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阿爆步闫学晶后尘！俩人犯了同一个错误，原来杨幂6年前就提醒过

发布时间：2026-01-21 12:46

600万粉丝的网红阿爆可能没想到，自己一次普通的情绪宣泄——在视频里哭诉孤独，会引发如此剧烈的舆论海啸。她更不会想到，这一幕与六年前杨幂对张大大说的那番话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你往楼下看看，每个人都很辛苦，送外卖的不辛苦吗？你凭什么要求别人了解你的辛苦？ ”

阿爆的遭遇并非孤例。就在不久前，演员闫学晶也因为直播中心疼儿子“一年只能赚几十万”而遭到群嘲。两位公众人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却犯了同一个错误——在比他们过得差得多的人面前哭诉自己的“不容易”。

2026年1月，阿爆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哭泣视频，配文表达自己的孤独感。 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却成了她网红生涯的转折点。评论区迅速被嘲讽声淹没：“如果我能和你的余额一样多，我实在想不到我的泪水要从哪里流出来”“赚钱了就嘻嘻哈哈，赚少了就出来虐粉”。

阿爆迅速删除视频并短暂将账号设为私密，但舆论风暴已经形成。这位以搞笑、抽象内容走红的海南网红，其“开心果”形象在那一刻崩塌了。路人缘急剧下滑，昔日追捧她的粉丝们感到被背叛。

类似的剧情在闫学晶身上已经上演过一遍。她在直播中为儿子的收入状况担忧时，忽略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年收入还达不到几十万这个事实。网友很快计算出，闫学晶身穿万元外套，佩戴七万元手表，在北京拥有178平米的豪宅。

网络“卖惨”早已不是个别现象。 在“凉山孟阳”案例中，一个拥有386万粉丝的网红编造了“父母双亡却坚强生活”的虚假人设，销售所谓“大凉山原生态农特产品”。 事后调查发现，这背后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从前端打造人设、孵化网红，到中端内容编撰、剧情拍摄，再到后端农产品供应和流量变现。

这个团伙通过摆拍、话术打造悲惨身世，然后以“助农”为噱头，低价购入非凉山农副产品，贴上“大凉山”标签销售。最终，该案有8人因虚假广告罪被判刑，其非法牟利超过1000万元。

类似的“卖惨”戏码在不同地方反复上演。 2024年，网红“小小努力生活”通过编造“自幼被抛弃、养母精神失常”的虚假身世，摆拍各种悲惨画面，累计吸粉112.8万。她在2025年9月的一次直播中被警方当场抓获。

与其他明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幂的态度。 2020年接受张大大采访时，她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你往楼下看看，每个人都很辛苦，送外卖的不辛苦吗？摄影师不辛苦吗？你凭什么要求别人了解你的辛苦？ ”

这种清醒认知贯穿了杨幂的职业生涯。 当有人心疼女明星冬天走红毯还要穿裙子时，她直接回应：“不必心疼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保暖”，并强调“赚这份钱就谈不上辛苦”。

杨幂的清醒与阿爆、闫学晶形成鲜明对比。她深知公众人物的情绪表达需要边界感，更明白在普遍焦虑的社会环境下，高收入群体向普通人诉苦是多么不合时宜。

郑智化的事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2025年10月，他在微博描述自己在深圳机场“连滚带爬”的登机过程，指责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没人性”。然而现场监控显示，他是在两名工作人员搀扶下进入机舱的。

尽管郑智化随后道歉，承认“连滚带爬”是“一时气愤的遣词”，但事件已经发酵。 这个案例揭示了公众人物情绪表达的另一个维度：即使是合理的诉求，过度情绪化的表达也可能适得其反，使焦点从问题本身转移到表达方式上。

面对日益猖獗的“卖惨”现象，平台和监管部门也在行动。 2025年2月，抖音安全中心发布“关于打击‘虚假营销违法获利’等欺诈行为公告”，更新并发布了相关治理《新规》，明确禁止利用“虚假身份”“虚假内容”不当获利。

同时，快手也开展了“清朗·2025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处理违规内容7.1万条，处置违规账号4856个。这些措施旨在遏制制造冲突剧本、利用虚假话术等行为。

法律专家指出，“卖惨”行为可能违反多项法律法规。 如果通过虚构或夸大事实骗取财物，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用于商业目的，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误导消费者，则可能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汪小菲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情感表达边界模糊的另一种形态。他在得知前妻去世的假消息后，被拍到在机场痛哭、大雨中跪地。这种戏剧化的举动引发了对公众人物情感表达“真实性”的讨论。

心理学家指出，公众人物的情感表达往往难以摆脱“被凝视”的宿命。私人情绪被迫成为公共谈资，真实与表演的界限因而变得模糊。这种“表演性”未必是刻意伪装，更多是情感表达在舆论场中的异化。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李嘉格处理恋情的方式。她没有选择华丽的辞藻或刻意的煽情，而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平静地陈述事实。这种“反套路”的表达，在过度包装的舆论场中反而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阿爆和闫学晶的案例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关键在于共鸣的缺失。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基本生活奔波时，高收入群体的“孤独”和“几十万年收入不够花”的焦虑难以引发共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出：“消费者在决策过程当中，主要的一个考量因素是基于主播的卖惨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又是虚假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对消费者决策造成了一个实质性的虚假的宣传或者说是一个欺诈的行为。 ”

当今社会，人们普遍面临各种压力。当网红和明星们展示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却抱怨“不容易”时，这种表达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产生巨大断层。郑智化的案例表明，即使是合理的诉求，也需要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从杨幂的清醒到阿博的翻车，公众人物的情感表达似乎永远处在两难之间：完全真实可能过于平淡，过度表演又易被识破。在这个每一条微博、每一个短视频都可能被放大检视的时代，如何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表达点，成为所有公众人物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屏幕前后的真实生活差距越来越大，当精心编排的“真实”不断被拆穿，观众们开始变得更加敏锐和谨慎。他们可能还会被故事感动，但不再轻易付出信任。在这场关于真实与表演的博弈中，最终的裁判权永远掌握在每一个普通观众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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