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指偷拍、跟踪、追逐明星、名人私生活并专门报导内幕、隐私等的娱乐记者。
这种职业在1958年意大利首次出现。香港人把意大利文“Paparazzi”改为了“Puppy”（小狗的意思），一方面是因为读音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会把跟踪目标盯得很紧，像狗追着人一样，之后便有了狗仔一词。
狗仔是娱乐产业发展到兴盛阶段的产物，是娱乐市场需求的衍生品。“狗仔文化”则是信息爆炸时代媒体、明星、大众的三方博弈的产物。
香港“狗仔文化”从被引进、兴起到移师台湾发扬光大不过十年，它之所以能把娱乐圈弄得天翻地覆，重要的一点便是让生活苦闷的大众既得到出气孔，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庞大权利———任何光鲜亮丽的明星艺人都和我们没有两样，表面者如挖鼻孔、出洋相；更深层的则是有着各种情欲弱点，轻则劈腿、重则婚外情，总之不可告人。
业内⼈⼠都知道流量就是⾦钱！爆料明星绯闻，吸引热度，流量。尤其是当红明星的猛料，类似当红明星、大腕导演被爆出轨之类的⼤型事件，这类话题的热门程度，能吸引相当程度的流量，狗仔在全国⽹民前重重地刷了⼀次次的存在感。
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大众对娱乐的强烈需求催使娱乐新闻及其供应野蛮生长，狗仔人员队伍日益壮大。狗仔文化，与人们对于名人八卦的猎奇欲望须臾不可分离。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握有麦克风，人人围观也被围观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狗仔文化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利弊。
从法律上来看，以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到底能否构成新闻侵权，我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娱乐圈的纪检委”作用的狗仔，的确对明星艺人的戏外人设，私德言行起到监督与威慑作用。如果没有狗仔的存在，普通人又接触不到明星，那明星就会为所欲为，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同时，人们之所以不待见狗仔，无非是对鸡零狗碎、男盗女娼之事无底线的追踪，以迎合大多数人窥私的癖好，目的是赚取高额的收益。人们更担心：这种“狗仔文化”若长期发展下去，将会传播下仇恨、泄愤、虚伪、敲诈等肮脏的种子。
娱乐记者，简称娱记，则是指报道文化娱乐新闻的记者，他们通常出现在明星出现的公开场合，如电影节、片场、发布会，大多采取的是面对面采访的形式。
从内容上讲，狗仔的报道以明星隐私及不为常人所知的生活为主，而娱乐记者的新闻主要报道明星动态消息，比如发新碟、出唱片、拍广告、参加慈善活动等，也兼有对于明星绯闻、丑闻等负面新闻的采访报道；另外，更要肩负追踪娱乐产业走向的任务。当然，有的娱乐记者和狗仔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泾渭分明，有时双方关系是亦敌亦友。
但狗仔就是狗仔，再怎么敬业也成不了记者。狗仔不能和报道娱乐新闻的记者划等号，混为一谈。敏锐地发现事实，忠实地报道事实，把真相告诉世界，把公平撒播人间，在全社会弘扬正义，这才是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担负的责任。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需要对文化行业关注、熟悉、深入、担当的记者，对娱乐行业及其从业者进行弘扬与鞭策，鼓励与监督。他们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是真善美的眼睛，是假恶丑的鞭挞者。
娱记是有职业资格、操守和道德底线的跑娱乐口的记者，不是贬称。娱记应该借鉴狗仔的工作方式和吃苦精神，但不能和狗仔一样，为了出名和赚钱不择手段，尤其是踩法律的红线。
事实上明星名流与传播媒体之间原本是共生互惠的关系，但“狗仔队”的出现，专门以窥探隐私，八卦炒作却制造了两者间的紧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机就是无处不在的自媒体，这就对娱记的专业素质是一个挑战。
文艺圈要风清气正，文艺工作者要做到德艺双馨，需要行业自律和全社会的监督，娱记的作用当然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