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之问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近20%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发展，对当代全人类的命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内容为陶然教授新著《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的总序内容，概述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模式，并对未来发展问题解决策略提出建设性的思考。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变化，尤其是过去40年的快速成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占全世界人口近20%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发展与否、业绩如何、可持续性怎样，对当代全人类的命运，尤其对广大欠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能否有效走出贫困，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过去70年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互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策略，也引发了非比寻常的跌宕起伏。

单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跳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捆绑，从一个绝大部分人只能获得最基本生存资料的赤贫国家，变成一个相当比例人口初步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变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学者，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不断就这些变化给出更通透、更本质的解释。

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并全面经历、直接见证和亲自体验中国转型发展整个过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具体而言，需要去认真理解如下问题：

70年前的中国从哪里出发？

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就可以很快启动？

转型发展第一阶段（改革起始到1990年代中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型发展第二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带来持续40年的高增长？

为什么经过40年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仍然是一个进行时？

中国经济体制在哪些主要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

我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回答好这些“实然”的问题，才能更扎实地去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向何处去，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到底有哪几种不同的可能前景，以及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避免其中不利的局面出现，并最终实现全面转型。

为此，我准备用三部著作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即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

人地之间

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名为《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因为在过去 25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定的、“重地不重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此模式下，地方政府不仅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土地作为超常规的财政增长 来源，并凭此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且也过于工具性地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发展产业、建设城市，却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本应作为发展目的本身的“人”。

由于忽视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广大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大部分人口流入城市的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举家迁移，更没有提供举家永久性迁移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定居条件，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因此，我将以过去大约 25 年这一时段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我国现有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及其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个模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城乡土地利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最终给出合理、可行的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及具体的政策组合。

虽然本书对现有中国经济增长及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全书的重点仍然是对我国现有城乡土地制度及现有体制局限性的分析，是如何在既有发展模式塑造的利益格局下有效启动城乡土地改革，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逐步扭转现有模式累积的各种扭曲，并最终推动环环相扣的渐进式改革。

读者将发现，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每个细分领域，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在既有政策框架基础上以逐步缓解现有矛盾、减少既有扭曲为目标的适度调整。既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激励相容”的联动改革逐步扭转现有土地制度引发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问题。

本书所提出的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不仅和通常看到的土地改革建议不同，也和近年各级政府推动的相关土地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有时也相当微妙的区别。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片开发”实施征地的门槛，政府征地补偿的模式及标准，以及农村土地整理、确权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走向，各类土地指标的空间转移及跨区交易，城市低效存量用地再开发，城中村、城边村及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等问题，本书都提出了与近年相关政策未必一致、甚至还充满张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当然不是刻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在研究基础上的自然政策推演，更是期望未来中国推动的城乡土地改革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实际上，本书不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城乡土地改革建议，还给出了为什么这些改革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值得去做的理由。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动这些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我国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的显著改善，也有助于中国从以“地”谋利的扭曲式城市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

之所以选择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就较快地从“实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走到“应然”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应然”问题，特别是城乡土地领域面临的挑战非常紧迫，无论是改革的方向错了，还是改革的突破口选不准，甚或是具体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当，都很容易引发社会经济的连锁效应，甚至还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最糟糕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果损失大半。

其次是因为，要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实然”问题，即中国经济如何走到了今天，不仅涉及对过去25年发展模式及其运行逻辑的研究，还涉及对过去40年乃至70年中国发展历程的整体评估。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要对苏联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还要对中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早期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要系统地审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相应阶段发展模式之间的异同。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将主要在第二、第三部中完成。

冀中农民举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大会（图源：新华社）

天人之际

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中，我将在对中苏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及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典型事实提供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该书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工业化模式的本质？中国式计划经济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相似和差别？现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文献强调中苏两国在劳动力禀赋、改革策略、集权程度等几个维度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相对于前 苏联更为平稳且相对成功的转型表现，这些文献是否具备足够的解释力？既有文献强调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但这些制度安排及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为什么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的经济改革中也尝试学习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相关经验，却没有取得相似的转型绩效？

我将提出，前苏联与中国的计划经济本质上都是以居民消费为代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军工最大化”来捍卫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模式。由于包括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在内的重工业部门，以重工为基础的军工部门主要是通过中央部委实施“条条”式管理，而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与农业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块块”式管理，所以此类发展模式都建立了“中央部委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尽管在苏联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一度有过将部分原用于军工生产的资源转移 并用于增加消费品生产的情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出现了从“条条”向“块块”的一定程度的转移，但总体来看此类调整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整体来看，此类发展战略造就了重工业和军工行业的强大利益集团，并带来了难以调整的既得利益格局。

全国统一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于1954年建立（图源：第一财经）

而为了缓解在“大炮”和“黄油”之间，或者说在“条条”和“块块”之间配置有限资源的矛盾，从1950年代起，苏联就开始推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与开发。特别是自1960年代之后，苏联实现了石油、天然气生产领域的重大突破，大幅度增加了来自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口的外汇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本国财政预算上的硬约束。这就让苏联可以在一边大量进口消费品、投入更多资源增加本国消费品，尤其是农业消费品生产的同时，还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加强苏联的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甚至还有条件调动更多的资源在国际上支持部分亚非拉国家与西方集团进行对抗。

但也恰恰是丰裕的能源出口让苏联在国际政治、军事斗争中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侵略性，导致美苏之间推动的“缓和政策”难以真正实现，甚至在美苏两霸之间，苏处于攻势，美处于守势，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给美国和中国同时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结果是1960年代后半期中苏进一步分裂后，美国有意愿拉拢中国，而在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联手美国，最终197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逐步化敌为友，根本扭转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态势，逐步改变了中苏两国各自面对的军事压力。结果是中苏两国在“条块体制”上 开始出现了早期看幅度未必那么明显、但事后被证明对两国经济转型意义非常重大的制度漂移。因此，1972年的中美关系缓和构成了中苏两国在其后推动市场化转型并出现转型道路与转型绩效重大差别的关键历史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了渐进的、但意义非常深远的制度漂移与分异，并为中国在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启动渐进式 的市场化转型奠定了体制性基础。换句话说，1972年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仅推动和稳固了1972年后中国推动的行政性分权，而且还导致中国无需再因军事压力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并为随后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不仅让中国可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提升了消费品需求，也为中国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增加农业、轻工业消费品的供给腾出了必要的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产能。

与中国恰恰相反，巨额的石油财富导致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集权化，或者说更为“条条化”，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之后，石油、天然气的大规模出口反而给苏联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的诅咒”：苏联因前期过度的军事支出与对外扩张而难以自拔，日益集权化的经济体制加上军事支出上的“尾大不掉”反而基本阻断了苏联顺利推动渐进式市场化转型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加大了苏联的军事和战略压力，中美关系的缓和让苏联在国际军事和政治的激烈博弈中难以自拔，锁定了国内原可转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大量资源。其结果是虽然80年代中期苏联的领导层不仅十分希望，而且也非常努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改革，却因受制于强大的重工及军工利益集团，难以实质性推动渐进的市场化转型并有效增加消费品生产。于是，苏联不得不启动政治改革以扫除改革的障碍，而改革失控并带来了1990年代初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为其后效果不彰的“休克疗法”打开了大门。

无食我黍

最后一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后到目前第二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逐步发展出了一个以投资驱动、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型经济体”，而且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从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城乡土地利 用等多方面的表现看，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基础等初始条件和“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起步期非常相似，甚至条件还要更为优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发展绩效上的重大差异？《无食我黍》将提出，1980年代末期构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关键节点，引发了体制内各种力量的相对变化，并加大了后来推动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启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而且伴随1990年代前中期开启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以及20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逐步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集权型、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为之后二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创造了条件，但这个体制也逐步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整体性的挑战。

《无食我黍》将提出一个所谓的“三二一”分析框架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式：首先，中国现有经济体制表现为“三领域行政性垄断”，即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分别在金融部门、制造业上游和非金融高端服务业，及城市商住用地三个领域保持着行政性垄断；其次，还出现了国内、国际“两层次逐底竞争”，即地方政府通过压低环保、劳工保护和工业用地价格推动了招商引资的“国内逐底式竞争”，而中央政府则通过 压制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助推了出口导向的“国际逐底式竞争”；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有力支持了“一类市场化竞争”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各级政府取得税收收入，为上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地方土地储备部门抽取高额的垄断租金创造了条件。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图源：新华社）

虽然这个发展模式确实带来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全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同时引发了因不满强制性征地和放松劳工、环境管制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人民币超发，城市土地利用出现扭曲，商住与工业用地间的价差不断扩大，资产泡沫与地方债务不断累积，国际贸易冲突日益增加等问题。

这个“三二一”的分析框架将表明，未来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通过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城市低收入人口的生活和居住成本。与此同时，切实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推动提高征地成本和集约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的城乡土地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改革和保护劳工、环境的社会与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才能最终跳出“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以一个全面、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由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造就了一个相当强大、且有自我强化倾向的利益格局，中国要实现全面、良性市场化转型的难度相当之大。即使既有利益格局中的各参与方，比如为招商引资而进行“逐底式”竞争的地方政府，都已看到了这个博弈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但任何一方都缺乏积极性，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跳出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有效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但在设计深化改革的方案时，既要确保改革的方向正确，又要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更要精确把握政策的力度：改革方向错了会满盘皆输，而突破口选不准将难以实现前后改革和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力，政策力度不足难以扭转局面，力度过大又可能反受其害。

总之，三部曲将努力给出中国过去70年转型发展的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立论是，基于国际比较和对中国过去70年不同阶段典型事实的分析，不仅存在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依次出现了具有前后延续性、但参照系有所改变的多个“中国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一个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有很大相似性，但因资源禀赋不同、政经互动模式有别而又有所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中国模式”；而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东欧国家在相应阶段遭遇过的相似挑战，仍然出现了一个“转轨路径及增长绩效都呈现重大差别的“经济转型的中国模式”；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逐步演化出了一个与传统“东亚发展型经济体”有诸多相似性，但仍存在多方面结构性差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基于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三部曲将对中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动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建立一个考察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三组关系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阶段相应“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 运行机制、演化路径和发展绩效，系统评估国家和社会两组力量互动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多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这里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是指关键历史节点和初始制度(或初始政经均衡）微小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引致既有政治经济博弈均衡的漂移，并引发其后迥异的转型发展路径。

“中国模式”之辩

要讨论中国的转型发展模式，就不得不涉及国内和国际学术界近年围绕“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出现的巨大争议。

任何研究中国转型发展的学者都很容易发现，现有的学术讨论中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干脆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种则试图找到中国独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改革时期的变化，尤其是解释中国过去40年转型中出现的高经济增长。

无论是学术界、思想界，还是大众媒体，乃至政府部门，对“中国模式”的提法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都有巨大的争议。支持论者认为，存在一个值得研究也可被其他后发国家借鉴的“中国模式”，并为现有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别样发展路径。

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立论出发，不少学者开始寻求各种可能引发中国转型期高增长的特殊性制度安排。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中充满了对中国特有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体制安排的搜寻。

有学者认为，1980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转型早期的高速增长，更有一些学者将此观点扩展到整个改革时期， 认为中国过去40年一直存在的“分权型经济管理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率为主要指标，自上而下且层层加码的“地方主官考核和提拔体制”，从而，对地方官员来说，不仅有财政激励，更有很强 的政治激励去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取得了不同凡响的转型业绩。近年来，这两种观点开始合流，并提出，“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是转型期中国实现高增长的特有制度组合。

与以上支持“中国模式”的观点相反，有不少论者从根本上反对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在这些否认者看来，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恰恰是因为政府和国企不断退出各个领域，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不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是拥抱市场和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场资本主义的试验。尽管当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情势黯淡，但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资本主义的确改变了中国。虽然中国政府确实打造了国家冠军企业，兴建了基础设施，并能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经济下滑时做出迅速的反应，但在问责、透明度以及法治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在相当时间内，仍面临着严重寻租、任人唯亲、裙带主义、社会不公、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之类的困境。

他们还提出，如果说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很多隐患和挑战，恰恰是市场机制还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国有企业仍在一些部门保持垄断并发挥不当作用的结果。甚至一些论者还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改革在实效层面有所成功，但顺利推动全面转型的风险却日益增大。

更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治理实践尚不足以称为“模式”，而只能归纳为一种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反应性理政”，更进一步给出否定“中国模式”存在的几个“标准化”理由，即某个体制要被称为一种“模式”，必须满足如下四个方面的标准：(1) 模式应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2) 一种模式应跟其他模式不同，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3) 模式一旦确立后便能够被他人所模仿，即具有“扩散性”；(4) 模式应不仅被实行主体承认，还应该被他人认可。

首先，中国的治理模式并没有趋于稳定，体制的变化反而是常态，不断有之前倍受肯定的政策后来又被否定；其次，迄今为止中国取得的进步，与其说是独特的，不如说是因学习市场化而取得的进步。即使非要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由国家主导经济，所谓“发展型国家”，但也早就有1980年代“东亚模式”的先例，中国不能算是例外。而且，如果说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体制是中国模式的 特点，则又有新加坡模式的先例，因此也很难说是中国的独创。总之，如果某个模式的特点既不清楚，也不稳定，就更谈不上可以被模仿以及“被他人认可”。

由上述可以看到，各方就“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有着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且都给出了似乎言之成理的论辩。但实际上，这些观点经不起推敲，并没有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扎实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来考察中国转型发展不同阶段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机制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最终大多沦为政治立场乃至意识形态的争论。

在观察中国的转型发展时，那些同意中国政府在过去4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论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甚至有部分论者认为，“中国模式”可以为他国所借鉴。而那些对中国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作用评价不高的论者，则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因此，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多少都存在着以先验价值判断甚至是意识形态站队来决定立场的问题，这都不是学术讨论应该采取的态度。

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国民经济的不同领域，政府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也是此消彼长、彼长此消地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鼓吹“中国模式”，也有失客观，容易使人忽视中国经济、社会乃至国家治理在过去40年经历的曲折和低潮，从而盲目乐观而无法清醒地认识经济和社会仍隐含较大风险的客观现实，更会忽视中国制度转型仍在进行时，迄今并没有全面实现。

与此同时，因为不认可中国政府在转型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就从根本上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在概念和逻辑上则缺乏必要的严谨性。对此，我们不妨以前述判别某个治理或发展模式是否存在的四个标准来说明。

首先来看“要称为模式，必须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的说法。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经济体，更不用说在转型中寻求发展的中国，其制度的稳定性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尤其是对转型国家而言，大都面临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和再造，此外还有国家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转型，这当然就很难谈得上“制度化的稳定性”。但也不能就此断言不存在一个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

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是：在不同的转型经济体中，改革的初始条件、关键历史节点、关键历史人物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同塑造了各国不同的转型发展路径，并带来了不同的转型发展模式和迥异的发展绩效。因此，需要研究这些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节点如何互动，考察国际、国内环境怎样引发了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出现的各种冲击，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转型模式和发展绩效，而不应该对“模式”做一个非常机械和静态的定义。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制度化的稳定性”概念本身的价值，因为它恰恰涉及部分“中国模式”存在论者的一个立论基础，即转型中国存在的一些特殊的，甚至是独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转型期业绩突出增长的关键所在。

虽然我支持“中国模式”的提法，还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存在参照系有别、但前后紧密关联 的多个“中国模式”，但却反对通过寻找某种特定的、中国独有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的转型发展路径和业绩。实际上，现有文献中较为流行的“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首先假定存在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地方财政体制或地方主官考核提拔体制，再因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地方政府（或地方主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和持续的高增长。

但如果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的历史缘起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更深入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献讨论的各类特殊制度安排，无论是财政体制(1980 年代的“财政承包制”和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还是“地方官员考核体制”（包括地方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考核”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责任制考核”），在转型期都是不稳定的，甚至还发生过重大的调整，而且这些特定制度安排的出现及其变化恰恰内生于中国整体转型发展的过程，内生于一些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应该被解释，也完全可以被一些更根本因素解释的现象。但上述理 论却用这些内生的、不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释中国转型阶段的高增长，自然就很容易出现归因谬误，甚至是因果倒置的问题。

更进一步来看，用特殊制度安排解释中国增长的理论基础，是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决定发展”理论。但是，对“制度决定发展”理论的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是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有助于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的繁荣。

但是，“制度决定发展”理论根本没有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一些后发经济体而言，完全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在只学习先发国家技术和部分(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这个短期乃至中期的高增长并不依赖某种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安排，尤其是当这些特定的体制安排本身都不稳定的时候，贸然归因可能会漏洞百出。

此时，抓住更底层的因素及其带来的结构性变化，研究社会中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如何受到国内、国际因素以及一些偶然、非偶然事件的影响，考察这些互动如何塑造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特定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含义，才是一个更明智的研究进路。换句话说，研究转型发展的重大现象时，最重要的是“问对研究问题”，而不是根据现有文献 的主流理论来提出研究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个目前只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转型发展国家，机械地套用“制度决定论”，不仅无法揭示过去 40 余年高增长的关键所在，还会带来对现有模式运作机制及其内在矛盾的错误理解。

再回到前面关于“制度化的稳定性”作为模式存在前提的讨论。显然，转型中的体制不稳定并不成为断言某种特定模式不存在的充分理由，在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时，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把经济转型比喻为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那么从此岸到彼岸完全可能存在多种 不同的路径，有些路径甚至可能还到不了终点。既然制度变迁的路径受到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互动的影响，那么不同的互动效果及其后的演化路径就可能对应着不同的转型发展模式。究其本质来看，主流经济学对“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的区分，即使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说明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转型发展路径，或者说存在不同的经济转型模式。

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上述说法过于泛化地定义了“模式”，中国和苏联最多可以说存在转型路径的差别，而不应该称之为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或“苏联模式”。

然而，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中苏转型的不同路径。如果首先就否认“转型路径”或“转型模式”，就很容易阻碍对转型国家一般性及特殊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更不用说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换句话说，简单否认无助于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甚至还可能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懒惰，很容易造成在转型研究上只看“彼岸”有什么进而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简单化态度，最终阻碍对重大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入研究。

更进一步，如果观察上世纪末之后中国逐步建立的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将发现，中国的主要经济体制安排近年来已趋于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固化，进而使全面市场化转型举步维艰。那么，这种日益成型的经济体制是否可以被称为一种“模式”呢？

再来审视关于“模式”是否存在的第二条判别标准，即某个特定“模式”应该和其他“模式”不同，需要具备独特性或差异性，而中国的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早有 1980 年代“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和现代化导向的“新加坡威权模式”的先例，因此“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应该追问的是，中国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和“新加坡威权模式”的简单加总吗？且不说“贤能选拔的威权体制”这个说法是否充分刻画了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和新加坡的官员选拔模式是一样的吗？虽然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干预方式有一定相似之处，难道不存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的重大差别吗?

如果对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用缺乏独特性和差异性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就自然没有说服力。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有足够的理解吗? 对中国的发展和治理模式本身又有足够的理解吗？再来看关于“模式”是否存在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判别标准，即成为一种“模式”必须能被他国模仿和被别人认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模式”就一定要能被他国模仿，还要被别人认可？这显然是把“模式”误解成了“模范”，用价值判断替代了事实判断。

正确的态度是首先把“模式”当成一个中性词，先“实然”地分析特定初始条件和关键历史事件二者间的互动如何诱发了特定的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仔细辨析各种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背后的结构性机制和偶然性因素。在没有对重大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发展逻辑深入研究之前，就对某种“模式”展开价值判断，或者因为不支持就直接否定其存在，和简单肯定某种模式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2022年初山东省青岛市的一个港口（图源：美联社）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界在转型发展研究上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文献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更没有提出和建立简洁且有足够解释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基于扎实的理论构建、实证研究和国际国内的比较分析，对不同参照系下不同阶段的中国转型发展模式进行全面刻画，深入研究各时期相应模式的产生背景和运行机制，厘清不同时期模式前后转换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学术挑战，更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转型发展及其不同模式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者不仅需要对既有框架的洞见和谬误在理论、实证层面进行清理和重估，还需要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重设中国转型发展研究乃至转型发展一般研究的议程。

如果理论本身就是贫困的，而且对本国和他国现实世界的观察严重不足，还受到先验概念和思维框架的约束，我们就很难真正了解真实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也就不可能提出重要的研究问题，更不用说在研究基础上预测和提出未来变化的可能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潜在思路。

我设想的读者，是关心中国转型发展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还有城乡发展、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及更新领域的相关工作人员。当然，我更期望可以抵达更广泛的读者，也就是关心中国前途的所有人。

作者陶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2002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2007年，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他的研究专注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多个相关领域，包括转型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和户籍改革、官员社会政治网络与地方发展、地方治理及公共财政等。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目前正在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20年和2021年，陶然教授连续入选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的中国高引用学者（Chinese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理论经济学”领域类榜单，并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户籍、土地、住房改革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影响。

网址：转型发展的“中国模式”之问 https://mxgxt.com/news/view/21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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