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明星慈善需要一颗虔诚的心

北京晚报：明星慈善需要一颗虔诚的心

上周，章子怡赴四川对外宣布，在戛纳电影节承诺为德阳残孤儿童福利项目提供的40万美元善款已全部筹齐，她希望“诈捐门”从此画上句号。某种意义上说，“诈捐门”对章子怡本人是坏事，但对整个社会却是好事，“诈捐门”让很多人看到明星慈善里混杂的种种不和谐之音，作秀、虚荣、不讲诚信、缺乏监督……生活离不开娱乐，但不能什么都娱乐，做慈善尤其需要一颗虔诚的心。

通过两家门户网站，章子怡大倒委屈，流下两行清泪，言语中也透出怨气，她说：“我并不是罪人”。在章子怡的描述中，诈捐门是一场“冤案”，她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却被外界“说三道四”，加诸太多莫须有的“罪名”，因为她坚信“白的永远不会被描述成黑的”，所以选择了默默承受。若说从这件事上得到的教训，那便是“以后对人多多少少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

我们愿意怀着最善良的心态，全盘接受章子怡的解释，但还是遗留一个重要问题，“冤案”起于何处？今后名人做慈善又该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呢？如果按章子怡总结的“教训”推导回去，她在这件事上的唯一失误是对别人过于信任，那么，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尽量避免以最善良的心态彼此信任，“诈捐门”这样的冤案便不会再发生。这，显然有些自相矛盾，毕竟，慈善公益事业的根本是建立在诚信之上的。

所以，仅以“冤案”来为“诈捐门”画上句号未免太过草率，这一事件于个人、于社会真正有意义的教训其实是：慈善公益事业中，操作方式的专业性应当被重视。章子怡及其工作团队正是因为在对慈善基金的操作环节中掉以轻心和不够专业才出现过失，触动了舆论质疑。一则，四川地震后，章子怡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100万元人民币，但其中16万元未按时到账，事后她的经纪人表示是其个人的工作疏漏。二则，章子怡在戛纳募集捐款并以个人名义创建慈善基金，但她本人显然没有参与基金管理，甚至对其运作情况一无所知，才会在遭到公众质疑时一再抛出漏洞百出的解释，而募捐对象口头承诺与实际支付存在较大缺口也是实情。在最后的解释里，章子怡更不应该因为这些钱款没有到位而在言语中对捐款人怀有怨气，试问，一个管理得如此混乱的慈善基金又怎么能赢得信任呢？

在操作层面上，慈善公益机构与明星合作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参与代言，为了扩展某一慈善项目的认知度和影响力邀明星担任慈善大使、爱心大使，参与部分推广活动；另外一种是设立以明星命名的慈善基金，这里明星就不仅仅是代言性质，而要参与到基金的管理中去，用个人信誉和影响力为担保募集到更多善款，并负责监督、审批、投放与反馈一系列环节，比如李连杰建立的“壹基金”，王菲、李亚鹏建立的“嫣然天使基金”等。因此，章子怡在戛纳以个人名义创立慈善基金募款，她和她的团队却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在操作层面上犯了严重失误，这才引发了“诈捐门”，也是现在最应引起关注和反思的。 本报记者 金力维

对话

杨童舒慈善净化心灵

在演艺圈里，杨童舒不是一呼百应的大明星，但她用自己不大的影响力默默从事慈善事业已近十年，每年坚持用半年时间投入其中。杨童舒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成立“舍予爱心基金”，下设“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舍予爱心基金”和“舍予爱心基金——教育基金”，为急需援助的贫困母婴和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送去拳拳爱心。舍予爱心基金的规模并不大，每年几十万的资金流动，但它贵在杨童舒一点一滴都尽心尽力，态度严谨，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从一个见穷人就给钱的好心人渐渐掌握了专业方法，体会到只有以理性做慈善才能令更多人受益。

记者：“舍予”基金是在什么情况下创立的，有个什么契机吗？

杨童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成为契机，说实话，什么时候建立的我都不太记得清了。过程大概是，我刚开始拍戏的那几年，会受邀参与到一些慈善公益活动中，看到很多贫困疾病心里就很难受， 开始是看人家穷就给人家钱，后来觉得这也不是办法，而且具体后面的落实性也不是很清楚，我的有些朋友捐款了，在反馈上也做得不够好。再后来就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创办“舍予爱心基金”，接着就涉及到基金管理，你要对你的每一分钱负责任。募集到善款统一打到扶贫基金会的账号中，但他们没有使用权，基金中每一笔钱的使用都需要我签字，所以每年我都会下去考察、审核需要资助的学校、特困生，过程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希望一次次会做得越来越好。

记者：身为明星，要想做好慈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童舒：时间，就是时间不够用。比如捐建一个学校，从考察选址到招标，再到给资助方的一些回馈与沟通，要用一年的时间追踪，事情比较繁琐，拍戏时忙碌起来，会觉得精力不够用。我自己还没能全身心地投入，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尽力做到什么程度。

记者：随着不断地积累经验，你觉得在做慈善公益事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童舒：陆陆续续做了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做慈善理性很重要，不要感情用事。2002年的时候我去过山东德州下面的一个贫困县，和几个朋友开车20个小时，拉了很多教学用品给当地的双特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双特生”，就是家庭特别贫苦但学习特别好的学生，当时我还是摄影爱好者，拍了不少照片，虽然辛苦但很激动，看人家穷就给人家钱，人家哭我也跟着哭。现在我不会再哭了，在慈善工作中不需要太多感性，感性并不能帮更多的人，只有理性之后才能侧重点更明确一些，不会浪费更多的资源和财力。

记者：做慈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能坚持十年如一日，动力是什么？

杨童舒：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我所经历的每一次慈善之旅，都让我心灵宁静如清水无痕。十年来，我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可能别人会觉得走得慢了点，“舍予”基金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每年都有项目在做。我有好多朋友说，早就听说你做这件事，但怎么一直动静不大，我说这就对了，我老老实实地做，做慈善又不是做什么企业，不需要着急做大做强。

美国明星从不敢开空头支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社会捐赠既非常鼓励，又严格管理。他们对企业家、明星和平民百姓的捐赠都很欢迎，并且给予年度减税的优惠。但是也正是用这样的手段，既优待好施乐捐的人们，也同时防止了有人钻法律的空子。美国政府对捐款的数额，具体接受方的合法性等等，都有详细要求，并对阴谋骗取退税的人，也给予包括罚款和监禁的处罚。

在西方，捐款事业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除了向社会和贫苦人们奉献爱心之外，还有宗教和团体的因素在内。这些捐赠必须用于帮助穷人、救灾治病、教育事业、科学研究等合法的公益事业，可以捐赠的项目可以是现款、汽车、衣物和日用品、艺术品，以至于土地和建筑物。接受这些捐赠的包括教会、红十字会、救世军、退伍和无家可归老兵协会、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和Goodwell组织等慈善机构。随意捐款不能接受退税优惠待遇。

在美国，不少大企业家和娱乐圈中的名人，都是捐赠大户。无论他们是每年定期捐赠还是在突发灾难之时出手，绝大多数以信守诺言为基准，认捐却钱财不到账的情况，极少见诸报章。而且，虽然人们都认为这些富人和大企业等“不差钱”，但是他们自己还是量力而行，因为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诈捐”如果被揭露出来，所造成的危害比不捐还要大，甚至可以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会使全社会怀疑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道德诚意，多年的形象和未来的颜面都可能毁于一旦。很少有人敢于为了出风头而开空头支票。

美国媒体对于明星人物慷慨解囊的善行，给予高度评价，每年都列出捐款最多的人物和企业名单，受捐的慈善机构和数目等，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捐款的透明性和可管理性。例如当今年1月12日海地发生了强烈地震后，到了1月16日，美国报纸已经发表到那个时段捐款最多的名人名单，其中有自行车之王兰斯·阿姆斯特朗(250000美元，下同)；桑德拉·布洛克(100万)；麦当娜(250000)，“老虎”伍兹(300万)；巴西性感名模吉赛尔·邦辰(150万)；安吉丽娜·朱莉和布莱德·皮特(100万)；乔治·克鲁尼(100万)；LadyGaGa(纽约义演全部收入)；奥普拉·温弗瑞(100万)等，他们也由此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和信任。

所以欧美等国家普遍有“以捐抵税”的传统。而美国国税局要求民众保存捐款的收据和文件作为保税证据，以实际金钱数额和捐出物品的市场公平价格为准，予以退税优惠。与此同时，正式的慈善机构要定期公开收入数额和财政报告，告诉政府和民众金钱的流向和使用，供税务部门监督和检查，避免捐款的糊涂账、个别人违规操作、贪污和乱用情况，保证款项能够及时到达需要帮助群体的手上。

政府用退税的方式，一方面鼓励人们对社会的关心，也对捐、收两方都作了监管和控制。所有收集民间捐款的基金会都要向政府注册登记为非盈利机构，而大慈善机构遇到金额未到账的情况，也不会非法替名人掩饰。只要了解这一运作过程，即使某些名人和企业想“诈捐”，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推出的免税计划上，也必须考虑周到和做到自律。在今年2月22日，美国政府推出的国民为海地地震捐款所作的免税新政策，不仅速度快，而且规定明确，很容易执行。例如，该新政要求捐助海地灾民的捐赠支票，只要在2月28日前寄出，其数额就可以加在2009年度的纳税报表中，提前获得免税额度，鼓励人们快速行动，以救燃眉之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思路。如果在此日之后的捐款，则可以放在2010年的减税中；如果要减税，那么捐赠必须是现金，不能是实物；必须提供的是向海地的捐款。在政府的78号特别法规中，列出了为海地服务的慈善机构和教会的名单，只要金钱捐到这些机构，就可以放心财产的去向；如果捐款超过250美元，就必须向国税局出示慈善机构开具的收据才可以免税。

这样快捷和准确的规定，让民众有章可循，事后也有利于政府监管，不至于有些人拿出了钱，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欺诈。而且即使有些名人表示他们不懂税法，他们所委托的会计和财务部门也无从推卸责任。王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