也是善意的回应。得到这个结果后，在当年7月作为进一步表态，两位向阿布扎尔·拉芒·汗先生又带来了朴正熙的进一步口信“希望最终争取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设热线，在此之前大家可以先开始做生意”。他同时提出，作为经济交流的第一项工作，韩方将无偿向中方提供5000吨化肥。此后，中方指定香港爱国报纸《大公报》时任社长费彝民先生作为中韩对话中方窗口。费彝民深受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信任。（原文写作费民、大公报写作太公报，疑似是笔误）。

当时韩国每年可以生产260万吨化肥、供过于求，而中国化肥短缺，需要从日本进口尿素和肥料。听到韩方愿意无偿提供5000吨尿素肥料，费彝民露出感动的表情。在费彝民的斡旋下，中方的进口窗口也确定了，最终的接收单位也确定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韩国政府秘密地准备好了尿素化肥的出口许可证，并做好了由携带第三国护照的中国船员搭乘第三国船舶进入韩国丽水港口，装载化肥出港的具体运输准备。 　

1979年10月初，朴齐郁和三菱商事负责人在香港与费彝民见面，并最终确认：费彝民下一次将通报有关设立首脑热线电话的最终决定的日期。费彝民表示中方有意让政府官员介入。朴齐郁递出化肥出口许可证后，被费彝民郑重拒绝。 　

两人回国是在10月17日。朴总统对报告中体现的访港结果表示满意。但9天之后，发生了朴正熙被亲信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的悲剧。虽然做好了开通邓朴热线的准备，但这一秘密协商因朴正熙的突然逝世而未能实现，项目以“梦幻计划”告终。如果该项目成功的话，韩中建交也许会更早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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