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齐直播挨骂背后：运动员退役只能“带货”或失业？

发布时间：2026-03-29 14:51

2026年初的某个夜晚，奥运跳水冠军张家齐的直播间里，灯光有些刺眼。镜头前的她，不像在十米跳台上那般从容自若，而是语速急促，眼神偶尔躲闪，介绍护肤品时磕磕绊绊。最高在线观看人数2000余人，后来一路跌至几百。这本是一场生涩的转型尝试，却迅速演变成一场舆论海啸。“天才陨落”“急于捞金”“忘本”……这些标签如同冰雹，砸向这个刚刚在2025年11月退役的21岁女孩。

面对汹涌的质疑，张家齐没有回避。她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需要生活啊。”她说，直播是现在非常主流的行业，自己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那些言论是别人给我上的枷锁，我自己没做错。”她将经济独立视为女性最大的自由，直言想和所有普通女孩一样，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掌控人生的主导权。

一时间，舆论场泾渭分明。支持者认为，奥运冠军也是普通人，退役后凭合法劳动谋生天经地义；反对者则惋惜，冠军的“羽毛”不应消耗在直播间，而应从事更“体面”、更能传递体育精神的职业。

然而，当争论的焦点被简单化为“该不该带货”的道德选择题时，我们恰恰忽略了真正沉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顶尖运动员，退役后的“体面出路”在舆论场中，似乎被窄化成了“直播带货”与“挨骂”的二选一？这场裹挟着同情、不解与严苛审视的争议，照出的不仅是张家齐个人的转型之困，更是整个中国体育人才在走下领奖台后，普遍面临的生存迷思。

光环之下，生存之上：被二元争议掩盖的残酷现实

张家齐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如此撕裂的讨论，本质上源于两套话语体系的激烈碰撞。

一套是寄托在“奥运冠军”标签上的社会期待。在许多人的认知里，这个称谓承载着国家荣誉与榜样形象，它被赋予了某种“纯洁性”，意味着奉献、拼搏，似乎天然应与商业保持距离。冠军，尤其是像张家齐这样在17岁就为国摘金的少女冠军，更像是一个被符号化的“国家英雄”，她的退役不应是“陨落”，而应是走向另一种“神圣”的岗位，比如教练、体制内管理者，继续在体育的圣殿里发光发热。

另一套则是与“直播带货”紧密捆绑的社会污名。尽管“直播销售员”早已是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证的新职业，但在部分观念中，它仍与“捞快钱”、“消耗信誉”、“不务正业”挂钩。当“国家英雄”的符号与“带货网红”的标签重叠，巨大的认知落差便引爆了争议。人们争论的是她“该不该”做，却鲜少追问，她“为何”只能先做这个。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巧妙地将一个复杂的职业发展与社会结构性问题，简化为一则可供全民评判的道德寓言。我们热衷于争论她的选择是否“掉价”，是否“辜负”了培养，却选择性忽视了她作为“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与转型现实。

张家齐的困境，是中国每年数千名退役运动员困境的缩影。竞技体育的黄金期极为短暂，特别是女子跳台项目，因“发育关”等自然规律，许多选手的巅峰期转瞬即逝。21岁的张家齐退役，并非个案。运动员长期处于封闭的训练体系中，与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她坦言，退役后连办理身份证、预约课程等基础事务都需要从头学起，甚至一度陷入“社恐”的惶恐。

而在职业通道上，传统路径异常狭窄。进入体制内担任教练或行政岗位，不仅名额有限，且竞争激烈，往往只有极少数顶尖中的顶尖才能获得。更现实的是，长期的专业化训练可能导致技能与社会通用需求的部分错位。国家体育总局等六部门虽然曾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但现实中，大量运动员面临着“后路在哪”的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自带流量、变现相对直接、门槛看似较低的直播电商，便成了许多运动员眼中可见且可行的“生存选择”之一。这并非理想选择，甚至对许多人而言是充满惶恐的无奈尝试，但它至少提供了一条能够“养活自己”的路径。张家齐首月几场直播销售额约在25万至50万元之间，远非外界臆测的暴利，更像是新人在陌生领域的蹒跚学步。那句“我也需要生活”，是褪去光环后，一个年轻女孩对生存尊严最直白的诉求。

镜鉴与困局：国内外的生存土壤有何不同

张家齐并非孤例。近年来，从张继科带货乒乓球周边，到孙杨、惠若琪等现役或退役体育明星尝试综艺、直播，运动员“跨界”探索新赛道的现象已不鲜见。这些探索呈现两种叙事：一是个人积极拥抱时代变化，在赛场外开拓新天地；二是在主业之外的选择匮乏中，努力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将视线转向国际，特别是体育产业成熟的欧美国家，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图谱则显得多元而丰满。除了常见的教练、球队管理工作，许多人转型为专业的体育经纪人、媒体评论员，或与品牌进行深度合作，成为形象大使甚至合作伙伴。更有人凭借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创办体育相关企业，或投身公益，延续体育精神的社会价值。

这背后是支撑体系的根本差异。成熟的职业体育联盟、完善的体育经纪人制度、大学体育与职业体育间的顺畅衔接，以及社会对体育产业多元化角色的广泛认可，共同编织了一张足够宽大的“安全网”与“机会网”。运动员的“后职业生涯”被视为其个人发展与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需要被“安置”的包袱。

反观国内，虽然体育产业正蓬勃发展，但在“后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开发与支持环节，生态仍显薄弱。产业的广度与深度尚不足以创造出足够多元且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体面”岗位，来吸纳大量退役的专业人才。这导致许多运动员的转型，更像是一场缺少系统性支持的“个人冒险”。武大靖退役后受聘吉林大学教授，苏炳添在暨南大学组建速度研究中心，王濛创办体育MCN机构帮助退役同行，这些都是宝贵的成功探索，但能走上这条路的，仍是凤毛麟角。

山东省在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明确要求各输送市招聘安置比例不低于50%，提高自主择业经济补偿至人均超45万元，并开展系统职业培训。这些努力难能可贵，却也折射出全国范围内，从“个案突破”到“普遍保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超越骂与捧：我们如何构建更友善的生存土壤？

要解开这道生存迷思，需要超越简单的“捧”与“骂”，从社会观念、体系建设与个体赋能三个层面共同破题。

首先，必须打破关于“体面工作”的刻板印象与对公众人物的道德绑架。劳动的价值在于其本身，任何合法合规、凭本事与汗水谋生的工作都应获得平等的尊重。将职业粗暴分为三六九等，认为“带货”低于“执教”，本质是一种落后的职业偏见。同时，公众人物，哪怕是奥运冠军，首先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的价值不应被永久绑定在某一块金牌或某一个高光时刻。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包括尝试、犯错、转型。社会应给予的是基于理解的建议，而非基于预设的道德审判。

其次，对于运动员个体而言，在现有环境下，更需要主动进行长远规划。利用在役时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学习、通用技能储备和个人品牌建设，为“人生下半场”提前铺路。张家齐在直播之余，也在学习英语备考国际跳水裁判资格，探索赛事解说、运动康复等方向，这便是积极的自我探索。

更为关键的是，整个体育行业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需要提速。这需要多方协同：

在前端，将职业规划教育、心理辅导和通用技能培训（如媒体素养、基础财务知识）嵌入运动员的培养过程，变“退役时茫然”为“进程中储备”。

在中端，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更要拓展体育管理、体育营销、体育科技、运动康复、赛事运营、体育文创等广阔领域，创造能够承接专业人才的多元化、高质量就业岗位。

在后端，完善退役运动员转型支持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已推出“体育人才就业创业服务平台”，邓亚萍等人也发起了支持退役女运动员再就业的项目。未来需要更系统化的职业介绍、技能再培训、创业孵化与资金扶持，为运动员从赛场到社会的过渡，架设一座更平稳、更宽阔的桥梁。

最后，对于我们每一个旁观者——公众而言，保持一份理性与共情至关重要。在标签化日益严重的社会里，理解每个人（包括那些曾站在顶峰的名人）都可能面临职业转型的阵痛与身份重塑的迷茫。用更包容的眼光看待不同的职业选择，不轻易以“神圣”或“堕落”来定义他人的人生转向，这不仅是在营造一个对运动员更友善的舆论环境，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种种变化，预备一份宽容。

从个案到普遍：我们共同的生存考题

张家齐的“劳动宣言”，如同一面棱镜。它折射出的，远不止一位奥运冠军的转型之困。它照见了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每个个体都可能遭遇的挑战：如何挣脱外界赋予的标签定义，如何在光环褪去后重新找到自己的坐标，如何在一片或许不那么友好的舆论场中，捍卫自己靠劳动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尊严。

职业的尊严，从不在于标签是否光鲜亮丽，而在于能否拥有选择的自主权，能否脚踏实地地依靠自己的才智与汗水，赢得有保障、有发展、被尊重的生活。从十米跳台到几寸屏幕，张家齐迈出的这一步，或许生涩，或许充满争议，但它至少是一次勇敢的“着陆尝试”。

当我们在讨论张家齐时，我们真正在讨论什么？是一个关于人才价值如何延续的课题，是一个关于社会观念如何进步的叩问，更是一个关乎我们所有人——当身份转换、当赛道更迭、当需要重新证明自己时，能否被温柔以待的生存预演。

你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为这些曾为国家荣誉拼搏的运动员的“后半生”，搭建一个怎样的支持生态？或者，如果由你来规划，你会为退役运动员设计一条怎样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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